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月初到十一月，是蟋蟀玩家的“快乐时光”。钱在流动，人在路上，虫子在流通。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节，一个开放的时节，各种活动纷纷出笼，众多人生从此改变。这还是一个激烈但短暂的时节，它正好是成年蟋蟀的一生。
美国人类学家休·拉弗尔斯写出了自己眼中的蟋蟀和中国。
蟋蟀凶猛（上）
——一只虫子的诱惑
文 | 休·拉弗尔斯
翻译 | 陈红
1
去斗蟋蟀的路上，吴先生递给我们一张纸条。看起来像个购物单子。“数字更多了。”小胡说。他念道：
三反
八畏
五不选
七禁
五不实
吴先生是在回答之前我提出的问题，但这答案超出了我的预期。
那天早些时候，我们正在一家酒店楼上的包厢里吃饭聊天。这家酒店坐落在上海闵行区，包厢里金碧辉煌、烟雾缭绕。小胡说，想问什么都可以。我也以为大家都很放松了。当时，荀老板和从南京赶来的、讨人喜欢的赌徒童先生在吹牛，不苟言笑的杨老板脸胀得通红，我们为健康和友谊频频举杯。但当我告诉吴先生，我还是不明白“三反”是什么意思时，他瞪着我，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
小胡在上海一家大学读书，他利用课外实习的机会，来做我的翻译。他很快就跟我合作得非常默契。我们一起想方设法地了解斗蟋蟀的方方面面，以及关于其复兴的所有言谈。我们每天在城里奔波，到我俩都没去过的地方，结交了商贩、训虫师、赌徒、活动赞助商、昆虫学家及形形色色的专家。
在酒店里坐下来吃饭时，我们已经搞明白了“两反”，并猜到了第三个，所以我的问题应该是一个毫无争议的开场白。但吴先生不买账。跟我们在上海见到的很多人一样，他希望我们认识到，中国斗蟋蟀世界的水有多深，而我们的问题有多肤浅。
2
众所周知，上海城市发展和转型的速度惊人。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蟋蟀赖以为家的田地几乎全部消失了。如今是一行行密集的巨型公寓楼，这些拥有巴洛克式和新古典主义华饰的细长盒子，粉色的灰色的，往各个方向上延伸，比新建地铁线的总站还远，甚至比郊区公交线路的最后一站还远。
浦东壮观的霓虹海滨，上海追求未来的动力的象征，建成不过十五年，却已经开始处处修整。我惊叹于修建“东方明珠”的胆识，它灵动、五彩缤纷如火箭飞船，在眼花缭乱的天际线中鹤立鸡群。我深知要在纽约建一个如此大胆而异想天开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小胡和他同龄的朋友们都笑了。 “其实，我们都有点腻了。”他说。
2004年9月28日夜，上海外滩的彩船烟花表演。
但他们也知道怀旧。也就是几年前，似乎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还帮过邻里的伯伯叔叔们捉养蟋蟀，跟朋友们在彼此的家里和巷子里出出进进，过着一种已被高耸的公寓楼淘汰掉的日常生活。在市中心尚未被重建或“主题化”的一个个小区里，仍然可以找到这种生活的残余。但很多时候，那些居民们不过是在等待，他们被邻居的瓦砾包围着，不愿迁到远郊；政府正在清理掉更多的住房，这一次是为了2010年的世博会。
七宝镇离市中心18公里，从莘庄规模壮观的车站出发，坐15分钟拥挤的公车即可到达，但风土民情迥异。七宝是官方命名的文化遗产，在文革期间被坚决唾弃的封建历史，今天却被作为民俗文化宣扬。漫步走过，七宝镇整修后很优雅，运河与桥梁交叉，狭窄的步行街两旁是重建的明清建筑，铺面向本地及其他游客兜售各种小吃、茶和工艺品，还有一系列精心装修的建筑标本被用作活文化展示的场所：一个有汉唐及明朝建筑特色的寺庙、一座织造工坊、一家老茶馆、一个著名的葡萄酒酿造坊，最后，是上海唯一的蟋蟀博物馆，它坐落在大清乾隆皇帝专为斗蟋蟀修建的房子里。
2015年9月5日，上海七宝蟋蟀博物馆，又名“蟋蟀草堂”。厅中挂着“七宝金秋玩蟀图”，绘的是古时七宝斗虫的盛况。
博物馆馆长方大师说，所有这些蟋蟀都是在七宝本地捕捉的。他站在一张桌子后面，桌上放有数百个灰色陶罐，每个里面都有一只雄蟀，有的还有一只雌蟀相伴。他告诉我们说，因为该镇土地肥沃，七宝的蟋蟀扬名东亚。但自从这里的田地于2000年卖掉后，蟋蟀已经很难找到了。两位穿着白制服的助手用吸管给蟋蟀的小水碗盛水，我们则高高兴兴地喝着大师用七味药材秘制的苦茶。
