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的整改美化，街道小贩如同巷子里的货郎，在我们的记忆中越走越远，消失不见，唯有一声吆喝在心头徜徉，绵延不尽。地铁口做煎饼的人，胡同里卖剪子皮筋的人，鲜有人留心他们的去处。他们沉默，似乎是别人生活的背景，就像石坎上的青苔随时可以拿掉，然而真正拔掉了青苔，石坎也会支离破碎，不复存在。
单读作者袁凌的新书《青苔不会消失》收录了十二个这样的底层人的故事，并分“卑微者”、“出生地”、“生死课”三部分讲述他们的磨难和挣扎，以及新旧两代人关于故土的矛盾。在北京这座权力与财富之城，他们或许格格不入，但他们的确为了改变和尊严而付出过，努力过。
北京局外人
袁凌
2015 年 12 月 7 日，雾霾最严重的一天，北京有史以来首次发布红色预警。天色蒙昧时，许世佩已经给三轮车装上蓄电池，载着堆尖冒梢的黑色大塑料袋包着的货物，驶离东五环货运铁路附近的大杂院。他需要在浓厚又含有一丝凛冽的雾霾中骑行七公里，到达朝阳区姚家园附近的一个早市，在马路边出摊售卖服装。像往常一样，他没有戴口罩。
和他一起骑三轮车离开院子的，是分头前往各个早市和路边摊点的小生意部队，天南地北的口音掺和在辚辚轮毂和电流的嘶嘶声中。人流中有不小的一股是许世佩的“自家人”：骑三轮车载货的有二弟、大妹夫；和自己一起去姚家园的大妹，以及前往各个小区“打游击”的小妹，因为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被称为“大双”和“小双”；此外还有坐 300 路前往方庄市场的大姐和姐夫，以及带着两只大袋子、赶大巴前往三河展销会的三弟，昨天他恰巧回京补货。还有其余的远亲近戚。
当三轮车和脚步的杂沓声响消逝后，大杂院安静下来，青烟渐渐散去，回到雾霭笼罩的沉闷模样。
此时，许世佩和大妹已经骑至姚家园市场外的公路，这里的雾霾似乎比五环附近更浓重。支好摊子，摆开服装和小货，两兄妹裹得严实地站在路边招徕顾客，不时跺脚走动。“大双”比哥哥裹得更为严实，脸上多了一副口罩。
许世佩的心情像天气一样晦涩。近来城管对路边摊查抄更严，下午无处出摊，有限的几个马路早市也面临关闭。尤其是大红门批发市场疏解外迁的消息，让他对自己的来年前景失去了信心，“回家”的念头不时涌上心头。这是到北京二十余年以来少见的。
1993 年，许世佩追随姐夫离开安徽老家来京，开始摆摊谋生。五位亲兄妹陆续循踪而至，勾连起远亲近戚。随着大北京的拆迁改造和人口疏解，他们被动地由中心迁往外围，从初到北京的前门，一路撤退到眼下的五环，落脚在这处大杂院。其间备尝辛苦，也曾有过“升级做大”的梦想，却从未能就地扎根，靠着小生意攀附在北京的生活圈边缘，似局外人那样生存。
如今，他们更可能彻底出局。
大杂院身世
大杂院总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比北京多数小区的作息早得多。
凌晨三点多，最先一拨人起身活动，他们是卖菜和水果的小贩，需要开车赶到新发地市场去批货，然后拉到农贸市场出卖。一时间到处是面包车和小货车发动的呼呼声，院子东西头的两个大厕所也热闹了起来。小便池前，男人们列队射出的尿液热气和后半夜的严寒相激，凝成一种新鲜、温暖又凛冽的气息，刺激鼻孔。
紧跟着他们起身的是做早点的摊贩，他们拉亮大瓦数的电灯，在院子里炸油条、磨豆浆。各家捅开的煤炉子飘散的青烟，在纵横几幢平房屋顶结成一层薄雾，看不见却闻得到呛人气息。院子当中的公用水龙头哗哗作响，和豆浆机转动的呼呼声掺和在一起。水龙头需要整夜开着，不然会被严寒冻住。完事之后，他们骑着经过改装的电动三轮餐车，或是开着面包车离开大院，前往各个临近市场的路口。
赶路边早市卖服装和小货的许世佩和弟妹们，是第三拨。他们杂沓的轮毂和电流声消逝之后，天色才真正亮起来，最后一拨前往固定市场的商户吃完早饭，分头赶公交，其中有许世佩的大姐和大姐夫。第四拨人离开之后，大杂院变得空旷，只有近来无早市可赶的许世佩妻子陈根娣和前两天被雾霾呛坏了嗓子的二弟媳等人留守。
