卡帕1938年作品
译书如作苦役，感谢于杰兄秉烛枯坐之功，张嘉璈先生大作《通胀螺旋
——1939-1949
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付梓，一解近现代中国财政货币史爱好者的甘霖之盼。
抗战前后的国民政府，处境之艰难，局面之凶险，张嘉璈先生从财政和货币的角度做了专业且克制的全面解读。史料极其丰富，抗战前后中国财政、金融、经济数据之完整，同主题研究著作，未见望其项背者。张嘉璈先生任职央行行长并担任过中国银行总经理、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交通部长以及战后接收东北等特殊经历，更为其研究增添了厚重意味。
抗战前后的国民政府，究竟艰难到什么程度？
七七事变之前，国内军阀割据境内外反动势力林立暂且不表，自
1911
年共和制建立至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年年都是赤字。中央财政收入普遍被地方势力截留。内忧外患，军费负担无削减之可能。民国政府继承了清政府的巨额债务，
1934
年，未清偿债务折合
27
亿国币，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
435%
。
抗战全面年爆发之后，仅一年多的时间，日军就占领了中国
1/3
的国土，全部贸易港口和上海、广州、南京、杭州、北平等东部大型城市，意味着国民政府丧失了
40%
的农业产出以及
92%
的战前工业产能。举国抗敌，政府军事支出只可增不可减。积贫积弱的社会体系，残缺的低水平农业经济，印钞对抗工业强国成为本能，而货币体系无以为继，不需要太久。
通胀失控，财政巨额赤字，
1941
年，国民政府被迫恢复了已于
1436
年（明正统元年）终止的古老的实物地租。政府向农民增借田赋，维系了战时体系的基本生存，但抗战后内战再起，田赋没及时调整，导致国民政府在农民阶层彻底失去威望。
毛泽东概括二十世纪的中国：一穷二白。蒋公俭素到不饮酒不饮茶，但喝白水。疲弱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和压力，可见一般。个中凄苦，热衷陈年茅台和右岸
Ausone
的今人想是无从体会。
以弱对强，破败不堪的财政和货币系统走向崩溃，牺牲
2100
万军民，几乎是难以避免的沉重代价。抗战十余年，国民政府中枢未散，坚持到底，熬得惨胜，堪称奇迹。
多年前，拜谒一处抗战墓园，见被损毁的国军将士碑冢，曾想：牺牲无从避免，牺牲被后人无视，牺牲的意义何在？
较张嘉璈先生年少的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抗战时还是中国远征军的下级军官，他回顾半生的颠沛流离，如此总结：中国近现代变局之巨，创建现代国家之艰难，超过了一人一生的经验和想象。
研究国民政府的财政和货币困局，实为研究现代国家建设之困局。或说，抗战前后的国民政府，未曾有机会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
现代国家
”
。
张嘉璈先生归纳国民政府
“
没有合理的财政支出模式；公平的税收制度和国债融资能力
”
。战时的经济体量、质量和增速更是弱寡。
“
现代国家
”
之根本要素，全是空白。个人自由，公民责任，价值认同，对那时的中华民国太过遥远，也太过奢侈。
运行良好的全民教育及社会动员体系，完善的商品经济及产权登记，宪制司法，基本的交通能源等工业和军事基础设施，开明的选举及行政体系，以上所需之观念，制度，人才，抗战前后的国民政府，统统不具备。
改旗易帜多年，名曰亚洲第一共和国；强敌来犯，号称一致对外。可仔细想：没了皇帝，是不是就没了独裁专制？罚没地主豪商，是否换来了农工富裕和社会公平？一套天下为公的建国方略（时髦说辞是
“
宏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
”
？），是否足够贴近现实，有乂邦家？主和的老汪，主逃的老李，主战的老蒋，政见冲突时，如何定义谁的主张应该优先成为国策？谁的实力需要保全？谁的地盘必须玉碎？政治权力的来源是什么？外援和军火如何配给？这些问题，抗战前后的国民政府没有足够的时间，也缺乏基本的应对能力。回答得不好，亦不属意料之外。
“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
至于后来者回答得如何，勤劳智慧的数十亿人众置身其中，相信自有方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