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济大学校史，不能不知道这个

中国既是全球人口总量最大的国家，也是盛产回忆录最多的国家，这对一个举世公认的文明古国兼人口大国来说，也许就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然当近数十年的回忆篇章已使惜墨如金的历代文贤相形见绌时，逐级评比的文字竞赛游戏与重量轻质的文风也该让人捏一把汗了。近代国史研究早已存在一个易被忽略的难处，就是当事人的回忆与后人的综合（包括可信度悬殊颇大的各种“三亲”与渐次疏离于“三亲”的文史资料）、厚今薄古的地方志、人物传记、滚动式的纪念文章等等虚实相间，层出不穷，似有威逼档案文献的存在之势，而当事人的回忆、后人的综合等等，不仅同记忆的准确性有关，也与情感的支配、利益的驱动等人性的弱点互动，还需审慎考订，好事多磨。倘若不加甄别，拿来就用，那就易乎以讹传讹，类似的教训可谓多矣。倘若史学前贤顾颉刚生当今世，也该呼唤“今史辨”了。

历史资料的真实性是人文学科的历史学蕴含科学属性而受到特殊尊重的关键所在，也是历史研究者的职业诉求。诚如英国哲学家沃尔什所说：“如果历史学家要在科学这个名词的任何意义上被宣称为是一种科学的话，那么其中就必须能发现有某些符合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的特点。”他还说，历史学家的著作只能是“无党无私和一视同仁”，而不是拿来“投合作者个人的偏见或宣传的目的”，否则就应该“普遍地被谴责是恶劣的。”

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发现，接纳同济入川的十六字“电文”--“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便是亟待“今史辨”的一例。近十年来，无论在宜宾李庄与上海同济的历史展厅，还是在公开出版与内部发行相结合的海峡两岸关于李庄叙事的书籍、图册、纪实影视与网络文字，部分作者与编者都在绘声绘色地演绎这个“电文”，还把它当做珍奇的文献资料，修改历史的记忆，掺入史书的编撰。有鉴于此，笔者不忍置若罔闻，拟就“电文”的由来及其真实性作出专题考察，就教于方家与读者。

谨以此文，纪念我所任教的同济大学建校110周年。

一、原件安在

宜宾的李庄确乎抗战时期不可多得的库存中国人文学科精英与文物精品之重镇，也是同济大学不可多得的避难所。2017春节过后，笔者有感于同济大学110周年校庆即将来临，带着寻根与兼顾民国时期政党政治生态的考察之念，首次走进抗战时期同济大学第六次迁徙后的李庄校区 ，颇受教益。但无意中发现，无论是地主热忱的座谈现场，还是东岳庙同济大学工学院旧址的陈列馆和“中国李庄抗战文化陈列馆”，都在深情地凸显以罗南陔的名义书写的“电文”。

*李庄罗南陔欢迎同济十六字“电文”

初见此件，专业的警觉驱使我委婉地请教讲解员与陪同的主人：手迹原件与“电文”原件今在何处？不意有关答案并不统一，归纳起来大致有四：一、“还不太清楚”；二、“要找人问问，但肯定有”；三、“在同济大学校史馆”；四、“很多书上有”。

坦言“还不太清楚”比较实在，“要找人问问”也不无诚恳，至于该找谁问，问的结果又将何如，尚需持续留意，企盼回音。

第三种回答“在同济大学校史馆”倒是最易验证，回到上海查实即可。如果这个回答与事实相符，那是最有说服力的。东归之后，虽然在校史展厅看到这份“电文”手迹的复制品，再向校史馆与档案馆负责人追询手迹出处与“电文”原件时，所得答案都是异口同声：没有见过手迹原件，更没有见过电码原件和译件。

查实的结果事与愿违，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 在我看来，即便能够顺利地找到那十六字“电文”的书写原件，也不能取代电码原件和译件，无法消除我对“电文”原生态及其真实性的追问，十六字“电文”究竟有无存在的可能，关乎“电文”的应然与实然，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至于十六字的书写原件究竟在哪，它是怎么生成的，这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就未必那么重要了。