直到中午，卖小吃的和一部分下午不出摊的摊贩归来，院子里才恢复了一些人气，一直到傍晚会达到峰值，各家窗户陆续亮起灯光，封了一天的煤炉子再次捅开，飘散炒菜的气味和纷杂声响，还有翻倒煤气罐出气的响动，结冰的屋顶冒出水汽。
到了九点多钟，大多数人已经入睡，大院再次沉寂下来，比这个城市的核心部分提早进入黑暗。它不是老北京胡同里热闹的四合院，倒近于传说中远在燕郊和三河的“睡城”，只是还够不上单元房的层次。
在这处大杂院里，许世佩已经和五个亲姊妹们一同居住了整十年，从开始时的一间房两百块房租，涨到现在的每间四百块左右。其间弟妹们结婚、生子，繁衍了两代人口。他们从没喜欢过这里，却也想不到离开。
十年前，许世佩的长子许晓川放暑假和弟弟一起来探亲时，脑子里对首都的想象被大杂院彻底击碎了。
“很偏，很脏，很挤。”许晓川回忆。从西客站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到大杂院，迎面是随处可见的垃圾、大便。父母租住的一间小屋碎砖铺地，要摆货还要生炉子做饭，晚上睡觉，十多个平方要容纳五个人：爸爸和许晓川睡一头，妈妈和弟弟一头，屋里临时支起的一副木板床，睡着爸妈雇的一个帮忙看摊的亲戚。只有一把吊扇驱走人体和气温混合的闷热，爸爸的鼾声更让睡眠本来不好的许晓川难以片刻入寐，只能侧耳听着院子里的动静。从午夜开始喧闹，自家屋的大人也早早起身，一直到清晨父母亲出车后，他才得到了片刻休憩。
眼下许世佩夫妻的居住环境有所改善，在众多亲戚中算是最好的：增加了一间小屋供鼾声太猛的许世佩单独住，以及两个儿子偶尔来探望过夜；床是买的，不像几个弟妹家用砖头垫一块床板；安了空调，添置了冰箱；最重要的则是，花一千多元自己安装了简易暖气，给门外的煤球炉子加装一个管道装置，通到两间屋内的暖气片，生火做饭烧水时，屋里连带暖和起来。这是几家弟妹都没有的，许世佩说是自己“会享受”。
安装自制暖气的起因，是去年南皋一带的大杂院发生煤气中毒，死了一对小贩姐妹，是许世佩认识的安徽老乡。派出所防范煤气中毒，以往在室内生火取暖的带烟道炉子被禁止了。每家屋里还有一个统一强制购买安装的煤气报警器，没有安装自制暖气的几户弟妹，屋中顿时近于冰窖，石棉瓦和牛毛毡屋顶以及碎砖墙皮，几乎没有作用。
比较好一些的像大姐和姐夫、二弟和小妹家用电热毯，小妹还有一个对象送的电暖器，实在太冷时用一会。三弟和大妹两家夫妻则是硬扛着，只靠大被子和人体御寒。
2016 年初的“世纪寒潮”里，院子里的水龙头周围堆结了半人高的冰柱，积雪压满了屋顶，化雪时家家漏水，在砖墙形成雨迹，只好在屋顶下加一层塑料布。但露水仍旧渗入，在塑料布缝隙处结成冰凌，早晚一条条地垂挂。家里不能剩水，不管是在洗脸盆还是手巾的纤维里，水分都会结成冰块，手巾像折叠的石板无法打开。罐子里的煤气也会冻住，需要在地上滚动敲打才能流到二手气灶里。入户排查煤炉的派出所警察感到吃惊，问大姐夫，你们不冷吗？
傍晚独自“打游击”的小妹回到家里，早上煮稀饭溢出的米汤已经结成薄冰，从桌子上揭下来，残留水分的毛巾也变硬了。她没有打开电暖器。这里的电线是老板私人牵的，收费比居民电高得多，一度达到一元五角，仅仅充电瓶，每月就需要支出一百七八十元。给东家收电费的“小四川”是个抠门鬼，一有赊欠就断电。
单身的她没有像哥哥那样自装暖气的原因，一方面是家里人少，另外则是不知道能住多久，明年大杂院是否还存在。
大杂院像一个外来户一样身世不清白。它的地皮从前属于北京市电机厂，起初的房东是河北人，拿钱买下了倒闭的电机厂地皮三十年产权，打了一口机井，建起了几排平房和一幢三层简易楼房对外出租，容纳了二百多租户。近年电机厂又把所有地皮卖给了 798 艺术区，这块地皮的身份因此悬而未决。
