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同行的学理性批评 | 文化观察

1957年3月12日，《文学研究》创办，为季刊。1959年2月，《文学研究》改名《文学评论》，为双月刊。这一更名，也可见刊物对于文学评论的重视，是自创刊伊始就有的。2017年，风雨一甲子，《文学评论》一直被中国文学研究界视为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文学专业学术刊物，在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方面，她也一直引领着学院派学理性批评的风向标。

在学院批评颇受到大家“僵化的”“四平八稳的”“不具有问题意识和时代担当的”等疑问的时候，《文学评论》却既很好地保持了她的学理性特色和她一贯坚持的学术标准，又能够关注当下、贴近文学现场，迅即反映并对创作领域的新作、新思潮和新现象加以学理性批评。恰恰是从2013年以来，院、所领导都指示《文学评论》要更多关注当下的文学现场、关注并及时反映当前作家的创作与新作、对当代作家的经典作品进行经典重释。反映文学现状、与时代同行——正是《文学评论》近五年来所刊发的当代文学批评文章所体现出的新质和当代文学板块最显著的变化，可以说《文学评论》当代文学主板块和当代文学所开设的“新作批评”栏目完整呈现出了这一变化。与时代同行的学理性批评，不同于与文学现场零距离的即时性文学批评，常常是将开阔的文学史视野、敏锐的问题意识、睿意的思考、流畅而近乎美文的行文表述等集于一身，这是其显著的特色。

1957年创刊伊始的《文学研究》（左）

和1959年更名后的《文学评论》

2013年以来刊物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文学“评论”编辑方针的再度彰显。及时反映新作，是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此前也关注新作，但数量较少、仅是置于当代文学主板块并且偶见而已。从2013年开始，有了“新作批评”栏目，虽然不是每期都有，但反映新作的力度是显见的。五年来，《“新乡镇中国”的“当下现实主义”审美书写——贾平凹〈带灯〉论》（张丽军）、《以象征的方式重新介入现实——论苏童〈黄雀记〉的文学史意义》（徐勇）、《方方的文学新世纪——方方新世纪小说阅读印象》（於可训）、《抒情性：走在文学的回乡路上——略论迟子建小说创作的当下意义》（杨姿）、《传统文化人格的凭吊与重塑——论刘醒龙的长篇小说〈蟠虺〉》（洪治纲）、《〈认罪书〉：人性恶的探寻之旅》（沈杏培）、《倾情于“人类的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论铁凝近期的文学创作》（贺绍俊）、《退却中的坚守与超越——论张炜的近期小说创作》（贺仲明）、《中国最后的农村——〈极花〉论》（何平），等等，令《文学评论》再度贴近了文学现场和能够迅即反映创作现状。

有的新作批评文章，仍然置于当代文学主板块，比如《“超文体写作”的意义——以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为例》（卓今）、《乡土的哀歌——关于〈老生〉及贾平凹的乡土文学精神》（谢有顺）、《站在不远处看待危险的自身——张翎的新长篇〈流年物语〉分析》（卓今）等，虽都是置于当代文学主板块，但毫无疑问也都是“新作批评”的评论文章。而有的关乎新作批评的文章，涉及文学现状中的重要新质和重要问题，在当代文学主板块，也是分量较重的文章，比如《重构宏大叙事的可能性——以〈麦河〉〈祭语风中〉〈己卯年雨雪〉为考察对象》（周新民）、《先锋文学续航的可能性——从吕新〈下弦月〉、北村〈安慰书〉说开去》（吴俊）等。新作批评文章有没有单列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评论》一改已持续一段时间的漠视文学现场甚至有意与文学现场拉开距离的做法，重新关注新作，而且《文学评论》“新作批评”栏目的开设，并不是说为新作就另行制定了另外的、较低的刊发标准，新作批评能够既可以放于当代文学主板块，也能放于专门的“新作批评”栏目，正说明《文学评论》对新作批评与对其他当代文学评论和研究文章，学术标准和学理性要求，是一致的。不是每期都有，也正是对于新作批评文章评论对象和评论本身的学理性要求，都较为严格使然。

除了新作批评，旧典重释的文章也多出彩。例如陈晓明《在历史的“阴面”写作——试论〈长恨歌〉隐含的时代意识》，是重读王安忆《长恨歌》并予以“旧典重释”的文学批评；郜元宝《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白鹿原〉重读》，不仅是从反思道教文化的角度来重读和重释《白鹿原》的文章，同时也对当代文学写作作出反思达致非常细致绵密和鞭肌剔骨的程度；贺仲明《一个未完成的梦——论柳青〈创业史〉中的改霞形象》，通过经典重释，来思考改霞形象与柳青文学梦想、文学与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等。大学里，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往往将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分得很清楚，做文学批评常常被视为就是在做文学现场的即时性批评。