方大师非常引人注目，白帆布帽沿歪歪斜斜的，戴有玉坠和戒指，目光深邃，讲起故事来活龙活现，笑声爽朗。小胡和我立即被他吸引住，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每句话。“方大师是蟋蟀’大师’，”他的助手赵女士跟我们说，“他有四十年经验。说起蟋蟀，恐怕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指导你们了。”
博物馆的每个人都忙于“七宝金秋蟋蟀节”的筹备工作。这个为期三周的活动包括一系列的表演赛和一个冠军赛，所有的比赛都会在闭路电视上播出。这个节日的目的是把斗蟋蟀作为一个群众活动推广，以别于如今与之紧密相连的赌博，提醒人们其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并且把它的吸引力扩而广之，超出现在的人群：四十多岁以上的男人。
人人都告诉我说，二十年前，在新上海的建设把大地吞没之前，城市里荒地与住房交错，人们的生活跟动物联系得更紧密。很多人与蝉（知了）及其它会鸣唱的虫子为伴，把它们装在竹笼子或扁口袋里；不仅仅是中年人，年轻人也都玩蟋蟀，学习如何识别“三类”及“七十二种”，如何判断有冠军潜力的虫子，如何训练以充分发挥其潜力，如何用菣草或鼠须制成的、铅笔芯那么细的刷子去撩拨虫子的斗牙以激起它们打斗。他们学会“三个要点”的入门知识：选（相）、养（饲）、斗（竞）。每本蟋蟀手册都是顺着这个路子写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群众基础已经消失，斗蟋蟀却正在中国复兴。虽然在年轻人那里，它输给了电脑游戏和日本漫画，但老一代人却开始热衷于斗蟋蟀。当然，这个复兴并没有多少保障。尽管蟋蟀市场兴旺了，文化活动越来越多了，赌庄也不断增生，可是大部分的话题都笼罩着怀旧的色彩。大家都有种感觉，蟋蟀，就像日常生活里的其他部分，几年前人们还习以为常，但是已经逝去，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晚近的记忆中，这也不是头一次发生了。
方大师从身后的架子上拿出一个珍贵的蟋蟀罐，用手指抚摸着表面蚀刻的文字。然后，他用雄浑的声音开始朗读，遵循古诗唱吟的抑扬顿挫。他宣称，这是“五德”，是可以在最好的斗蟀身上找到的、人的五种品质，是人与蟋蟀共有的：
“鸣不失时，信也；遇敌必斗，勇也；伤重不降，忠也；败则不鸣，知耻也；寒则归宁，识时务也。”
蟋蟀小小的肩背上承载着历史的重负。“忠”不是普通的忠诚，而是对皇上的忠，是甘于牺牲自己，不推卸个人的最终职责。同理，“勇”也不是普通的勇气，而是随时准备着，心甘情愿地献身。这些不仅仅是传统美德，它们还是道德的指南，荣誉的规范。人人都会告诉你，这些蟋蟀是斗士；它们中间的胜者是“将军”。
罐子上的段落摘自蟋蟀界著名的第一本著作，十三世纪的《促织经》，作者是贾似道。贾似道（1213-75）可不是一般的蟋蟀爱好者，他是以帝制时期中国的“蟋蟀大臣”而青史留名的。这个南宋末年的宋朝丞相玩物丧志，完全沉浸于玩蟋蟀的乐趣之中，任由政务荒芜的国家垮掉、毁灭，最后被入侵的蒙古人统治。正史里是这样记载的：
“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唯故博徒日至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大事耶？”
贾似道。
《促织经》。
连环画《蟋蟀》。
历史学家熊秉真（Hsiung, Ping-Chen）指出，无论这个事件对贾似道的责任感和个人品质有何说法，它也表明，贾是个性情中人，至少他的失败是不可救药的人性造成的，他对蟋蟀的热爱有一种凡人的执着。从此，贾似道“登上了中国游戏世界的神龛，”她写道，“几百年来，他的名字毫无忌讳地装饰了所有蟋蟀书的封面，无论这些书被称作什么：珍藏本、历史、字典、百科全书，或任何你希望的书名，只要是涉及蟋蟀捕捉、饲养、繁殖和战斗的，当然还有赌博。”