建造大杂院的房东已于十余年前过世，继承产业的儿子委托岳父“小四川”打理日常，自己则忙于应付和各个部门的关系，在首都维稳和拆违的夹缝中寻求大杂院的生机。大杂院遭遇过封闭出路、断水断电，平房砖墙上刷上过醒目的“拆”字，但一次次奇怪地存活了下来。
前一段，大杂院遭遇了最近一次严重危机，断电一周。原因是一些卖小吃地摊户在院中做点心，街道办认为有火灾隐患。一旦断电，靠电机从深井中抽取的自来水也停了。徐国能只能开着三轮车从农贸市场拉水回来，或者向大杂院外边的街坊邻居借水，洗脸的次数减到一道，喝水都省着买。家里点上了蜡烛，三轮车的蓄电池也到亲戚熟人家交钱去冲，或者去街上的充电站。都以为这次住不成了，不料房东到底打通了关节，恢复了水电，代价则是十几家做早点的摊贩被赶走，其余的人又有了“住一天算一天”的机会。
即使是不遭遇取缔，一旦无生意可做的商户离开，大杂院也将失去生机。和许多北京五环与六环之间的“外来村”一样，它也像是一副随地铺开的摊子，依附在北京的边缘，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查抄收走。
摊在街边的生意
许世佩摊子上的货是各种外套，碎花棉袄，以及裤子。妹妹的则是手套、护膝、围巾这样的“小货”。每件货的毛利，大约是 40% ，顾客砍价到三成以下，就只好作罢了。
12 月 7 日早上，许世佩只卖了二百多块钱的衣服，不到平日一半。
“雾霾天，出来的人少。”许世佩说。旁边卖手套、护膝之类小货的大妹，生意倒要略好一些。大妹二十岁那年来北京就是帮许世佩看摊，以后许世佩一直带着大妹设摊，两人的货配着卖。
好在这处早市是合法的，许世佩缴纳了每月八百块两个摊位的费用，就可以放心摆摊。七点左右，早市和附近的农贸市场大约同步开张，八点半左右，两位穿黑色大衣的男人过来收钱，一些临时摆摊的小贩，按日头缴纳每天二十块钱的散摊费用。相比起妹妹，这些人卖的是更小的货，从镜子、刮胡刀、神香到小收音机之类。光顾这处早市的，既有老北京，也有外地打工者，这些人戴口罩的也寥寥无几。临十二点关张之前，最后照顾许世佩生意的，是一对骑电动车的环卫工人夫妻，买了一件三十五元的碎花袄子。
虽有雾霾，总算天气不是顶冷。前几天冷的时候，“零下十度照样摆”。只是到了 2016 年初的“世纪寒潮”，许世佩才歇了一天摊。大姐夫李国胜以往摆路边摊时，双手双脚都长冻疮，溃烂流水，人只能不断地跺脚来暖和一点和止痒。遇到下雨，货物遮上塑料布，人披个雨衣站着，夏天则靠一把遮阳伞，一把大蒲扇，迟一些出摊，到晚上十点来钟才收。
十点半左右，早市收摊，许世佩和大妹收车回大杂院。旁边的安徽阜阳摊主下午去另一处马路市场，那里似乎没被城管盯上，但许世佩和大妹在那没有位置。他们以往下午摆摊的地点，在从住处往北走的京旺家园小区路边，但从 2016 年元旦开始，城管查得更紧，不敢去。
本来周末城管不查，但上周日新来一个卖包小贩，想抢一个卖玩具的老摊户地盘，两人打起来，新来的小贩主动打电话向城管举报，大家只好赶紧撤退，出了摊却没做成生意。
“这两年，城管查得越来越紧，做不下去了。”许世佩抱怨。他连车带货被查抄过两次，每次都是交了罚款才取出来。去年 APEC 会议期间，妻子陈根娣一辆新电动摩托车被交警没收，一千六百元打了水漂。一般在老式小区里“打游击”的“小双”，前两年丈夫刚过世，一次连车带货被抄走，托了关系，过了一周才取出来。其他的兄弟姊妹也大多被抄过。
“城管来抄，‘群防’打头阵。”许世佩总结说，群防总在前面，负责锁定目标，城管再适时出场。“群防”是近乎社会混子的年轻人，难于防范。
危险并不只来自城管。每日骑三轮车往返十几公里的路，也需要小心翼翼。路过货运铁道的一截，车辆拥堵，车上货物堆得过高，为了防止翻车和撞车，许世佩只能下车推行过铁轨。他的上一辆车，就在前年一次交通事故中报废了。