在《文学评论》所刊发的当代文学板块的文章，当然也大致包含文学史的研究、与时下更为切近的文学批评文章，但正是由于学理性的坚持和强调，《文学评论》当代文学所刊发的文章，其实都可以谓之是一种广义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史研究的文章，也并不是单纯地在述史，而是要从史料、材料和新发现当中，反映新发现和新问题，这项文学史重构的工作，往往是蕴涵着敏锐的批评眼光、批评意识的。年轻学者李丹5年来的3篇论文，就很具有代表性：《遗文，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以郭小川遗作〈学习笔记〉为中心的考察》《论“大跃进”时期“群众史”写作运动——兼及文学工作者心态》《中国当代文学的“征求意见本”现象——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世纪70年代的长篇小说为中心》。问题、思潮、现象的研究，又无不是从作家与作品而来、牢牢立足作家作品的解读和重释。《文学评论》当代文学板块文章，没有单纯的不涉作家作品和具体史料、材料的理论批评的文章，而作家作品的研究，又因兼具文学史视阈与问题意识，而与以时评、快评著称的即时性文学批评拉开了距离。

无论当代文学史研究，还是理论化的当代文学研究（问题的研究），抑或是带有时效性的对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对新作的批评文章，目的都是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发现、讨论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并使之经典化，对已经经典化的作品重释可以深化文学史研究和重构文学史。而从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的“问题研究”来探讨、反思和解决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能够给当下文学创作乃至批评实践本身以启示和思考。尽管选题、研究对象各有不同、千差万别，但是“学理性”差不多是《文学评论》当代文学批评文章的共性。

重新重视作家论作品论的价值和意义，也是五年来《文学评论》当代文学批评文章的一个显著特色。《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的“贾平凹研究专辑”与2017年第1期的“莫言研究专辑”，显示了刊物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的集束用力，作家的选取和评论文章本身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呈现出在该作家的作家论作品论研究方面的深度拓进。很多学院学报不刊发作家论作品论，认为这样的批评文章很水、不够学术，似是短见。《文学评论》以她对作家论作品论的重视和所刊发的优秀文章，说明作家作品研究不一定就是口水文章，也并不就是意象式、读后感式地解读作品。作家作品研究对遴选出经典作品，对当代文学经典化，意义重大，而且经典的重释还可以进一步健全学术谱系和进行文学史的建构与重构。重识作家论作品论与文学批评的价值与意义，对于当代文学经典化和文学史的建构、重构，都非常重要。《文学评论》当代文学批评文章五年来的变化当中，通常意义上的作家论和由作品的经典重释、新作批评出发的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作品阐释和讨论研究基础上的作品作家论（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作家论），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

《文学评论》所刊发的作家论作品论，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一代作家和许多作家的整体性研究。由于作家本身创作气质禀赋和艺术特征千差万别、同一个作家本身的创作也会不断嬗变，对一代和许多作家的整体性研究，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能够回到文本的对于作家的整体性研究，还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像谢有顺《“70后”写作与抒情传统的再造》、翟文铖《大众文化影响的焦虑——“70后”作家创作的“通俗化”倾向探讨》等。这样的批评文章能够写得既具学理性又不失批评的睿意与锐气，与学者、评论家对文本的熟谙有关，离不开细致而言之成理又令人信服的文本分析，更要有文学史的眼光和问题意识。第二，对于一个作家一个时间段的文学创作的整体性研究。比如，郭洪雷《汪曾祺小说“衰年变法”考论》，李遇春《“进步”与“进步的回退”——韩少功小说创作流变论》，梅兰《格非小说论》——从精神困境、日常生活、审美抒情、欲望等方面阐释了格非三十多年的小说创作，等等。第三，针对作家创作当中的某个精神的维度和问题，所作的作家论。这样的作家论，是既深具问题意识，又有对于作家整体创作的熟知和把握，而且是基于文学史的眼光和视阈之上的。例如，曹霞《“异域”与“历史”书写：讲述“中国”的方法——论严歌苓的小说及其创作转变》、颜水生《论张承志的风景话语及意义》等。第四，由某部作品而生发的作家论。像陈晓明《“歪拧”的乡村自然史——从〈木匠和狗〉看中国现代主义的在地性》，张冀《心灵世界的精神荒原——〈遍地枭雄〉再解读兼论王安忆的创作症候》等。第五，就是新作批评栏目和当代文学主板块的新作批评文章。

《文学评论》五年来的当代文学批评文章，还显示了不同学科学术前沿的互相借鉴和互有启发。如李遇春《“传奇”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变趋势》，就是受古典文学文体学研究的影响，对当代小说对古典传奇文体多有借鉴，作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具体阐释了中国当代小说六十几年来的文体变迁其实一直与中国古代小说的“传奇”文体传统之间存在着或显或隐的艺术关联。《文学评论》五年来的当代文学批评文章，继续弘扬和坚持对史料材料的重视的传统，却更添批评意识和眼光；在文学批评当中，努力实现着理论的接地、及地和在地；回到文学本体的文本分析和文本细读，得到坚持和贯彻。而且，学理性批评，同样也可以是近乎美文的（比如张学昕的《苏童：重构“南方”的意义》、郜元宝的《上海令高邮疯狂——汪曾祺故里小说别解》等）。与时代同行的学理性批评，是《文学评论》当代文学批评文章五年来所焕发出的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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