关于第四种回答，即“很多书上有”，倒是事实。至于书上有的是否都可信，却需另当别论。

若就现有资料来看，最先提到“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十六字“电文”的，是一篇署名为“李清泉遗稿”的文章《同济大学迁李庄期间简况》，标明“李庄镇人民政府出版”的内部读物《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李庄》，印制于1993年，该书分设“特约专稿”“古镇概况”“规划开发”“名胜古迹”等栏目，各篇的质量参差不齐，编校欠精致，取材倒是比较丰富。此书既是李庄开发与宣传热潮的阶段性见证，亦乃关于李庄叙事的基本素材与价值评判的话语模板。署名“李清泉遗稿”的除了《同济大学迁李庄期间简况》一文，另有两篇。

李清泉，李庄人，查阅南溪区 档案馆所藏《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南溪县党部第四区党部当选职员履历表》可知，生于1908年， 曾任县党部干事，1941年3月，李庄士绅32人为支持同济大学租定孝妇祠向专冷熏南员联名之呈文，他列在第五。

“李清泉遗稿”中的《同济大学迁李庄期间简况》一文称，李氏在李庄的同济大学任职将近四年，从训导处训导员、文书组办事员到文书组组员与同济大学的招生委员。 正是这份“遗稿”首次宣称：

校方电托前中原纸厂钱子宁，在宜宾、南溪一带寻找校址……李庄人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邀集地方各界有关人士商议，大家一致同意欢迎同大迁到李庄，并发出欢迎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电报发了以后，又写了几个内容大略相同的文件，从历史、地理、交通、物产、风俗民情等各方面介绍李庄可以接受一批内迁机关学校的优越条件，分致同济大学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教育部，学校很快复电委托钱子宁先生到李庄接洽。

这份“李清泉遗稿”写出的十六字“欢迎电文”是否可靠？“遗稿”本身是什么物态？印刷之前有无他人增减或改动？这些问题倒是比较重要。我曾托请宜宾市、翠屏区和李庄镇三级部门寻找“遗稿”的原件，回答是“已经找不到”，颇费猜思。

基于此，笔者只能就已刊的“遗稿”审视一二，其中也有不少疑点。“遗稿”本身也承认，李清泉“对当时经历事件至今尚能忆及的不多”。不仅如此，“遗稿”还存在某些不应出现的硬伤。例如，李清泉作为曾在同济工作近4年的职员，对同济建校的基本历史还不算清楚，甚至连同济大学乃何年创办，都出现明显的差错。“遗稿”称：“一九四四年办三十周年校庆时，我已取得了校友会会籍”， 殊不知，同济大学的30周年校庆并不是在1944年，而是在距“八一三”抗战不到3个月的1937年，当时，除了蒋介石、林森等政要题词，教育部长王世杰委派专人赴沪致贺，还有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等中外嘉宾专程赶来，盛况空前，同济档案与上海报刊俱在。同济师生倒是在李庄组织过35周年的校庆活动，但也不是在1944年，而是1942年。至于1944年的同济师生在李庄办过什么校庆活动，还不得而知。出现如此大的硬伤，我都有点怀疑这究竟是不是李清泉的“遗稿”。又如，“遗稿”对周均时校长的继任者丁文渊特别反感，说他“官僚架子十足，是蒋帮的一个文化特务，他在郊外购有住宅，出入不管远近都要坐轿，每天所着西装都要换上几次，一副假洋鬼子像”， 把校长丁文渊说得如此不堪，显系夸大其词，也不太像是熟悉同济的职员所作，除非作者有意丑化。