那是许世佩生平中的一次濒死体验。当时他骑着三轮车在芍药居附近路上逆行，和一辆转弯避让面包车的大公交相撞，许世佩飞了出去，坠在马路上的一刻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但回过神来只是手破了皮，撒了一地的货物垫住了他的背。交警到场没收了三轮车，前来收购的人却嫌轱辘扭成麻花的车太破放弃了，许世佩拆下车上有用的蓄电池，装在了眼下这辆上。公交车司机还给了许世佩二百块医疗费，许世佩觉得自己并没有伤，不想去医院，就退掉了。
以后许世佩还在大杂院门口翻过一次车。相比起那次死里逃生，就不算什么了。
日常的辛苦不值一提。夫妻各自出摊的时候，中午饭都在外面买着将就，一屉小笼包就可使爱吃肉的许世佩满意。早市相邻摆摊的一个河南小伙子，不断在数落小摊炸油条和肉包子不能吃，“里面的肉不知道哪里来的，想到恶心”，许世佩并不接话。傍晚收摊回家，两口子才能做顿像样的饭吃，还把早上的稀饭煮好，凌晨起来热一热。有时候煤炉子没封好，火熄了，还要重新生火，饭到嘴时快睡觉了。
早年一个人在京的时候，更是两头忙活。摆摊的中间，从来也不去上厕所，也不敢多喝水。被城管撵的时候，许世佩感觉自己“跟个乞丐差不多”。
除了早市和路边“打游击”，许世佩近来卖货的另一去处，是每逢周三、周日的集日，在朝阳金盏乡亿宏达农贸市场摆散摊。这是北京周边保留下来的少数集市之一。二弟夫妇和两个妹妹也去这里。
2015 年底最后一个周日，亿宏达市场人群熙攘，生意多少好于路边早市，缴二十块钱摊位费，一上午能卖三四百块钱。但在这个大集上，许世佩的生意仍旧低迷，倒是小妹的眼镜小货摊子有些忙不过来，和同样卖小货的二弟夫妇相比，显出她缺了一个帮手的窘境。头天她刚去了大红门进货，路太远没法骑电动车，提着几个黑色大塑料袋，跑了好几个市场，手上越来越重，回来搭的公交车上不仅多交三个人钱，还得领受旁人的白眼，好在集市的生意弥补了辛苦。
唯一没有来赶集的，是三弟夫妇，他们在三河县跑展销会。
展销会由一个大老板发起，租下一块场地，招徕一二百家商户入伙，缴纳摊位租金，卖百样货的都凑齐，打出一个某某展销会的大牌子，名头故作响亮，周期十天半月，一般在北京的远郊区，有时也去到郊县和天津的地盘。一个地方结束了，再换地方，一拨人结伙跟着走。
跑展销会的三弟他们都住小旅馆，晚上展销会场用篷布围住，有保安看着。展销会近年越来越少，展位费由一两千元上升到五千多元一期，几乎吃尽了商户利润，二弟夫妇的两个展位缩成一个，跑展销会是出于不得已。
前年，他们被小舅子拉下水卷入河南襄县的一场传销，回来时丢了早市的位置。他们的儿子许飞讲述，这种传销称作“一千零四十模式”，号称拥有实业，每人缴纳入会费五万六千元，可以当时返还一万多，发展下线到某个级别，可以返还一千零四十万元，宣传者称大家加入的是国家实现“中国梦”的一支特殊战略部队，因此这时必须拿钱退出，“把机会留给后来人”。为了早日达到“一千零四十”级别，有人不惜掏巨款发展下线，好在许飞的父母还只是一共交了十余万会费，相当于一年多生意白做。
不过他们对此深信不疑，为了拉亲戚入会，和许世佩还有别的亲戚都吵翻了，到眼下仍不大来往，成了众兄妹中游离的一家。
从天安门到五环
二十三年前，许世佩第一次到北京投奔姐夫时，姐夫的摊点挂在北京的中心地带大栅栏路口，正对着天安门。
“租主人家一个门脸，东西都挂在墙上，天黑了寄在房东家里。”李国胜说，那个地方是个十字路口，人流很大，但因为太拥挤，能站下来看货的不多。以后由于消防隐患，这种壁挂式摊点被取缔了。
大妹妹也在前门摆过摊，和大姐夫李国胜一起租住在附近的平房。她进纪念堂去看过毛主席，“脸黄黄的，化着妆”，人太多走不动，穿着高跟鞋的她脚起泡了，回来时脱鞋赤脚走回家。 1997 年香港回归，天安门广场管制，她一天被堵在家里不能出门。 2002 年她离开前门时，大栅栏拆迁的风声已经很紧了。
许世佩的起步看起来更高端，在雅宝路做服装批发生意。他在市场里的摊位挂着服装样品，有人卖货时就让小妹妹看摊，自己到天坛东门的红桥市场去赊购，批发给顾客后再还款。顾客大多是俄罗斯人，“我还学了几句俄语”。这种生意的利润比较高，但不稳定，可能很久不开张，需要本钱厚实。唯恐坐吃山空的许世佩只干了半年，以后却觉得自己错过了唯一一次“做上去”的机会，“要有本钱，从浙江服装厂家直接搞货来卖，能发大财”。