总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情绪萦绕着蟋蟀，这个故事也是。其中包含了太多方面：它可以是一个悲剧，蟋蟀在其中是封建腐朽的又一种表现，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对立面及当代不公平社会的缩影；这也是一个警世格言，斗蟋蟀成瘾对个人和社会的道德效应显而易见；它还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故事，其中的欲望问题——以及它会上瘾、或导致其它毛病的永恒威胁——恰是蟋蟀的魔力所在，是它们对帝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下的咒，这个咒既让人流连忘返，又使他沦为奴隶。说得更平淡一些，这其实就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回溯数百年的文化故事，它述说了蟋蟀作为重要的社会成员，借助最高的权力核心，对历史施加的影响力。
似乎这一切还不足以使他成为重要人物（当然，他还是一个相当显要的政府官员），贾似道还写了一本书《促织经》，奠定了所有蟋蟀知识的基础。当每一个人——包括方大师、吴先生及荀老板——跟我说，蟋蟀文化“学问很深”，是从古书里来的，源远流长，他们所提到的内容，其实都是从这本书里来的。更简捷地说，贾似道的《促织经》不仅是尚存的最早的蟋蟀爱好者手册，很可能还是世界上第一本昆虫学专著。
中国斗蟋蟀的书面记录早在唐朝（618-907）就有了。但全靠《促织经》里关于蟋蟀的深邃知识的详细记录，我们才能确定，养斗蟋蟀已经成为了流行且讲究的消遣。事实上，正是在贾似道所在的南宋与明朝中期之间的三百年内，围绕这些动物，才发展出了一个有组织的市场。这个市场在清朝（1644-1911）达到鼎盛，把城市与乡村的商业和文化连为一体，并促生了异常精美的蟋蟀工具及容器的物质文化。蟋蟀从歌唱者这一古老角色，造就出一个庞大的有专业人士和复杂规则的赌博网络，以及斗志旺盛但基本无效的政府禁赌行动。而且，就像贾似道的沉迷一样，这个活动把老老少少一网打尽，对所有社会群体来者不拒，在几百年内长盛不衰。这在绘画诗词，以及蒲松龄的《促织》那样的经典故事里表现无遗。《促织》是一个关于官府压迫和神奇变身的名著，是深刻微妙的社会批判故事，我在上海遇见的每个人都耳熟能详。我还从旧书摊上找到一本80年代初精心绘制的《促织》漫画书（这种漫画故事形式曾在中国流行，至今在日本和墨西哥仍大受欢迎）。
让我们再次回到贾似道。他的书实在太重要、太有趣了。它囊括了哲学、文学、医学和传说，以及日后定义更严格、更狭窄的十九世纪博物学范畴内的知识，它所涵盖的范围让人联想到其它早期的现代昆虫纲巨著，比如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的《论动物》（De animalibus，1602）第七部，还有托马斯·莫菲特（Thomas Moffet）的《昆虫剧院》（Insectorum sive minimorum animalium theatrum，1634）。这些都是最早的专门研究昆虫的欧洲书籍（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书的出版比《促织经》晚了将近四百年）。
贾似道的想法不同于欧洲博物学者，他没有他们那种收集、以自己的方式拥有大自然的无尽欲望，他的写作冲动更朴实，就是为像他自己这样的赌徒人士服务（他称之为“君子”）。跟阿尔德罗万迪和莫菲特的书一样，《促织经》是一个汇编和系统化的著作。但随即到来的后启蒙运动的欧洲博物学，注定使阿尔德罗万迪和莫菲特那种稀奇古怪的百科全书早早就被淘汰了，而贾的方法完全基于经验，并且充分地满足了他的蟋蟀同好的需求，因此，他对成功斗蟀的形态特征的详尽识别方法至今仍是蟋蟀知识的基础，尽管今天的蟋蟀界充斥了对古典学问的批判精神，指出了贾似道不科学的地方。当方大师和其他专家试图指导我，如何仅仅通过观察罐中的蟋蟀，要依据哪些特点来识别其战斗潜力时，他们使用的分类法最早出现在贾的《促织经》中，外加跨越几百年的修正补充（但没有否定）。