还有，“遗稿”的执笔者也罢，讲述者也罢，并不知道钱子宁还不是一般的“电托”者，而是与同济联系密切的校友。谁想给同济大学发送电报，恐怕也要通过钱氏转述，顶多请他转发，却不必绕过他。另外，钱子宁创办的中元造纸厂饮誉长江，至少在宜宾一方声名显赫，“中元”的口碑至今未绝，“遗稿”却把“中元”误作“中原”，也不应如此粗糙。

笔者无法揣测后来使用十六字“电文”的叙事者与作者为何都不提及这份在李庄很容易找到的《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李庄》一书中的“李清泉遗稿”，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李清泉遗稿”虽然抛出了十六字“电文”，却没有说是谁起草，更没有说就是罗南陔的手笔，全稿甚至没提及罗南陔之名。

2000年7月，为李庄的历史积淀之名走出巴蜀立下汗马之功的《四川政协报》记者陈岱峻（署名“岱峻”）公开撰文，与十六字“电文”有关的叙述内容与用词同李清泉的“遗稿”基本相同，但作者这时还没有提到罗南陔，而是说“大家”：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正是这16个字的电文，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命运， 也改变了李庄的命运。……同大校方电托校及（友）、 前中原（元）纸厂厂长钱子甯在川南寻找校址。宜宾人口拥挤，无力安置。南溪有闲置空房，当地士绅多不乐意。李庄有人得知此事，立即召集各界人士聚议，大家一致欢迎同大迁李庄，并发出“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 的电文。随即，又写了几份函件，从历史、地理、交通、物产、民俗民情等方面逐一介绍，分致同大和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不久，同济大学驻昆明的中央研究院三个所和中央博物馆一同派人入川考察落实。

在李庄古镇深闺外显的时间表里，2004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就在这一年，岱峻《发现李庄》一书问世，对某些细节做了更具体的文学描写，并把十六字“电文”与罗南陔联系起来。不过，他也不是仅提罗南陔一人，而是“罗南陔等人”：

罗南陔等人还草拟了一封十六字的欢迎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随即，又写了几份函件，从历史、地理、交通、物产、民俗、风情等方面逐一介绍，分致同济大学和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中央研究院。

也是这一年，一部长达6集的历史叙事纪录片《中国李庄（1940-1946）》为迎接抗战胜利60周年而投入制作，次年9月3日在李庄举行首映式，由市到省，风靡巴蜀，再交中央电视台播放，撒向神州，传递海外。该片的画面与画外音紧密互动，一份由毛笔书写、罗南陔“起草”和署名的十六字“电文”应运而生。

借罗南陔之名书写的十六字“电文”也复制在李庄东岳庙同济工学院旧址展厅和张家祠堂“中国李庄抗战文化陈列馆”。东岳庙的文字说明是：

李庄各界在罗南陔的带领下，给同大发出“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电文。

张家祠堂的展厅云：

1940年，罗南陔约请李庄名流，在家中商量支持抗战，欢迎“下江人”来李庄安顿的大事。随即，向同济大学发出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及至2011年，台湾出版的岳南《南渡北归·南渡》一书也强调“罗南陔当场起草”，至于“电文”由谁发送，作者采用部分叙述者的说法，称“由钱子宁带到宜宾发往昆明的同济大学” ，并把十六字“电文”的毛笔书写复制在书中，注明“逯弘捷提供”。 逯弘捷即罗南陔之外孙，作者还没有进一步说明，逯弘捷先生提供的这份“电文”书写品又来自何处。

正是由于李庄历史的叙述者、作者与编导等把“李清泉遗稿”写出的十六字“电文”层层升级，想象成罗南陔“执笔”、“起草”，那个原本亟待考证的“电文”和附加的署名书写，就被当作引以为豪的李庄历史文物，罗南陔的形象陡然升格。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宜宾市工业志》在介绍宜宾中元造纸厂创办人钱子宁时，也把原本同宜宾的工业没有什么直接关联的罗南陔与十六字“电文”写进书中，一本名为《民国时期沿海内迁宜宾工厂》的小册子还在卷首插页中复制那十六字“电文”的书写，至于有关李庄主题的书刊、图册更是不在话下，22万字的《李庄绅士罗南陔》一书也在北京出版。