从雅宝路离开后，许世佩转入“地下”，在地铁军博站站台上摆摊卖百货。这也是重复大姐夫以前在西单和前门地铁的路数。来北京过暑假的许晓川常跟着父母在地铁站台上玩，“在摊点中间串，看地铁跑过去，一阵凉风刮过来，觉得很有意思”。大妹结婚之后返京，也追随许世佩辗转各地铁站台，此外还有经营失败回乡后再次来京，在五棵松地铁卖货的二弟和弟媳，以及晚了四五年最迟出来的三弟和弟媳，直到 2004 年 6 月，地铁站台摊点被市政府禁止。
老照片中的前门大栅栏
离开地铁的许世佩，正赶上北京大面积拆迁路旁违章建筑，索性带着大妹和妹夫卖起了“拆迁货”，打听到哪里要拆迁，就去租一个门面，卖上十天半月，打着“拆迁甩货”的名义，销量比平时能翻倍，“这是心理作用，实际价格和平时差不多”。到卖不动的时候，房子也到了拆迁期限，于是换下一个地点继续“甩货”，“实际是假甩”。这几年是许世佩生意的黄金时期，每年能存下三四万元，供养了两个孩子上大学。二弟和弟媳则辗转北京站和西直门公交站台，直到这两处也被拆迁，也干脆卖开了拆迁货。
随着北京沿街的违章建筑基本上被拆光，拆迁货无处可甩，许世佩又和弟妹们分头跑开了展销会，一干三四年。起初展销会可以在前门、地坛这样的核心城区开办，后来整顿市容渐渐被禁止，撤离到沙河、大山子、顺义远郊。许世佩去得最远的一次是到河北涿州和三河，夏天和妻子一起摊张席子睡在展销大棚下，省了旅馆费。
2008 年奥运会之后的几年里，展销会逐渐外迁，早市却多了起来，一般是和农贸市场搭配经营，许世佩从 2008 年开始在芍药居赶早市，一直到 2015 年，市场被拆迁，换到了五环附近的姚家园早市。妻子则从 2010 年开始在大山子早市摆摊，直到 2015 年 9 月市场关闭，一时无处可去。几个弟妹也大体经历着类似许世佩的外迁经历，离开天安门越来越远。
积累更早、又饱受地摊风霜之苦的大姐夫有段时间也离京回乡，但未能觅得机会，回来后到天桥继续摆摊，从动物园批发市场进货。直到 2005 年天桥市场拆迁，搬到方庄市场稳定下来。
在方庄落脚后，大姐夫曾经和二弟合资，进驻新秀水市场出手一搏。新秀水市场利润达到 60% ，但门槛比路边摊高得多，进场费五万，三年租金十五万，另外需十万押金，一下就要拿出三十万资金。三年后资金涨到每月上万元。大姐夫和二弟先是卖品牌童装，以后生意滞销改卖玩具，又赶上秀水调整格局，玩具市场迁往三楼，多方窘困之下，两家在七年之后被迫退出了秀水。二弟夫妇步许世佩后尘，改跑展销会和机场附近的早市。
事后看来，两人都觉得自己没有魄力，不敢放手扩大规模，错过了唯一一次“做上去”的机会。“借钱，就可以做大一些，做精品品牌。”挫败感的来源是本家一个侄子，大胆借二十万元包下万通新世界市场的专柜，做上规模之后在北京买了靠近二环的房子，眼下涨到四百多万，又买了车，彻底脱离了亲戚们的地摊层次。但这样的人在芸芸商贩中实属凤毛麟角，也不乏经营失败负债离京的铩羽者，更多则是像许世佩和李国胜这样抛物线式地下行，与首都渐行渐远。
和经营地点的不断边缘同步，许世佩和弟妹们的住处也经历了外迁，从前门四合院到大山子的平房区，再到眼下到这所大杂院。与他一起在京旺家园摆路边摊的一位河南摊贩，则从西坝河搬到东辛店，再搬到环行铁道附近的平房，“走哪拆哪”。大姐夫提到了北京的“人口控制在两千三百万人”的规划，他直白地说，“北京就不让外地人呆，需要了用一下，不需要了赶走。”
眼下最迫近的威胁，是北京近期公布的大红门周边批发市场拆迁规划。根据政府的规划， 2017 年底前大红门将完成疏解升级，一部分市场关闭。大红门的几十家各类市场，是各个早市进货的来源。一旦分流到燕郊、三河等县，意味着许世佩们的生意将难以为继。
“要是被赶到燕郊，宁愿不去，回老家。”这是大姐夫和许世佩共同的想法。年轻些的人们却有些无从选择。“这里拆了，就赶远处的集。”一同摆早市卖小货的安徽阜阳老乡说，他最远赶过廊坊的集市。