这套系统惊人的复杂。它从皮色开始。贾鉴别出四种皮色，并把它们排了座次，“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蟋蟀爱好者的权威网站xishuai.com添加了紫和绿（蟋蟀人总是使用古语“青”），但没有排名。但我在上海交流过的大多数蟋蟀专家只描述了三种颜色：黄、青和紫。黄蟋蟀被认为是最凶猛的，却未必是最好的斗士，因为青蟋蟀虽然更安静，却更有战略。根据年度蟋蟀冠军列表《虫谱》，青蟋蟀贡献了更多的“将军”。
皮色是蟋蟀分类的第一个标准，它提供了最基本的特征，可以因此看出，并被认定其对应了行为和性格的差异。然而，在这些大致区别之下，是进一步地对具体虫子“个性”的划分，其种类常常高达72项。在我的朋友金杏宝教授这样的昆虫学家眼里，这些个性仅涉及个体，在分类学上并无意义、只是寥寥可数的几个正式物种的蟋蟀之间的个体差异而已。她更愿意使用林奈分类术语，在上海捕捉的大多数斗蟀要么是迷卡斗蟀（Velarifictorus micado），黑色或深棕色，能长到13-18毫米，在野外非常能保护自己的地盘，具有攻击性；要么是数量更少的，同样好战的长颚斗蟀（V. aspersus） 。
举例来说，如果是为了物种保存，金教授的分类法是必须的，因为它能够识别繁殖群体及进化关系。然而，我猜她也会同意，这个方法对于试图识别冠军种子的蟋蟀训虫师没什么大用。他们的分类系统是众多的物理变量及繁杂特征的综合。蟋蟀的腿、腹部和翅膀的长度、形状及颜色都被系统地剖析，头部的形状也不例外，目前的手册包括了七个甚至更多可能性；还有头冠上从前往后延伸的“战线”的数量、形状、颜色及宽度上的差异。专家还会考虑触须的能量，“眉毛”的形状和颜色（应该与触须的颜色“相反”），斗牙的形状、颜色、透明度和强度，颈部的形状和粗细，前翅的形状和静止时的角度，尾枪的尖锐度，腹部上的毛，胸部和面部的宽度，脚的厚度，动物的整体姿态。虫子的“皮肤”必须是“干的”，也即它必须是从体内，而非从表面反光；它还必须细腻，如婴儿的皮肤。蟋蟀的步伐必须快速轻松，不能有拖拉的步姿。一般而言，力量比尺寸更重要。斗牙的质量是决定性的。
有无数手册专门描述如何识别最理想的蟋蟀。书上印满了“乌头金翅”、“熟虾青”、“铜头铁背”、“阴阳翅”和“无敌大将军”这些让人艳羡的个体的彩照。但是，正如金教授指出的，这些都是理想的类型，有这些特征的珍贵组合的个体蟋蟀，不可能准确再现任何一个种类。
虽然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似乎不精确，而且分类混乱，但它其实比乍看起来更接近动物学分类。蟋蟀爱好者的系统是一个实用系统，旨在识别战斗力的特点，并以民主的精神在蟋蟀界内传播这些特点。它也形成了自己的道德体系，一种可能很陈旧的男子气概的尚武精神（当然，如果因为这些特点在蟋蟀身上很珍贵，就应用到人身上，那就很愚蠢了）。掌握这些知识可能需要数十年的专心实践，包括书本学习和实际动手操作；它既全面又依靠直觉，很难灌输给新手。科学分类法虽然比较新，目的也不同，但和蟋蟀分类有许多共同点，并且也是基于类型标本：某个类别的头几个个体被捕捉并描述，所有随后找到的个体都跟标本进比较。此外，在这两个系统中，只要个体差异落在给定参数内，就忽略不计。
分类法不仅仅需要判断，它本身就是一组判断，且是早秋能捕捉到最好蟋蟀的关键。正如小胡和我一再被告知的，判断蟋蟀的质量需要扎实的知识。尽管如此，“选”只是蟋蟀知识的“三个要点”之一，在方大师看来，相比白露和秋分之间的两个星期的训练工作，捕捉没那么重要。秋分标志着斗蟋蟀季节的正式开始。
方大师告诉我说，训虫师的任务是在动物天然美德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它们的斗性。这种不可或缺的性格只有在虫子进入竞技场的时刻才会显示出来。虽然某个蟋蟀可能从各个方面看起来都像个冠军，虽然对它的物理特性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它仍然可能在比赛中缺乏斗性。方师傅坚持说，这不是蟋蟀的个性问题，而是对其照料的结果。训虫师的任务是通过提供适合其生长阶段和个体需求的食物，来增加蟋蟀的力量，有伤病要及时照料，要发展身体技能，培养美德，要克服它对光的自然厌恶，并使它尽快习惯陌生的环境。最根本的，方大师说，是训虫师必须为蟋蟀创造使它快乐的环境。蟋蟀知道自己是否被爱，它知道自己是否被好好照顾了，并会以忠、勇、顺从和心满意足来回报。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报答问题，因为快乐的蟋蟀适合训练，并且随着它的健康、技能和信心在训虫师的照顾下增加，它的斗性也会提高。