十六字“电文”的李庄叙事也触动了懂得感恩的同济大学，拿来就用。2007年5月20日，同济大学的校史馆就在百年校庆日隆重开放，以罗南陔的名义书写的十六字“电文”登堂入室。为迎接百年校庆而赶写的《同济大学100年》一书也在转述“罗南陔当场起草”十六字“电文”的动人故事 ，卷帙浩繁的《同济大学百年志》第一卷也毫无例外地采用十六字“电文” ，《同济大学史》第一卷（1907-1949）也为迎接百年校庆而修订再版，明显增加了“罗南陔当场起草”等内容，甚至信誓旦旦地断言：“同济大学接到电文、函件后，十分高兴，校长周均时当即派出理学院院长王葆仁、事务主任周召南赴李庄考察落实。”

遗憾的是，无论是把罗南陔的姓名同“李清泉遗稿”中最先抛出的十六字“电文”率先联系起来的叙述者或创意者，还是十六字手书的制作者、复制者和转述者，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 与“李清泉遗稿”一同收进李庄内部读物《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李庄》的还有旨在重点介绍罗南陔的《李庄罗氏一家简介》，为何偏偏没提十六字“电报”或“电文”呢？倘若罗南陔真的“起草”过这篇尚需确证的“电文”，作者还会遗漏吗？君不见，该文的结尾还有注释文字--

注：整理本文时，曾参考：南溪县党史办、南溪县档案馆、宜宾市文史办等单位的文字资料，及一些熟悉李庄历史的地方人士的口碑资料。

《李庄罗氏一家简介》写的是罗家人，说的是罗家事，罗南陔还是重点，李庄小镇也不大，作者所说的曾参考“一些熟悉李庄历史的地方人士的口碑资料”，于情于理亦当包括罗南陔的子孙，笔者首次看到“罗氏一家简介”，就是罗南陔之孙罗亚新先生面赠的复印件 ，可见罗家后裔也是认同该文的，并不觉得其中有何不利于罗南陔先生历史本相的重大疏漏。该文结尾的那段说明好像就是为提醒研究者和将要抬高罗南陔的创作能手而准备的，只可惜并不能让大胆修改历史的好事者适可而止。

二、疑窦重重

罗南陔十六字 “电文”的手书展品虽然也模仿民国通用的自右至左的竖写与繁体方式，但它的真实性当即引起我的关注，疑窦丛生。

我们不妨先看“电文”的内容。

有关当事人的追忆与复述者的讲述已无争议地表明，当年的李庄民众对“下江人”尚存不少顾虑，对现代科学与大学教育也不乏隔膜，是乃情理之中，欲期顺利接纳陌生而众多的同济师生，尚需继续规劝，“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等语，恰似当代煽情的广告语言，过于饱满，此一时而彼一时，同当年的家国情形不太相符。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战争频仍，政局动荡，经济建设举步维艰，物质财富的积累并不丰盈，当时还是抵抗日军进犯的战争年代，不仅资源匮乏，交通不便，而且信息滞塞，风气未开，巴蜀亦然。一所洋里洋气的上海学府突然迁入，近千名师生逃荒似地挤入他乡小镇，还不属于短暂旅游，却要安营扎寨，生息繁衍，还不乏蓝眼睛黄头发的洋教师共饮一江水， 对方的需求肯定很多，甚至源源不断。同济虽属民国的国立名校，却也难比今日承平时期的高考大军对“985”高校的青睐，此时此刻，谁敢担保“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若就情理而论，如此激情饱满和朗朗上口的十六字“电文”倘若真传困在昆明的同济师生，那就不难感动一片，刻骨铭心；南行安顿之后，就难免会有情感丰富的同济学子拿着笔记本，请求喜爱书法的罗南陔先生重写“电文”，作为永久纪念，至少会在1946年告别李庄的季节，请这位当地长者重写“电文”，白纸黑字锁住那为期五年半的李庄岁月。即使不请罗公书写，也会把这简明扼要的十六字“电文”存脑和传递，带回上海滩，能编会写的同济文工团也不会轻易放弃那十六字“电文”的感人题材，赋诗编歌，演话剧，还不需要照搬曹禺的剧本，只要叙说同济人自己的真实故事，朱逢博的师兄师姐们更能赢得掌声，情染申江。虽然离川返沪的“同乐号”早已触礁沉寂，165吨机床设备、电器材料等随之沉入江底，然而，李庄故园所赐予的许多激情片段均已刻入同济师生的脑海与心田，怎能就此销毁？遗憾的是，翻阅同济师生留下的那一篇篇带着李庄烙印的感恩文字，我都找不到与那十六字“电文”有关的蛛丝马迹，这也推动我去叩问十六字“电文”从何而来。

