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9日0时33分，阮可强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先生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核反应堆和核安全专家、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核集团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局核安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核安全与环境专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辐射防护》杂志副主编、中国核学会辐射防护分会副理事长、《核科学与工程》杂志主编、国家“863”计划能源领域第三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
先生不幸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一位好师长，是我国科学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
先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和他本人所倡导的“人简单了，就容易快乐”“踏实工作，从不挑活”“无论哪个时代，无论选择怎样的道路，都应该务实。只要潜心踏实地坚持往下走，都会有出路”的工作态度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先生和我们永别了，但他毕生献身科学事业的崇高精神永存！
在被选择中踏实前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阮可强口述实录
《中国核工业》杂志 叶娟｜文
一生中唯一一次主动选择
我高中毕业填报大学志愿是1950年。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学生报考学校有两个思路：一个是报考东北老解放区的哈工大、大连工学院；另一个就是报考传统的清华、北大。当时社会上流行报考的专业也有两个：一个是航空系，另一个就是机械系。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我们国家解放后需要建设，机械很重要。我报国心切，就填报了哈工大的机械系和清华大学的机械系。高考后，哈工大先发榜，我是机械系第一名。不久，清华也发榜了，我是第六名。我选择了清华大学的机械系。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主动选择。这之后，我所有的选择都是被选择。在清华大学上了一年之后通知我去苏联留学；我在苏联留学7年回国后被分配到二机部；不久部里又派我到苏联改行学习反应堆；回来后在二机部大楼里工作了五年，然后到原子能院工作一直到现在。
1956年，我从苏联毕业回国，在清华遇到了何东昌先生。他找我到家里聊天，希望我能回母校任教。只是二机部当时已经决定了让我到部里工作，如果当时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想我会选择回清华当老师。
我们这代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思想单一，听从组织的安排，无怨无悔、踏实工作。从1956年到现在，57年过去了，我一直都没有离开核工业。就是在事业的低潮期，最困惑的那几年，我也会坚持等待。我心里一直有信念，相信国家必然会大力发展核事业。自己也一直明白这辈子我就跟核事业结缘了，不会再去做别的。一路走来，我仍觉得核工业对我们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一个国家核武器的成功研制和核能的发展决定着其大国、强国的国际地位。所以对于这次的被选择，我不仅无悔而且还觉得很幸运。
人简单了，就容易快乐
前几年，浙江省政府组织宁波籍贯院士回家乡看一看，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我回到了我的老家慈溪县。我已经50多年没有回去了，这次回去，家乡有很大的变化。不曾想，还遇见了当年的一位邻居大姐，一下子就把我带回了那段简单、质朴、温暖的岁月。
我出生在上海。1942年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我们全家从上海逃到老家慈溪。1942年至1945年，我在老家度过了我的小学和初中时代。那个时候，上学交的不是学费，要交粮食。中学离家里也很远，需要经过一条河。当时就是这位邻居大姐的丈夫划船带着粮食送我去学校。那时是抗战时期，大家生活都很压抑，但我的记忆里也有很快乐的事情。每到春天，田野里满是紫云英，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游杜湖、白洋湖。小船在芦苇里穿来穿去，湖水清澈，可见鱼游。我们在河里摸鱼、抓菱角吃。人的童年总是很难忘的。
1945年夏季，抗战胜利，我们从家乡返回上海，为了赶上开学的日期，母亲决定乘私人的海船回上海。这是一次有风险的航程，海上船颠簸得很厉害，大家都吐了，好几天没怎么吃东西。回上海后，我进入上海敬业中学继续中学的学业。敬业中学是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学校，早年叫敬业学堂，教学质量很好。我至今还怀念高中时的数学老师王松龄。王老师教几何，在黑板上用手一比划，随手就画出一个圆，很圆很圆的。中学教育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50年敬业中学毕业后，我考取了清华大学机械系。