大山子早市拆迁后，院子里卖早餐的东北老王一家，已经被迫离开，迁去遥远的广西。临别前老王家媳妇送给陈根娣一只泡豆子的大桶。听说南宁那边是新建的城区，不赶人，“至少图个暖和，摆摊不用穿这么多”。
老家的距离
几年前，妻子陈根娣开始念叨，想回老家乡下养牲口。
以前在老家，妻子养鸡赶鸭喂猪。老家的房子还在，不像大姐夫家的已经塌了。今年没有生意做，妻子准备回去整房子。
这么多年，陈根娣一直想念家乡，“空气也好一点，这里就是挣点小钱”。她从来没有真正习惯过北京，尽管她努力把在农村的生活搬到大杂院里： 买坛子腌酸菜，像喂养鸡鸭那样，用卖鱼摊贩丢弃的鱼鳃喂一大群流浪猫，还买来葡萄自己酿酒。两口子用半生积蓄买的房子，在省城合肥，多少也算是家乡，“可以两头呆呆”。
往年每年两人会回家过年，今年许世佩不愿回乡，陈根娣却忍不住赶在过年前自己回了趟老家。虽说父母都不在了，还有几户姊妹家走走，人比在外边亲热。住在大杂院里，看似众多亲戚在一处，但各自早出晚归，见面都少。
许家大姐也想家，家里的老人还在，身体还好，每个礼拜她会给老母亲打个电话。但这么多年，除了今年春天回乡给公公奔丧，她只在北京非典那年回去过一次。
那一次，北京城空了，没有人敢上街买货，李国胜夫妻俩放下生意跑回老家，呆了一个多月才出来。那是最长的一次回乡。长久不住人，家里的土房子也塌了，寄居在亲戚处。两夫妻在巢湖买了房子，离家乡更近，也是个投资。没料到近两年巢湖撤市，房子跌价，又打算在省城合肥买。
许世佩也在合肥花八十万买了房子，几个弟妹大都在合肥买了房，不算高的房价和不算远的离家距离使他们如此选择，花掉了多年做生意的大部分积蓄，至于在北京买房扎根，“想都没想过”。
除了老人，故乡最牵念的自然是孩子。孩子一般是老人带，只有过年回去看看，往往还为了多赚点钱提早回去，在春节前回来，赶春节期间北京的庙会。今年大妹夫和儿女都回老家，大妹一个人却留下来，为的是省一张火车票花销，还能自己赶这边的庙会，两头不误。小妹妹有个孩子在家乡上高中，但她春节也不回去，双胞胎姊妹一起赶庙会。
陈根娣并不认同小妹妹如此。说起当年撂下孩子，她有些后悔，“其实我不该上这儿。要是现在，我就不出来。”
她记得有年春节前，下着好大的雪，两口子要赶火车回北京，小儿子许超扯着手臂不肯放，满脸的愤怒盖不住眼底的悲伤。少年的许晓川对父亲出门印象不深，母亲离家时，才意识到从此是一个人了。有次他在家里哭起来，弟弟问为什么，“我说想爸妈了。弟弟也哭起来。”
读初一时许晓川害了眼病和失眠，陈根娣回去租房子照顾了一年，她一直认为，儿子得眼病的原因是老人没有把家里毛巾洗干净。许晓川高三那年，陈根娣又回去租房照顾两兄弟，最终两个孩子都考上大学来到北京。
许家弟妹们在大院添了孩子，但在北京拿不到准生证，只能回家乡去生下来。出生之后在北京养上两年，要上小学了又送回去，这边上学难，又没人照顾。
老三的孩子许飞出生后来京，五岁的时候被送回家乡。在北京的时候，许飞上过幼儿园，那是他童年的金色记忆，“做游戏、吃饭和睡觉”。回乡之初，许飞很不适应，因为家乡无幼儿园，只好提前放到一年级，上了三个一年级，彻底打消了他对于上学的兴致。小学时他学习一度还可以，上了初中一落千丈，原因是外公再也看不懂他的作业，给了他偷懒打游戏机的便利。
五妹家的女孩子汪静一岁多被带回老家，由外公外婆抚养。父母回家的时候，她一直不肯喊妈，跟着表姐把自己母亲喊“四姨”。“‘妈’这个字我喊不出口。”回家呆上一段，刚刚习惯了，要喊出口了，爹妈又要走了，再度生分下来。
“以后我有了孩子，绝对不会把他丢家里。”汪静说。
陈根娣后悔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儿子许晓川在家吃了不少苦。爷爷脾气暴躁，许晓川时常挨揍，曾经罚他不准吃晚饭和归家，只能在屋前檐下过夜。当她第一年春节回家时，看到许晓川在大冬天放一群鹅，手背全部皲裂了，“脸上冻红得像猴屁股似的”。
