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逆北
来源：历史研习社（ID：mingqinghistory）
问题的提出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一方面，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对游牧性质的鲜卑民族进一步融入“中原文明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孝文帝的改革也进一步巩固了北魏政权，并推动了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是问题来了，孝文帝改革如此卖力，成果也异常显著，为什么在不久之后，政权会被轻易颠覆呢？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孝文帝改革成果被颠覆，与鲜卑族中一部分力量对“汉化”的仇视与反动有关。
但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接下来，就由笔者来同各位探讨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吧～
“山雨欲来风满楼”
政权的开创者们，在“创业”的过程中，的确辛苦异常。但是这并不代表所有问题都可以伴随着武力征伐而得到解决，北魏正是如此。在帝国的皇位传到第五位皇帝孝文帝手中时，长时期积压的问题已使帝国的操盘者们不得不加以关注了。
在北魏帝国的外部，割据南方的南齐政权不时兴师北上，对北魏在江淮一带的据点进行侵袭。另一面，塞北一带的柔然部族也频频向北魏的军镇发动攻势，让北魏颇为苦恼，自己的生存环境也因而愈发险恶；而在北魏帝国的内部，则存在着大量游离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编外法民”。
他们在战乱时期，或依附于地方实力派，或以“贵族奴仆”的身份来逃避国家的赋役摊派。地方势力也因此得到了重构与强化，从而成为了北魏中央政权的心腹大患。重新统一起北方的北魏政府可谓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而北魏建国之初，汉人士族崔浩因为“修国史直言不讳”（实际上，可能同崔浩坚持压制鲜卑贵族世袭特权有关）一事而触怒鲜卑贵族，结果横遭“灭门之祸”。
崔浩的悲剧不仅没能解决北魏上层的权力之争，反而使本已被帝国上层刻意淡化的“胡汉民族矛盾”再一次升温，并与上层权力的角逐交织在一起。潜在的各种矛盾也时刻存在着进一步激化的可能。
崔浩像
“冯太后”的“改革公关战”
当北魏的皇位传到冯太后的儿子（非亲生）献文帝（英年早逝，皇位不久便传到其子孝文帝手中）手中时，潜在的危机已逐渐开始浮出水面。朝廷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势力争斗，逐渐演化为权臣对皇位的架空与觊觎，一些权臣也因“德高望重”而愈发的肆无忌惮。
但冯太后不是初出茅庐的政治新手，她选择了暂时的沉默，并对朝廷各方势力的角逐采取了坐山观虎斗之态势。在其陷入纷争之时，冯太后果断出击，对朝廷内的各方势力，或拉拢，或压制，或做出政治承诺，并最终扫除权臣而成功把持了朝政。冯太后的这一手，无疑为她下一步的政治改革扫清了道路。
冯太后早年曾在北魏文成帝身边“随王伴驾”，而文成帝重用汉人与选用汉仪的治国策略，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使得她同文成帝一样，对汉文化抱有一种亲切感。但长期处于北魏宫廷所积累的政治经验告诉她，改革的进行应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则在于冯太后本人在改革发动之前，能否为自己争取到足够大的支持力量。
于是，在冯太后主政时期，在选用人才上不仅“胡汉并举”，选用了大量汉人精英与鲜卑贵族进入到北魏中枢；还实行了魏晋时期给官员发放固定俸禄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贵族势力胡乱征派赋税的特权）；在农业经济恢复上，冯太后更是不遗余力推行“均田制”（把无主荒地收归国有，并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让他们耕作，同时规定其为国家应承担的义务），以实现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冯太后的这些努力，为之后她的爱孙——孝文帝的改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也正应了一句歇后语——“耗子拉锹子，大头在后头。”
“无冕女皇”冯太后像
冯太后逝世之后，孝文帝也已长大成人。青年人所自带的“渴望建功立业的热情”，与少年时代对“冯太后改革”的深刻印象，让这个年轻人更坚定了将改革深入到底的决心。孝文帝除了继续坚持对地方势力加大打压力度、并将大量“编外法民”纳入到国家管控的体制内的政策之外。还以政府行政力为保障，在中央强制性的掀起了一场“汉文化的改造运动”。
如孝文帝下令将原先的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只准说汉语、穿汉服等等。为了达到彻底改造的目的，孝文帝还以“南下伐齐”为名，将北魏的都城由原先的平城（今大同）迁到洛阳，北魏的政治重心也在无形中顺势南移。
但是，也就在孝文帝大刀阔斧改革的同时，鲜卑贵族内部，因为汉化改革的进行，也出现了断层与分裂。
被人操纵的“军镇兵变”
自从孝文帝南迁都城到洛阳之后，跟随南迁的鲜卑贵族们逐渐融入到了“汉文化圈子”中。或吟诗作赋附庸风雅，或以此来强化自我特权地位的“合法性”，再加上洛阳地区在孝文帝的建设之下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华，优越的生活条件与相比塞北地区更显温暖湿润的气候，使得南迁的鲜卑贵族乐不思蜀。
但是他们几乎也忘记了，在塞北负责“留守老家”的，还有相当一部分鲜卑族人。他们对于汉文化本身仍抱有一定的戒备之心，而更让他们倍感寒心的是，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并没有使他们得到任何实惠，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为了洛阳政府的“幸福”而时时刻刻提防柔然的侵扰。在冷酷的现实之下，这批人对于北魏政府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终于，长期积压的不满如火山般喷发了。一天早上，冻饿交加的一批士卒要求看管粮仓的官吏为他们提供粮食，结果遭到了拒绝。士卒们发一声喊，当即占领了粮仓，并分头占领其他政府部门，北魏政府在塞北的军镇沸腾了，这就是著名的“六镇起义”。起义军的决策上层多为基本未汉化的鲜卑族军官，他们在控制了军镇的局势后，当即南下，试图报复曾经冷落他们的“洛阳汉化集团”。
北魏政府在得知消息后为之一震，立即发兵镇压。终于，起义军在北魏政府军与柔然等夹击下遭到失败，但是北魏政权也因此元气大伤。而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地方实力派尔朱荣部却趁势做大，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尔朱荣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从北魏“中央军”的表现上，逐渐察觉到了洛阳政府的外强中干；而他本人对汉文化又抱有极深的成见；再加上他在消灭起义军后，大量战俘的投效使自己实力大增。尔朱荣的野心也因此愈发膨胀，当即率兵进入洛阳，并在之后的几天内，将北魏大部分上层官员诱骗至河阴加以屠杀。北魏中央政府也因此而被尔朱荣架空，并为之后的分裂埋下了祸根。
曾叱咤风云一时的北魏政权，终未免于上层被尽数屠戮的悲剧。而回顾过去，造成北魏政权崩溃悲剧的根本原因，正是北魏在塞北地区的军镇起义所导致的。进一步深思的话，军镇鲜卑族官兵的怒火，也正是因孝文帝在汉化改革过程中对权力等分配失当所起。
孝文帝在主持政事时，毕竟还是一个缺乏政治头脑的年轻人。因为但凡是政治上的改革，不仅需要改革者大刀阔斧的勇气与魄力，也需要改革者长远的规划与配套措施的布置与执行。可是在这些方面，孝文帝作为一个政治家，显然是不能打高分的。
固然，鲜卑族融入中原文明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但他“强制性”的“汉化”改革，却在无形中撕裂了原先定都于平城（今大同）的鲜卑贵族集团。跟随他前往洛阳的一部分鲜卑贵族通过亲近汉文化而得以作威作福，而留守塞北军镇、并排斥汉化的鲜卑族人却遭到排斥。军镇官兵起来反抗洛阳政府的动机也就一目了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