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记者 马维辉 北京报道
看到《习近平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这则刷爆朋友圈的新闻时，兰亚军正在河北保定给一家垃圾分类公司做咨询服务。
作为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院垃圾分类委员会的主任，从事垃圾分类工作14年的“老司机”，兰亚军最近非常忙，8天之内辗转3座城市，讲的都是垃圾分类的话题。
此情此景，让他仿佛回到了2017年年初。
彼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关于“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讲话刚发表，垃圾分类突然成为风口，外来资本蜂拥而入。
但繁华过后，垃圾分类项目虽然上马了一大堆，但真正实现垃圾减量化目标却几乎没几个，外来者纷纷撤退，留下的只有一地鸡毛。
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垃圾分类没有解决好利益分配的问题，产业链没有打通，导致前端居民分好类之后，后端产业链又重新混在一起进行收集、运输和处理利用。
“中国的垃圾分类还都没有‘进球’”
兰亚军，2005年进入废旧回收行业，2012年开始从事垃圾分类，2017年转型做垃圾分类研究和咨询。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们公司是国内第一家专业从事垃圾分类咨询业务的企业。
最近一段时间，兰亚军“不是在讲垃圾分类，就是在去讲
垃圾分类的路上”。
6月20日，受邀去上海参加一家垃圾分类企业的2.0版本发布会。
6月27日，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武汉大学基地给学员讲解垃圾分类知识。
6月28日，又去南京参加六合区政府组织的“全民话分类”垃圾分类论坛。
与此同时，每周三每周四，他还要雷打不动地在线上进行“垃圾分类十讲”的培训，每次都能有300-400人同时在线收看。
这样的景象，让他想起2017年初时垃圾分类行业火爆的场面。
2016年1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讲话，被外界解读为了“垃圾分类总动员令”，行业突然成为风口，外来资本纷纷涌入，有钱的、有关系的全都进来了。
“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非常重视，先后在不同场合讲过7次，分别是2013年7月在湖北考察时、2014年2月在北京考察自来水集团第九水厂时、2016年4月在农村改革座谈会上、2016年12月在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2018年11月在上海进博会上、2019年春节前夕在北京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以及2019年6月3日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谈起这个话题，中国环联理事长张益如数家珍。
随后，相关政策密集落地。
2017年3月，《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发布，提出到2020年底在46个城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2018年6月，住建部出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暂行办法》，详细规定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考核细则。
不过，在兰亚军看来，虽然从那时起，各部门、各地方都积极行动起来了，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但具体操作上还是有很多乱象，例如，有些地方后端没有建设相应处理设施，导致辛苦分出来的厨余垃圾又“殊途同归”回去填埋或焚烧了；
一个垃圾分类项目动辄几千万元，核算下来每吨垃圾的分类成本甚至高达一万块钱，根本不可持续；
考核指标混乱，有的按户数多少规定必须分出多少厨余，害得企业拿餐厨垃圾“充数”，还有的甚至把媒体报道也纳入考核当中。
“垃圾分类的真正目的是‘一减二降三提升’，即减少后端垃圾处理量，降低人均垃圾产生量和垃圾清运量，提升全民的环保意识和素质。
其中最核心的是‘一减’，就是通过垃圾分类，让最后进入填埋场或焚烧发电厂的垃圾量降下来。
”兰亚军说。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试点城市敢说自己的垃圾真正实现减量了，而且是可持续地减量。
在兰亚军看来，这就好比踢足球，虽然大家锻炼了体能，训练了技巧，但最终球还没有进门。
“按照‘减量’的标准衡量，中国的垃圾分类还都没有‘进球’。
”
“垃圾分类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博弈”
出现这种结果，其实也在兰亚军的意料之中。
中国的垃圾分类试点开始于2000年6月，原建设部将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深圳、厦门、桂林8个城市列为首批试点城市。
但19年过去了，这些试点城市总体来看收效甚微。
“垃圾分类试点试行十六年基本上仍在原地踏步。
”2016年12月21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
按照住建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刘晶昊的理解，所谓“原地踏步”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踏步，二是原地，“活还是干了的，但是没有前进。
”
“16年来基本上原地踏步，说明垃圾分类不是一个简单的‘分分类’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
”兰亚军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