方大师努力跟我解释这一切，描述了他为蟋蟀提供的性秘方，概述了许多必须警惕的健康不良的症状，给我们看洁净的水，家庭烹饪的食物，各种罐子，并说一切都依赖于沟通，比如菣草就是他与蟋蟀之间的“桥梁”（换句话说，他们是用超越语言的“语言”理解对方）。然后，他揭开一只罐的盖子，作为对我越来越没想象力的提问的断然回答，他拨动菣草杆，像对士兵一样，向蟋蟀发出命令，（“这边！那边！这边！那边！”），蟋蟀毫不犹豫地左转、右转、左转、右转，小胡和我看得目瞪口呆。方大师最后解释说，这是日常例行练习，以增加灵活性，使它灵动富有弹性，这也证明了人和虫能通过命令语言，以及超越语言的东西读懂对方。
训练是营养、卫生、医学、理疗和心理学的问题。每一项都是贾似道在《促织经》中讲述过的，如同识别斗士的原则，每一项都被传给了下一代的蟋蟀爱好者，并在此传播过程中进行了增订、附补和修改。如今，营养、卫生和药物既依赖中医原理（用疗浴和适当食物修正五种元素的不平衡），也应用科学生理学原理，即不仅需要祛热和去寒的食物，还要补充富含例如钙的物质以增加虫子的外骨骼。
这是我们上一次见面时方大师告诉我的。他说，野生蟋蟀总是优于室内孵化出来的。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野生蟋蟀会从它出生的土壤里获得特别的素质。我立刻觉得，我正在听他描述一种我也希望拥有的天赋异秉，一种无法言喻、不能用分子逻辑来解释的品质。
这个回应也让我想起了在瓜里巴河口（Igarapé Guariba， 那个夏天被黄蝴蝶入侵的亚马逊村庄），当Seu Benedito生病、准备药物时，他会把混合的药物放进汽水瓶，盖好瓶盖儿，留在河边几天，以吸收夜间空气。这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在我看来，瓶子是密封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进入，但对Seu Benedito而言，在变化的天空下存放些日子是一个重要成分，跟那些根茎叶子一样，是药方必不可少的。
我问方大师，蟋蟀到底从环境中吸收到了什么？它是通过与恶劣气候或穷乡僻壤斗争而变得强壮的吗？或者有大气精灵巩固它的斗性？他的回答毫无神秘可言：最好的蟋蟀不是来自最贫瘠的土壤，而是来自最滋养的土壤，它们特有的身体力量是早期良好营养的结果。捕捉蟋蟀之前，你得留意土壤，你应该知道虫子生长土地的质量，并提供相应的疗浴和补品。
就像很多问题专业化之后一样，小胡和我发现，我们进入了一个专家意见并不一致的领域。小傅刚从山东回来，他每年一度，去那里捕蟋蟀。小傅解释说，北方蟋蟀很强，正是因为它们必须对付严峻的干燥环境。张先生慷慨地花了一天时间带我们去城里的蟋蟀市场逛，他的谈判技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分享了他丰富的蟋蟀文化知识。张先生也更喜欢野生蟋蟀，而不是家里养殖的，但他的解释是，野生蟋蟀是从土、气、风与水这几个基本元素里吸取精神和“灵魂”。
几个月后，我读贾似道的《促织经》时，发现他描述土地和蟋蟀之间的生态关系时用词语焉不详，这就为所有这些观点留下了空间，但贾似道跟我们讨论过的那些专家一致，也坚持初始环境对虫子战斗质量的重要性。贾似道的现代编辑很赞同这一观点，但他很快就批评说，这个八百年前的文本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他只补充说蟋蟀的活动范围比贾认识到的有更复杂的生态变化，然后，无疑是很明智地，拒绝做出判断。
3
蟋蟀自八月初跳入上海，直到十一月才离开。小胡常把这三个月的时间称为“快乐时光”，我过了一阵子才明白，这并不是他从蟋蟀玩家的谈话中直译而来的，而是从他们言谈的乐趣中领悟出来的。这是一个令人回味的翻译，比我在英语中所说“蟋蟀季节”好太多了。即使这个说法忽略了随之而来的焦虑：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年的高潮，有时候甚至是一年的意义所在，“快乐时光”捕捉到了蟋蟀文化无可厚非的的真谛：玩乐和友情，对一个奥秘世界的专业知识，与另一个物种的亲密接触，心甘情愿地沉迷，那种延绵数百年的学识所带来的安全感，当然，还有钱的交易和它带来的机会。
