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15年，在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主题会议上，笔者发表《白银货币化：明朝中国与全球的互动》一文。当时的评议人、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慕兰提出了“白银货币化对清朝影响”这一问题。这正是本文探讨的缘起。有关明清鼎革方面的研究不胜枚举，但对于白银货币化与清朝的关系，几乎没有先行的研究。清朝是传统中国君主专制的最后一个王朝，但清朝为何能够成功取代旧王朝，统治中国长达200多年？迄今为止，学界一直争议纷纭，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欲要解开这一谜团，需要注意到明代白银货币化是市场经济的萌发，开启了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推动了中国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发展进程的起源。
这既是一个讨论明清鼎革的新视角，又涉及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中国史乃至全球史研究中的根本性问题。笔者尝试贯通断代、联通中外，将之置于中国史与全球史的整体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初步考察，探讨清朝何以拥有稳定政权的历史经验。清朝的建立，首先面临的不是所谓“新清史”讨论的焦点——“民族”“文化”问题，而是政权的生存问题，财政是政权建立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自清朝肇始，其选择的道路，不单单是旧王朝的更迭，而且是一种回归——接续了明朝开启的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之路。就此而言，清朝合法性建构的过程——重建中央集权新王朝的过程，也是重建传统中国向早期近代中国转型的过程。
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是中外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话题，但“近代”与“近代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近代”是一个时间概念，根据中国历史分期，1840年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近代化”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起源于更早的时期。考虑到一些学人时常混合使用“近代化”与“现代化”的概念，但近代与现代是否可以通用，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所以，本文采用“早期近代化”一词，旨在区别于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的“近代化”历史进程。
以民间社会第一手土地买卖契约为基本史料，从货币经济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化历史发展进程，可以发现明代白银货币化崛起于市场。明代市场经济的萌发，孕育了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时期市场扩张的共生性因素——早期市场经济，启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引领了全球化开端时期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的连接和中国社会的早期近代化转型。由此，明代白银货币化，可以视为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起源。需要说明的是，明代开启的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在明代仍处于过渡期，是一种进行时，而非完成时。
对于民间社会土地买卖契约文书、《万历会计录》等官私第一手文献和最新“江口沉银”考古资料的研究表明，中国并不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出现一系列近代化变革。明代白银货币化不仅与一系列制度变迁同步，完成于财政货币化，而且与晚明社会变迁兼行，与国家和市场/社会结构性调整呈现出相互重叠的共生演化过程。由此，明代内生原发型的变革推动了中国积极主动地走向全球近代化大合流，参与了第一个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建构。
不仅如此，明代白银货币化改变了中国两千年以实物与力役为主的传统财政体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近代财政体系转型，从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明代整个国家呈现出向早期近代转型的态势。由此，近10年前笔者提出了明代中国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的观点，认为这一特定范畴的国家转型是中国独特的近代转型路径。
对于清朝，我们要探讨的是其何以稳定政权的历史经验。
清初，面对一片萧条的市场和民穷财匮的社会，恢复财政治理成为清王朝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清朝文献通考》开篇是“田赋考”和“钱币考”，这并非是清人的独创，而是沿袭马端临《文献通考》体例，即“二十四门以田赋为首”。由此可见，清朝从恢复传统入手，通过田赋与钱币的治理重整天下，避免明朝、李自成和张献忠政权败亡的覆辙，渡过了开国危机。同时，也正是因为其选择回归了明代开启的传统中国向早期近代中国转型的过程，才成功地重建了一个稳定的新王朝。
明代中国对清朝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白银货币化开启的中国走向早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在清朝没有断裂，而是一直在延续。
明末中国早期近代化转型过程一度遭遇挫折，国家与市场/社会博弈白炽化，导致万历皇帝亲政后出台了财政治理新形态——内官税收体制。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一税收体制的出台表明明末中国社会仍缺乏制衡皇权的力量，无法建立强有力制衡皇权的近代政治体制。因此，在明朝灭亡以后，中国历史的走向是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李自成和张献忠皆以失败告终。清朝则以“回归”与“重建”成功地完成了新旧王朝的鼎革。更重要的是，在王朝鼎革之际，“死的没有拖住活的”，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没有断裂，而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清承明制成为清朝“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来源，集中表现在清朝入关后，几乎立即宣布遵行明朝《会计录》的财政税收定额。
明朝万历年间，《会计录》只有一部，即《万历会计录》。此后，清朝在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规划编制的《赋役全书》基础上，于全国编制订正《赋役全书》，从而奠定了中央集权财政货币化税收的坚实基础。顺治十四年（1657）清朝颁布《赋役全书》云：“纲举目张，汇成一编，名曰《赋役全书》，颁布天下，庶使小民遵兹令式，便于输将；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敛。为一代之良法，垂万世之成规。”由此可见，清朝以承袭明朝赋役—财政改革定制稳定政权。
既往学界研究集中于清初赋役政策与制度，尤其是对于清朝一条鞭法改革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却忽略了清朝所承袭的明朝赋税内涵的重要变化。
根据笔者对《万历会计录》的整理与研究，张居正审时度势的财政改革，基本点有二：一是以白银作为统一的财政会计计算单位；二是以白银作为统一的税收形态，形成了走向货币财政的两个统一，中国从以实物和力役为主的传统财政体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近代财政体系转型。明朝改革的核心是从赋役制向赋税制的转变，既是制度变迁也是财政体系转型，更是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这是中国早期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认真辨析清朝继承明朝相关文本的内涵，可见清初的“回归”具有特殊意涵。清代接续明末编撰的《赋役全书》，加大力度推行中央集权的赋役货币化改革，是明朝财政货币化过程的延续，也是中国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的延续。
清朝建立的重要前提是明清之际已出现的农业经济和早期市场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此时建立在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旧的货币与财政制度已被破坏殆尽。清初的“回归”是在从农业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回归”，是在二元经济基础上赋役国家向赋税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建”。清朝的制度选择，是在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之上继续改革前行。清朝通过“摊丁入亩”等措施，建立了从赋役制向赋税制推进的货币财政制度，同时建立了适应二元经济基础的银钱复本位的二元货币制度。二者相辅相成，标志着清朝比较妥当地处理了国家与市场/社会的博弈关系，延续了明朝启动的经济转型过程和走向早期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第一波，标志着全球近代化的历史变革开始推进，是全球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明清鼎革之际，存在着17世纪的“全球危机”，即全球共生与共时性的经济衰退、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中国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市场的大衰退自16世纪末开始启动，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仍没有结束，持续时间在半个世纪以上，至清朝康熙年间，即17世纪结束之时，才逐渐缓和与消解。
清朝的选择是基于当时国际国内情况做出的合理选择，但更重要的是，清朝没有脱离全球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