进入清华大学后，对于我这样一个穷学生来讲，一下子进到了这么好的大学，有那么多的名师，还有那么好的图书馆，唯一的想法就是好好学习，拼命吸收知识。我在清华读书一年，只进过两次城。一次是国庆学生们游行，乘大车到西直门；一次是学校为抗美援朝捐的东西，由数学系的一位老师和我负责保管，我们进城里典当铺里问价钱。那两次进到城里，我都很开心。虽然我在清华只读了一年书就去苏联留学了，但清华大学的名师和校训对我影响至今。
在清华大学机械系上了一年之后，系里从整个年级3个班100多人中，选了两名同学去苏联留学。其中一名就是我，当时听到特别高兴。我事前都不知道，也没有参加考试。系里通知我第二天去北大集合。去苏联前，给我们留学生每人发了五件套。两个皮箱子、一件狐皮大衣、一顶皮帽子、一双靴子、两身西服。当时觉得一个小毛孩子有狐皮大衣穿，高兴得不得了。
人简单了，就容易快乐。学习、工作中这样，生活也是这样。生活当中，我夫人对我的工作一直很支持。我在原子能院工作，家在市里。家里和孩子都是由夫人来操心的。当然礼拜天回家我也会做家务。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家务活就是搬蜂窝煤。上世纪80年代，送煤的工人会把煤块运到楼门口，我家住在6楼，我和夫人就想法子制作一个吊篮把煤块运上去。后来人家不送了，要自己到煤店去运，我和夫人又想法子，给木箱子安了4个轮子，先把煤块运到楼前，再用吊篮运上楼去。回头再想这些，心里就感到快乐、温暖。
我只有一个男孩。他的成长我没有操太多心，都是由夫人负责。我觉得我这个父亲做得比较差，心里有愧疚。跟儿子一起最快乐的事情是到了礼拜天我带着他去地坛公园放风筝。现在孩子在加拿大，在我心里，他就像那只风筝。
我今年已经80岁了，很多人觉得我不像80岁。问我有没有保养秘诀，我想了想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健走。我在原子能院工作这么多年来，从北区到南区一直保持步行。刚开始是因为家里穷，弟妹又多。我每月的工资除了自己的生活费以外都寄回给家里。没有钱买自行车就步行。后来有钱了以后，发现慢慢已经习惯了步行，也就一直坚持了下来。一直到今天，我有机会就走路，对身体很好。
踏实工作，从不挑活
我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里。
父亲是一名职员，母亲是家庭妇女。走上科研这条道路，并不是受到父母的影响。父亲对我的要求是要做一个正派的人。母亲对我的影响就是与人为善。家里有5个孩子，只有父亲一个人挣钱养家，生活很清苦。但母亲对这个家庭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无论再苦她都坚持让孩子们上学。我是大哥，要为弟妹们做榜样。我深知家里穷，社会上那些热闹、花哨的东西都与我无关。我只管单纯、踏实地埋头学习。中学的时候，上海最有名的电影院是南京路上的大光明电影院，我在上海那么多年，一次都没有进那里去看过电影。1950年，我考上进清华，当时中学班里只有两名同学考进清华。后来，我的妹妹考上了北大，一个弟弟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另一个弟弟考上复旦，我想父母是很欣慰的。
没有背景，就得靠自己。在工作中，我也是一个思想专一、踏实工作的人，从来不挑活。
1958年4月我从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毕业回国，分配到二机部二局任工程师。刚到部里的时候，因当时国家原子能工业刚刚起步，工厂处于建设阶段，领导要我到原子能所参加实际工作，锻炼一下。
我在短短的几年内，在莫斯科动力学院高水平导师的指导下做了高温气冷堆的毕业设计，一回国就参加了重水堆的临界起动，随后做了石墨水堆设计的消化吸收工作，参加了潜艇压水堆的概念设计工作。一个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触、实践了四种反应堆，的确是很大的锻炼，由此积累的反应堆知识，对我的业务成长有非常大的帮助，为我此后的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回顾这段经历，我深深体会到，只有在国家发展核工业的大背景下个人才能获得这么好的成长机遇，没有这样的机遇，个人成长要慢得多。
在临界安全小组的日子
第一批核燃料工厂投产运行前，临界安全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当时，苏联专家已经走了，工厂只建了一部分，留下“半生不熟”的局面，临界安全是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之一。为此，必须从头到尾全面弄清楚问题，独立地在临界安全上作出结论。当时的要求是万无一失。刘杰部长极其重视临界安全问题，亲自抓这件事，钱三强副部长具体抓临界安全工作的安排和落实。钱副部长把解决临界安全问题的任务交给了原子能研究所。原子能所当时集中了最强的堆物理方面的力量，成立了临界安全小组，彭恒武任组长，黄祖洽为副组长，还有反应堆物理实验室的一批青年科技骨干，着手解决临界安全问题。我有幸被指定参加这项工作，并担任临界安全小组的秘书。
工作是困难的，苏联专家走后留下的资料很少。从国外文献获得的资料也不多，特别是结合工程实际的数据几乎没有。当时也没有做临界实验的条件。只能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夜以继日地拼命干。第一批核燃料工厂启动前，部里要求彭所长（当时彭恒武先生是原子能所的副所长）带领临界安全小组到现场审查。刘杰部长告诫大家说：“我们绝对不能是跃进号。”此前不久，我国第一艘万吨轮“跃进号”建造成功，首航从青岛出发去日本，发生触礁。首航就出事故，全国震惊。刘部长是指我国第一批核燃料工厂建成投产，决不能一投料就发生事故，要绝对避免临界事故。这个告诫是严厉而准确的，我至今还记得。