“快乐时光”与阴历节奏同步，而阴历本身就与虫子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立秋，理论上秋天开始的日子，同样也是中国东部的蟋蟀经历第七次、即最后一次蜕壳的时候。它们随即成熟且性活跃，雄的能够鸣唱，接下来，它们皮色变暗，越来越强壮：可以战斗了。
到此，“快乐时光”就正式开始了。我还没亲眼目睹过，但很容易根据描述的故事想象出来：全村男女老幼一起出动，在月光下的田野中，手电筒绑在头上，悉心倾听蟋蟀鸣叫，搜索墓碑四周，用棍子在地面或砖垒旁东戳西戳，灌水，把蟋蟀像受惊的兔子一般钉在光束之下，捕捉到小网里，竹筒中，小心翼翼不损坏触须，带回家，再根据质量好坏分类。几天几夜下来，一家人能抓到数千蟋蟀，可以直接卖给来访的买家，或带到本地或地区的市场上去卖。
立秋在中国东部城市里如警钟响起。在上海，还有杭州、南京、天津和北京，这是成千上万的蟋蟀爱好者赶赴火车站的信号。他们挤满前往山东的火车。在上海蟋蟀变得稀缺的二十年中，山东已成为捕捉中心，最好的斗士的来源。山东蟋蟀以凶猛、坚韧和智慧著称。
不知道有多少人响应蟋蟀的呼唤，踏上从上海到山东的十小时旅程？临街的发廊里，黄先生一边给客人做头发，一边告诉我们说，这段时间几乎买不到车票。小傅坐在他的古董摊位的门口，向我们展示他收藏的珍稀蟋蟀罐。他给我看一对天津产的罐子（罐壁很厚，只有口袋大小，这样可以让蟋蟀靠近人的身体取暖）。小傅说，大概有十万的上海人去那里，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数字是，在这四个星期内，有五十万人从中国东部到达山东，光从上海人那里就有三亿多元人民币单向流入当地经济。
谁会去山东？答案只有一个：如果跟黄先生和小傅一样，你习惯性地每一斗下注超过100元，你就会登上旅程；如果像吴先生那样，赌得不多，你就会等上海的蟋蟀市场挤满来自各省的虫子后，去那里挑选。小傅告诉我们说，他跟大多数蟋蟀爱好者一样，只能算中小赌徒。他每年要在山东花费三到五千元，跟他从古董赚的一万两千元（约1500美元）相比，似乎相当可观。不过，确实还有百万富翁蟋蟀爱好者这些天乘坐火车，他们会扔下一万元抢一个“将军”。所以，今年小傅跟越来越多的访问者一样，和朋友租了车，沿着宁阳县的马路，往散落乡下的村庄里跑，避开去泗店主要市场的人群。
我被告知，小傅那样的买家到达偏远村庄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花五块钱，要一张桌子、一个凳子、一些茶叶，一个热水瓶和一个杯子。刚一坐定，村民就围过来，把蟋蟀罐塞到他们的眼皮底下，并大声嚷嚷“看看我的！看看我的！“有些卖家有昂贵的、看起来顺眼的蟋蟀，其余的则是孩子和老人，只有最便宜的虫子卖。更成功的卖家会与买家建立并保持联系，把他们邀请到村里、住进家里进行交易。
来访者可能是小傅这样的赌徒，也可能是准备批量购买蟋蟀的上海商人。也可能是更富有的农民，或来自当地城镇或乡村的小商贩，他们已经找到了跨入更高门槛的办法，可以在泗店、上海或两地市场上出售。他们还可能是山东人，把蟋蟀兜售给上海人或山东人，后者再卖到城里去。
显然，每年到这时就把注意力转到蟋蟀身上的乡下人亟需现金收入，这确实是一个真正的，虽然很有些令人绝望的机会。同样明显的是，那些最早抓住机会的人，获益最多。蟋蟀贸易是山东、安徽、河北、浙江和其它东部省份农村经济的重要补充，也是社会分化的引擎，它进一步加深了已经在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的鸿沟。
它还是一个不安全的、破坏性的引擎。在八、九十年代之间，山东的蟋蟀市场起飞时，宁津县是最受买家欢迎的目的地。十多年的密集捕捉之后，那里蟋蟀质量开始明显下降，邻近的宁阳县夺走了宁津的优势，如今自称为“中国的斗蟀圣地”。然而，近年来，在宁阳，过量的捕捉已经迫使当地捕捉者（以及像小傅这样的访客）扩大范围，他们现在从临时基地出发，要梳理半径超过100公里的乡下和村庄。不受管制的蟋蟀捕捉压力“就像大屠杀，”一个当代评论家写道。夜间抓蟋蟀，以前是从九点到凌晨四点，现在要到中午才回家。