历史的悖论与吊诡常常表现为可爱的未必可信，可信的未必可爱。十六字“电文”不仅豪情万丈，热烈感人，却也属于中看而不中用。即使当时真有这样的文字，倘若真要交给正在为母校同济代寻校址的宜宾中元造纸厂创办人钱子宁转发，这位稳健务实的绍兴籍实业家恐怕也要删句改词，降温三度再说，他对以科学精神立校的母校了如指掌，他还需要用自己的朴实语言回禀母校，既要让母校放心备迁，也不能担保“一切需要”都能“包你满意”，松懈母校师生始终面对未知困难的同济意志。

*李庄的祖师殿，曾是同济大学医学院所在地

再看这个十六字“电文”的落款形式，漏洞就更多了。

首先，罗南陔何许人也？同济师生是否熟悉他的大名？笔者在短暂的三日考察行程中，曾转道江北的南溪区档案馆，找到“南溪县党部第四区党部当选职员履历表”，从中获悉国民党第四区党部的“成立日期”（并非改选日期）是1943年3月6日，当选书记罗南陔，五十八岁，学历为“自治研究所毕业”，“经历”一栏已有些模糊，大概还能辨认“曾任区分部书（记）”、“区团总”等字样。 同济大学入川的日期早于第四区党部的成立两年多，大凡介绍李庄与罗南陔的书籍咸称罗氏就是国民党的区党部书记，至于罗氏当时的身份究竟如何，有待查证。

上文提到的《李庄罗氏一家简介》一文开头就重点介绍罗南陔：“李庄罗南陔，出生于清末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产家庭，自幼聪颖，勤攻书史，擅长书法金石，性善交游，虽参加国民党，但思想进步，常与共产党保持联系。在家乡曾建有‘植兰书屋’，约集诸诗友彼此唱和，故有‘小孟尝’之雅号……1927年2月，国共合作时期，他与乡人胡明羲，及其次子罗蔚芬（字仲威）在宜宾加入国民党后，即在李庄成立国民党（左派）南溪县李庄区分部，当时有国民党人周绍武、王华亭、洪汉忠、张宇苍等人参加。1926年初，罗南陔任国民党（左派）李庄区分部书记。” 看来，罗南陔与国民党的组织渊源不浅。只因该文的编写有些粗糙，罗氏在李庄首次担任区分部书记的时间究竟是1927年2月还是1926年初，尚难确定，该文也没有说明同济迁居李庄时的罗南陔担任什么职务。

退一步说，同济迁入时的罗南陔即便是南溪县的区党部书记，国民党的政治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十分有限，乡绅权力的分布往往与袍哥、家族力量的分布等有关，并非国民党的书记领导一切。若就党派组织而言，巴蜀地区的不少县市还是国民党、共产党与青年党三党竞争之地，离南溪不远的富顺、叙永、隆昌等地还是青年党的大本营，即便是县级国民党的党部书记，也远不如县长来得重要。那个十六字“电文”却以罗南陔个人的名义向陌生的同济大学致电欢迎，是否合适？其公信力何在？