临界安全小组到工厂现场，工作十分认真。彭所长手中拿着设计图纸，要我用皮尺测量检查设备间距是否与图纸符合。如果不符合，在临界安全上就可能有隐患。彭所长是国际知名的大物理学家，为国家的任务，这样踏实、细致、高度负责，对我是极好的身教。临界安全小组还与车间的技术人员，制定了每一个工艺岗位的安全操作量，建立操作卡。临界安全小组提交审查报告，部领导批准并下了工厂投产令。
1966年春，临界安全小组在黄祖洽先生带领下，到四川峨眉，审查一个新的核燃料工厂的初步设计。那时迁三线，设计院已搬到峨眉山的伏虎寺工作。临界安全小组住在山下的报国寺，从报国寺上山到伏虎寺，要走约半个小时。我们每天早晨上山工作，晚上回报国寺休息，整整工作了一个月，对设计的每一个工艺单元、每一个设备认真细致地进行临界安全审查，写出审查报告。在报国寺住每天早饭都有花生米吃，我们很高兴——多少年没有吃到花生米了，估计是和尚们自己种的。
当国家要建造第二座后处理厂时，核二院是设计单位，但其中的临界安全设计由原子能所承担。当时彭恒武先生和黄祖洽先生已离开原子能所，到九院工作。所以这时领导明确临界安全小组的工作就由我负责起来。
快堆要快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极大地激发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由此大家开始畅想核能的下一步发展前景。发展快中子反应堆就是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经过几年努力，到1970年时，第一座快中子零功率反应堆的工作，已经进展到了具备安装设备、建堆并临界起动的条件。那时，所需的核燃料元件也已经在制造厂加工完毕，运抵原子能所。当时我是反应堆物理研究室的业务负责人，负责快中子零功率反应堆的建造、临界起动和起动后的物理实验。快中子零功率堆装料需50公斤富集度为90%的高浓铀。因所需高浓铀的数量很大，报告一直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总理问实验用的铀消耗不消耗，回答零功率实验中不消耗，而且也不会有大的放射性。总理说，那就调拨供实验用，待国家需要的时候再把铀收回来。第一次临界是在1970年6月29日，那天天气特别热，从早晨开始加料推临界，直到夜里快12点才到达临界。堆上配备了五套起动计数装置，因天气热，到快接近临界时，三套起动装置已经不能正常工作，就靠剩下的两套计数，逼近临界。第一座快中子零功率反应堆的建成，是我国快堆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为快堆研究，奠定了基础。周总理批的50公斤高浓铀，过了40多年，至今还在反应堆物理研究室，用它进行了许多实验研究。
快堆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实验快堆已成功并网发电。但事实上，我们国家快堆的发展还是慢了一些。快堆技术从1965年开始提出，到如今已经将近半个世纪。1970年我国快中子零功率堆建成时，印度的快堆技术还没有起步。但是印度的发展很快。到明年印度50万千瓦的快堆核电站就要启动了。而我国的快堆核电站项目还没有立项。我想我们还需反思。国家也应该更重视和大力发展快堆。
我记得刘杰部长在文革期间下放到原子能院工作。有一天下班后，我从北区往南区走，有一辆自行车在我身边停下，我一看是刘部长。我俩一路聊天，刘杰部长很关心快堆的发展。他跟我说：“我现在到了401所，晚上反而有时间看一些资料了。我最近在看有关快堆的资料，快堆是一定要好好搞的。”那个时候，刘部长自身受到不公正待遇被下放，但他心里还在关心快堆的发展，让我很感动。再之后，刘伟部长的时候，给我们开会时也常说，快堆要快，我们的发展太慢了。快堆要快，这句话几乎成了我们的名言。
务实，二机部文化的灵魂
我从1958年苏联留学回来分配到二机部，从那些领导身上学到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对国家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国家的任务高度负责。我想，这么多年来，我感受到的二机部文化的灵魂就是务实。
我刚毕业分配到部里来，大家的关系都很融洽。那个时候副局长是两个人一个办公室，而处长跟我们大家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当时是宋任穷同志任二机部的部长。宋部长喜欢每天提早来到部大楼，有时先不到自己办公室，先在楼里上下各层看看。有一天早上宋部长走进我在的办公室，我很突然。他说：“你们在苏联吃了多年黄油面包，刚回来吃饭还习惯吗？”我笑着说：“我们本来就是吃面条、米饭长大的，习惯。”
刘杰部长在我们刚回国后的那个春节，特意派车把我们几个留学回来的年轻人接到他家里去做客。我们在客厅里坐下，刘杰夫人端来很多茶点，我们心里很温暖。刘部长让我们谈谈工作上有什么意见。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很年轻，敞开思路谈，没有什么顾虑。过后有人告诉我们，春节后的干部会上，刘部长讲话中含有我们提的某些意见。我们都很高兴。
我在二机部感受最深的就是“务实”二字。刚进二机部，宋部长就在一次会议中提出，要先写楷书再写草书。年轻人要先踏踏实实、规规矩矩学习，然后再消化、吸收、再创新。这句话一直影响我到今天。我们那代人，没有什么选择的机会。但我们都踏踏实实地走了下来。那个时代，确实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人员。今天的这个时代是更好的时代，年轻人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所以这个时代会培养出类似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才。但我想无论是哪个时代，无论选择怎样的道路，都应该务实。只要潜心踏实地坚持往下走，都会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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