2014年8月27日，山东德州，宁津县长官镇，29岁的张文凯在玉米地里捕捉蟋蟀。
2016年8月12日，被誉为“蟋蟀之乡”的山东宁阳县泗店镇，立秋过后，镇上的蟋蟀交易市场热闹非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经验丰富的收虫者可以赚到近十万元，相当于外出打工一年收入。据统计，蟋蟀产业为当地群众增收近2亿元。
立秋一个月后，温暖的八月夜变成了冷飕飕的九月清晨，白色的露水开始出现在乡间田野上，另一个节气“白露”，标志着捕捉季节的结束。感觉到寒冷的空气，蟋蟀停下来，要钻回土里去，用强劲的牙挖地，因而削弱了最宝贵的战斗武器，破坏了自己作为商品的价值。小心收拾好所获的蟋蟀，最后一位上海人也返回家中，当然这次他们是与山东的商贩乘同一辆火车。这些商贩要争取在城里的蟋蟀市场上占一席之地。
在上海最大的“花鸟兽虫市场”万商，主要由妇女组成的商贩们，在主厅的中央一行行地坐下来，蟋蟀放在小罐中，盖子用锡罐筒切成，整齐地摆在面前。在市场周围，永久摊位被上海经销商占据，他们也刚回来，他们的陶罐排列在桌上，虫子的起源地写在身后的黑板上。
2013年8月3日，上海万商花鸟市场。
整个城市的蟋蟀市场都是同样的模式，从上海最大监狱提篮桥附近的安国路，到小胡称为“新安国路”的地方都如此。新安国路位于一片废弃的地段，是在警察突袭后很快又开张的。上海的卖家坐在桌子边，外省来的商贩则集中在另一处，人蹲在凳子上，罐子放地上。这种泾渭分明的隔离宛如一个镜像，反映出在上海及其它当代中国城市里普遍存在的，市民与被官方称为“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流动人口”数量众多，政府不承认他们是城市居民（因而没有相应的身份证及社会福利），但这些人却承担了上海建筑业、服务业和血汗工厂那些最低工资和最危险的工作。
即使从各省来的商贩不打算留在上海，即使他们在农村里算相对富裕（有的是农民，有的是经营各种商品的商贩，跟我聊天的一个人是卖手机的），一旦到了城里，他们就只是移民，会受到骚扰、歧视和驱逐。然而，即使如此，这些日子仍是充满希望的快乐时光。尽管失业率上升，赌博的人数下降（在2004年的大规模警察行动后），生意变差了，但大多数人仍期望能赚点钱。他们勒紧裤腰带，跟亲戚搭伴旅行，不经常回家，尽可能随身多带商品，在靠近市场的便宜“地下旅店”睡觉，如此这般，这三个月可挣出比一年其余时间多得多的钱。至少这是那些商贩反复告诉我的。其中一个来自安徽的妇女，生意经营得有条有理，她说去年带回家四万元。
上海商贩不卖雌蟋蟀。雌虫不打斗，也不鸣叫，价值在于给雄虫当性伙伴。省里来的商贩批量出售它们，三个或十个放在竹筒里，价钱根据大小（越大越好）和皮色（白腹最好）决定。雌蟋蟀很便宜，跟这些商贩在市场上的从属地位一致，他们似乎也只卖廉价虫子，雌雄都有。
山东商贩面前的标签上写着，雄虫每只10元，有时两只15元。买主们顺溜从蟋蟀罐前走过，无动于衷地一行行看过去，偶尔打开一个盖子，拿草刷刺激一下虫牙，或用手电筒照一照看皮色和透明度，以判断其身体素质，及更难捕捉但更关键的斗性。尽管他们故作漠然，却往往被吸引，很快开始讨价还价，一只虫子定价从30到高达2000元——如果买方真是“大老板”的话。似乎只有孩子、像我一样的新手、老人、真以斗蟋蟀为乐的小赌徒，还有自以为比卖主眼睛更尖的讨价还价者才会买便宜虫子。
但是，如果不斗，怎么能识别一只虫有没有斗性？一群人围在上海人的摊位边。小胡和我不高不矮，既不能从肩膀上也不能从腿缝间看过去。终于有人挪开一点，分享这个场面：两只蟋蟀在桌面竞技场上咬在一起。摊位家像真正的拳击教练一般，只不过是坐在椅子上，身边堆满罐子。随着比赛进展，他们不停地吆喝，像拍卖那样煽动兴趣，吹嘘胜利者，以提高价格。
这是有风险的销售策略。没有人会买输了的虫子，所以被败阵的蟋蟀马上被扔到一个塑料桶里。但经常发生的是，赢家也没被卖掉，那它就不得不再斗，就可能输掉或受伤。卖主需要有把赢家提高价的本事，来弥补比赛附带的损失。
有个上海女人使劲挥手把我们叫过去，她一边把米饭小团儿舀到玩具大小的盘子里，一边告诉我们说，上海人一定要看过打斗了才肯花钱买；他们这是将风险转移给卖主。看来大都市和省份之间的隔离不仅表现在空间安排上（这市场看起来像整个社会的缩影），也表现在不同群体独特的销售方式上，因此买家看货时，其实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进进出出：这两个世界由不同的符号、审美及经验标记出明显的边界，或可以说是两个族群化了的世界。