其次，《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南溪县党部第四区党部当选职员履历表》中提到的“区团总”等职固然可以归入地方士绅，罗南陔就是李庄士绅中的重要成员，但他还不像是首屈一指，更不是一人独大。无论在李庄镇，还是南溪县，区长张官周所在的张氏家族人气最旺，当地百姓还流传一句形容本地家族力量分布的俗语：“张家的顶子（做官）、李家的银子（致富）、黄家的碇子（袍哥势力）” ，宜宾市档案馆还存有一份请求第五区专员冷薰南出面调解，请南溪征收局李庄分柜迁将孝妇祠让给同济大学的呈文，由32名李庄士绅联署，其中张氏多达11人，列居首位的就是区长张官周的五兄访琴，比访琴年长18岁的罗南陔仅列其次。 《李庄罗氏一家简介》还提到一个细节：抗战胜利后，同济大学撤退，供电设备已成问题，“大都感到急需用电，他们积极筹备，组成了‘南溪县李庄镇电力供给合作社’。在成立理监会时，张访琴当选为理事长，罗南陔当选为监事长，张式如、张叔明、江绪恢先后当选为经理。” 这个“电力供给合作社”的组织布局也能说明，就李庄的家族而言，并非罗家最大；就个人而言，也不是罗南陔最重要。倘若指望罗南陔独自签署欢迎同济迁居的“电文”，其可能性不大。即便是势力最强的张姓，如果需要以李庄士绅身份与陌生的外界文字联络，也不是以一人独署，而是以多家联合，多名联署为宜，单人独署岂非易遭诟病？

第三，既然罗南陔只是李庄的地方士绅，并非全国名流，一旦离开李庄与南溪，外地人就不可能熟悉他，既然是陌生人，无论是书信，还是电文，一般在姓名之前还应自报身份，稍示谦卑，个人的姓名前后还需有所讲究，以免生硬或不得体，即便是电报昂贵，惜字如金，也不能轻易省略，何况该“电文”作品的落款那么多，书写者并未顾虑要不要省字。个人姓名的书写讲究，是为中国读书人习以为常的行文规矩，亦乃货真价实的文化传承，不应低估罗南陔与民国士绅同道待己待人的人文素养。倒是仿造“电文”的后世好事者不谙此道，有文凭没文化者颇有市场，反而容易损贬罗氏的士绅形象。

第四，即使果真有此“电文”，若就情理而言，亦当委托使命在身的同济校友钱子宁转发（有的作者也是这么叙述的），“电文”就应以委托钱子宁的书写形式，而不必用今日领导人、社会名流或无畏的书写者自信颇足的题词格式。

第五，既然是“电文”，为何连自家斋名都要列上，用意何在？

第六，“电文” 的落款写出“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也经不起推敲。这个时间就把同济联系和迁居李庄的时间提前了一年，并不合适。另外，写出时间的目的又是什么？若要突出日期的重要性，为何只署年与月，却不写哪一日，代发者或邮局怎能帮他 “韵目代日”？

三、结论

综合以上质疑与相关分析，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当下关于李庄的书刊、展厅、纪实影视作品所传播的罗南陔欢迎同济的十六字“电文”之源头并不可靠，既非出自任何档案资料，也与同济师生的李庄追忆无关，只是出自当代李庄镇政府内部印刷的那份已让原稿不翼而飞的“李清泉遗稿”。即便是李庄长者李清泉生前果真原封不动地留下过那份舛误显露的“遗稿”，依照历史学的职业规训，也是孤证无凭，只能存疑，存疑毕竟是历史学的重要使命之一。