许晓川回忆，他有一次挨了揍，一路走回上锁的自家老屋，坐在门前哭了一天，想不通爹娘为何不回来。
弟弟许超由姥姥抚养，姥姥比较心疼外孙，这使许晓川潜意识里羡慕弟弟。他长年做的一个梦是，在一条大河岸边，外婆带着弟弟上了一条船，划走了，他在岸上拼命喊叫，他们的船却越划越远，他因为过于伤心从梦中醒来，醒来好半天仍在饮泣。
第一次来北京，许晓川觉得人特别多，“不停有人挤我”。父亲在路边摊上买了一个一块钱的汉堡给他吃，以前他觉得汉堡会很好吃，一到嘴里却觉得特别难吃，“很恶心”。对于北京，他一直隔膜，直到上大学出来。
相比于身为“北漂”的自己，他感觉父母离家乡同样遥远，“父亲干不动田里的活，也呆不惯乡下了。”
许世佩有自己的打算。他的生意细胞是家乡的田园培育的，小时候在田里抓鳝鱼卖，十七岁跟父亲去南通贩米，满舱新米压得水际线齐了船舷；成年后和大姐夫李国胜一道收购遍布丘陵的木材，运到长江南岸去卖。现在回去，“就算下不了田，摆个摊总可以。”
今年许世佩没有回去过年的原因是，两个孩子娶媳妇不太顺利，让他没有面子。在心里，他期待着明年能修好房子，两个孩子带上儿媳妇，“衣锦还乡”。不管在北京呆了多少年，那里才是归宿。
怀着这种念想，许世佩不太认可小妹现在谈的对象。小妹夫是家乡一个镇子的人，前几年在北京发现肝癌，在北京的医院里躺了几个月化疗，实在不行了还是转回合肥，一路回到县医院，最后转回老屋，小妹妹回去侍候了几个月，在家乡过世落土。在北京，人落不了土，只能烧掉。
小妹新近找的对象是理发师，人材看上去还周正，但许世佩一直不满意，原因是男方是甘肃人。一旦哪天要离开北京，小妹妹去向哪里呢？“还是找个老乡妥当。”
“大院子弟”
许晓川从没有想到自己有天会托庇在大杂院的屋檐下。三年前大学毕业，他一时工作不稳定，带着女朋友回到大杂院，在父母的平房里度过了半年。
母亲专门请人修葺了许晓川住的平房：吊了顶，贴了墙纸，买了四脚落地的新床，换掉了以前砖垒的木板床，还在床头挂上了自己绣的“家和万事兴”十字绣，这是她在摆路边摊生意清闲时用两个月绣出来的。如今这间屋依旧留着“新房”的依稀痕迹。
冬天来临，屋子没有暖气，许晓川才和女友离开了这里。以后他找到了新工作，也和女友分了手，不再经常回到这里。在许家下一代次第成家从业的背景下，他时常变动的工作和不稳定的婚姻，成了父母的心病。
两年之后，弟弟任大学生村官期满一时没有工作，又来到大杂院，在哥哥的“新房”里住了近一年。一直到他在一家六里桥附近的会计师事务所上班，头两个月仍旧天天回到这里过夜，因距离太远才作罢。
在许家的子弟中，像许晓川和弟弟这样考上大学来京是例外，大多数是初中毕业后延续父母当年的道路，到北京做生意或者打工。
非典那年疫情过去，大姐夫一家从家乡再度来京，带上了刚初中毕业的大女儿，帮着盯天桥的摊，大姐夫就有了偷偷闲的时间。以后搬到方庄，大姐夫和二弟在秀水街合伙的生意，又由大女儿和舅舅一起打理，直到七年后撤出秀水，大女儿也在家乡找了女婿。女婿是手艺人，来京后不适应，一定要回乡，大女儿也随之离京，以后夫妻又去福建打工。二女儿 2005 年来京，帮着在方庄看摊，和相邻做生意的一个甘肃年轻人结婚。由于这里的生意不挣钱，一家三口离开了北京，远赴青海格尔木投奔男方的亲戚，帮亲戚打理商场。
过完 2016 年春节，开张的头天傍晚，准备买盒饭的李国胜夫妻接到了百度外卖的电话，原来是小女儿在网上为父母叫了晚餐。“我在网上订外卖，比你们自己出市场去买方便。”
这是眼下的趋势：新一代来京的许家子女，大都不习惯父母摆路边摊的方式，更想把自己的人生愿景搬迁到网络上。
在大杂院长到快两岁回乡的汪静，初中还没毕业就来到北京，不习惯跟着父母摆路边摊，在大红门批发市场当了半年导购，招徕客人进店购服装，每月可以挣到四千五百元。半年后，她仍旧嫌这份工作抛头露面，自己开起了一家昵称为“我还有大把大把时间陪你”的淘宝店，专卖加肥加大码的男装，“都是胖子穿的”。生意并不很兴旺，但她也没打算回到早市，改行到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当文员，待在未装修的新写字楼里接待前来看盘的顾客，按日拿一百多元薪水，同时兼职开网店。为了方便有订单后从市场就近拿货快递，她在大红门市场附近租了房子，只是偶尔回大杂院来。