“山东人不敢斗他们的蟋蟀，”女人继续用一种似乎与周围的歧视一致的语调解释着。她活泼坦率，也很大方，邀请我们分享她的午餐，还送给我一个蟋蟀罐作纪念，我没要罐里的蟋蟀，她还挺失望的。她很愿意给我们启蒙，根本不理睬她不耐烦的丈夫，不论他多少次从他的斗士们身上抬起头来，冲我们这边咕噜。她这是在议论她的邻居山东商贩。
“他们卖没斗过的蟋蟀，”她说。这话说得如此自然，几乎就滑过去了。幸好小胡反应快，她丈夫反应也很强烈，我才明白过来，她是在告诉我们，蟋蟀在整个市场上来回换手，并不受社会和政治隔离的约束。她解释说，蟋蟀不仅从商贩到买家，而且毫无偏见的，从商贩到商贩，从上海人到山东人，又从山东人到上海人。而且，当蟋蟀在这些拥挤的空间里流通时，它们会获得甚至恢复价值，能“重新做虫”：失败者变成初生牛犊，廉价蟋蟀变成竞争强手，个性、历史以致身份都可以改变。买者责任自负。
但这多么有意思甚至令人振奋啊，在这个高度空间化的市场里，族群差异的政治表现得如此具体，充分符合了社会的期待，但它不止是表现了一种令人沮丧的社会逻辑，也创造出了相互依赖、互助的生机勃勃的商业艺术。这个想法让我再次回到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虫子身上：它们被关在罐子里，像奴隶一般地行动，像移动资产，在摊位和空档之间穿梭，周而复始，破坏边界，建立新关系，经历新的历史和生活，既无法防止捕获者的损失，也无法避免导致自己死亡的合作。
在城里，快乐时光没有中心，哪里有蟋蟀，哪里就有快乐。工薪阶层居住的街角边，一群群人挤在竞技场周围，观看鏖战。报纸上，它既是高尚文化又是下层生活，既有精英赞助，也有警察突袭。快乐时光使地下赌庄死灰复燃，促进了文化活动和邻里锦标赛。它照亮了卖蟋蟀器具的商店，那里有每只蟋蟀和每个训虫师都需要的精致物件：微型的饭碗水碗（常常成套，有配对的佛爷装饰），木制过笼，可容一雄一雌的“洞房”，各种等级的菣草和须毛，鸭绒刷，微型长柄金属刀及其它清洁器具，大型木制手提笼，试管，秤（戥秤和电子秤），技术手册，特制的食物和药品，当然还有无数花样各异的蟋蟀罐，有古董（通常是假的），有新的；大部分是粘土制的，也有一些瓷器的；有大的，有小的；有刻字的，座右铭或故事；有纪念特殊蟋蟀活动的；有印了复杂图像的，更有简单无奇的。
快乐时光又到了。其间，钱在流动，人在路上，虫子在流通。这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节，一个开放的时节，各种活动纷纷出笼，众多人生从此改变。这还是一个激烈但短暂的时节，它正好是成年蟋蟀的一生。
— — 待续 — —
本文为人类学著作Insectopedia第七章《The Happy Times》上半部分。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本文已获得作者休·拉弗尔斯（Hugh Raffles）授权。谢绝转载。From Insectopedia by Hugh Raffles published by Pantheon Books. Copyright © 2007, 2010 by Hugh Raffles. First appeared in Granta.
题图为2012年10月18日，上海一间茶馆里“斗蟋蟀”的特写。文中图片，除了贾似道、《促织经》、《蟋蟀》连环画，其余均来自于视觉中国。
休·拉弗尔斯，任教於美国新学院大学（New School University）人类学系。他的研究聚焦于物种的疆界，比如人与动物，人与非生物的互动关系。曾出版著作In Amazonia: A Natural History 与 Insectopedia。
陈红，旅美生物学博士。译有达尔文著《小猎犬号航海记》等。译者衷心感谢Dr. Raffles和小胡提供的热情帮助。
版权顾问：群岛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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