第二，把尚未确证的“李清泉遗稿”中的十六字“电文”，层层放大，移花接木地书写和表演成“罗南陔起草”，更是漏洞百出，很难取信于人。与其说它是值得尊敬的李庄开明士绅之一罗南陔当年“起草”的“电文”，还不如说更像是模仿当代领导人或名家题词的急就章，顶多可以充当影视创作的道具来“戏说”历史，却不宜当做纪实物件来呈现历史，更不能作为李庄的历史文献来复制和传播，误导受众，干扰史书的撰述。如此创作和演绎下去，虽然真能“打造”成“文化名片”，还能增加“文化工程”之类奖项的获奖几率，甚至让不明真相的受众交口传颂，然而，这样的“文化名片”无异于历史的狗皮膏药，终将脱落或被揭下，惟有真实的资料方可穿越时空。

第三，任何缺乏史料支撑的文学表现形式既不足以跻身李庄古镇的主体叙事，也不应充当同济校史的撰述依据。立足于黄浦江畔的同济大学既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校，也是屡经挫折而不败的百年强校，它以货真价实的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立校，关于它的校史展览与编撰，尤当秉持百年不倒的科学精神之传承，一字一句不仅要有来历，更要寻求可靠的史料支撑。其实，无论是同济大学，还是大江南北的其他院校，无论是校史馆的展厅布置，还是校史的编撰与修订，均应爱惜本校的档案、实物积累与历届师生的真实记忆，以实然为主，应然为辅，审慎取舍，宁缺毋滥，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没有资料不说话，既不说假话，也不赶时髦，给在校学子做出求真务实的表率。

*李庄的东岳庙成为了同济大学的工学院，这里是校舍旧址

离开宜宾不久，有位当地长者给我善意留言：“关于十六字电文颇存质疑之处，但己成既成事实，若要正本清源，市区镇三级官府会尴尬的，何况历史特别是正史或现代史更是如此。”我当即坦诚回复，浅见有三：

1.缺乏可信度的十六字“电文”假如同以往的市区镇三级政府的参与有关，当与现任三级政府中人无涉，后者不必为前任的造假背书，不应存在尴尬的问题；

2.李庄既是证据确凿的历史古镇，也是有功于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等重要机构的文化名镇，倘若彻底拿掉那个经不起推敲的十六字“电文”，无损于李庄的文化含量与整体形象，应当充满自信。虽然十六字“电文”与“罗南陔起草”之说均有作伪之嫌，罗南陔与李庄士绅群体对同济的支持却是真实的存在，完全可凭现有的历史档案，遴选某些真实的字句 ，彰显那一方热土的情怀，无论是以假代真，还是以假乱真，均不足取。

3.假如“正史”与现代史的资料、论著有假，那正是吾辈历史研究者应予清理的职分所在，责无旁贷，却不能构成装聋作哑的理由。如果因为彼处有假，就可以成为此处造假的理由，那么，过度的包容便是纵容的代名词，中国假冒伪劣现象的根治只能被假冒伪劣的互相攀比所替代，祸患无穷。

行将收笔时，笔者不禁想起曾为母校同济师生的李庄之旅陪护始终且在中国造纸工业领域为母校赢得声誉的实业家钱子宁，也想起曾为安置同济师生多方配合，却在十年之后农协会主席任性施暴的权力舞台“镇反运动”中惨遭杀害的罗南陔、区长张官周、镇公所文化主任杨惠君 等人。倘若后世好事者锁定今日的名利之需，将罗南陔打扮或打造成十六字“电文”的起草者，这与罗氏本人无关，应当无碍于后辈对他及其同道和李庄那一方热土的温情与敬意。愚意以为，干扰含冤而逝者泉下安息的最拙劣的方式，莫过于以自身的需求为目的，以刻意拔高或贬损的方式，让逝者从亲友同伴中隔离和孤立，篡改乃至破坏逝者的生命本相，让历史失真。当年农协会主席的政治权力之任性摧毁了罗南陔的肉身，今日历史叙事者的话语权力之任性势必惊扰罗氏的天国之魂。福兮祸兮，生者当慎之，且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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