三叔家的堂弟许飞离开学校后经历更为曲折，曾经在南京和常州的饭店打工，学做厨师，也曾经在建筑工地上当学徒工，都由于不能坚持而半途废弃，“到处走，觉得都不适合我”。比起现实中不断变换的职业，他更感兴趣的是在网络游戏的世界里充当英雄联盟的成员。
到北京之后，他跟着父母去跑过两个月展销会，因为展位费太贵作罢，年末的一段时间他无事可做，只能自己躺在大杂院没有暖气的平房床上。阳历年底，他找到了一份在卖东北大锅鱼贴饼子餐馆跑堂的工作，每月两千五百元钱，但这无非又是一时过渡，“只打算干到过年”。对于未来，他的想法看得出是模仿表姐和堂哥：开网店。
眼下在开网店的除了汪静，还有李国胜的大儿子李立。李立来京后也在大杂院栖身过一段，三年前成家后搬走，妻子以前是卖手机的，现在家带孩子。李立报名参加了北大青鸟电脑培训班，近来在网上开店，卖和父母类似的小货，由于刚起步没有打开局面，仍然需要父母补贴。李国胜提到儿子告诉他的信息：“网上的市场比现实中大得多，双十一天猫卖出九百多亿。一个塘里捞，有人捞到鱼，有人捞到水。”
许家子弟从大杂院向网络的迁徙已经延伸到第三代。许晓川表姐的孩子汪登程眼下在永定门附近的一家天猫店做销售。初中毕业后他上了南昌一家铁路技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地铁 10 号线上班，担任站务助理。工作单调，地铁公司又规定上班期间不能玩手机，汪登程只能“抱着膀子看着手表指针一秒一秒地走”，两个月之后，实在无法忍受而辞职。低谷中的汪登程被朋友介绍到天猫店当库房配货员，在地下室工作。
为时不久，运营人员的临时出缺给了汪登程“上楼”的机会，他的表现让自己站稳了脚跟，主要从事用各种办法刷单、优化产品文案的任务，“总能让我们的产品出现在搜索榜单第一页”。天猫店包吃住，工资三千五百元，但过于繁忙的工作节奏让汪登程有些想跳槽，“工资还不如客服，想找个有双休日的。”
偶尔回到多年生活过的大杂院，汪静和汪登程都有一种回到昨天的感觉，父辈们早出晚归的路边摊模式，无声中已难以为继。最近的一次职业调查显示，线下零售已经成为最被看低的职业。
但他们自己，虽说已经迁徙到网上，但仍然依附于现实中的批发市场，并无自足的体系。一旦大红门市场分流拆迁，他们起步之初的网店和父辈的路边摊一样，面临生存危机。
前几年，汪静还很喜欢大杂院，现在却有点疏远了，“人多，不安全，又冷”。在记忆中，她和弟弟都保存着大杂院的温暖一隅：当初大杂院的周围有大片成荫的树林，一直延伸到环形铁路之外，夏天下午天气过于炎热，不出摊的大人们在树下摆桌子打麻将，小孩子们就在一旁土里挖洞找知了的蛹，挖出来后装在瓶子里。
对于许晓川，这段孩提旧梦已趋模糊，偶尔回大杂院也越来越步履沉重。春节，他把父母接到了弟弟和自己租住的六里桥单元房里团圆，母亲觉得这样也好，“用热水洗菜方便，不用在大杂院里洗冷水受冻”。年夜饭气氛还算和平，但许世佩仍旧忍不住提起了“抱孙子”的话头，父子间出现了尴尬的沉默。
回到大杂院，许世佩少见地没有和几家弟妹们打过年小麻将。初三他就顶着雾霾出摊，在北京一天，先做一天的生意。“衣锦还乡”的愿景，和眼前的天气一样，看起来还很渺茫。
作者: 袁凌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年:2017-04
编辑 | 嫌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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