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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6月，广州，珠江边上的长洲岛从寂寂无名走向生机勃勃。其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培养革命军人，挽救中华，孙中山在各方帮助下，在这里创办了黄埔军校。“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写在军校大门的这副对联，见证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黄埔师生们为挽救民族危亡，同窗学习，并肩作战；而随着历史风云的变幻，他们又分道扬镳，兵戎相见。在黄埔，既有三民主义教育，又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它既是国民党军队发育的摇篮，又是共产党暗暗成长的重要土壤。
那么，军校创办之初，作为筹备委员会负责人的蒋介石为何撂挑子不干了？为什么说黄埔军校是一所速成学校？校门口那幅著名的对联出自何处？学员们是怎样学习生活的？而学校的教官又来自哪里？蒋介石在军校里是怎样的状态？面对蒋介石的暴脾气，陈立夫是如何回怼的？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来到黄埔的学生们，最后为何分成两派势同水火？在黄埔军校建立过程中，苏联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借助苏联帮助起家的蒋介石又因何与苏联决裂？本期节目，李涵为您讲述：黄埔风云（下）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面对广州商团的武装反抗，究竟该如何应对，孙中山犹豫不决。关键时刻，周恩来撰文急呼“立刻以少数的可靠的革命军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下总攻击令，以决最后的死战”。1924年10月14日，孙中山不再犹豫，下令所有革命武装统归蒋介石指挥。黄埔一期第二、三队学生400余人奉命加入战斗，徐向前回忆说：“为平息叛乱，军校回师广州，学生军第一次上战场，大家很勇敢，首次打出了军威。”16日，商团团长陈廉伯逃亡香港，事态得到控制。强敌环伺，孙中山越发感叹“练兵一事为今日根本之图”，蒋介石拍胸脯说：“两月内可练一支劲旅。”
1925年1月，陈炯明集合潮汕一带的各式武装6万余人，想要重新夺回广州。黄埔军校教导第一、二团和第二期学生与部分粤军组成右路军，进行东征。陈炯明军4000余人死守淡水城，教导第一团抽调骨干组成奋勇队，担任破城任务。2月15日，蒋介石亲自指挥督战，奋勇队扛着云梯冒死攻城，第二营党代表蔡光举伤重不治，第四连党代表郑洞国一手扶梯攀登，一手挥动驳壳枪连连回击敌人，官兵一举登上城墙。教导团后来又在棉湖击溃叛军林虎所部，取得重大胜利，扩编为党军第一旅。
外患刚平，内乱又起。滇、桂军趁孙中山病逝和广州防务空虚，发动军事叛乱。蒋介石一度主张将大元帅府迁至粤东，往闽南发展，鲍罗廷、加伦坚持广州不可弃，说服粤军一起回师讨逆。黄埔学生又一次冲上枪林弹雨的战场，瘦狗岭一战大破滇军，使局势再次转危为安。11月初，东江一带的陈炯明势力全部肃清，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分兵南征，基本统一了广东全省。
黄埔军校与国内其它军校的一个重大差别与创新即在于，对政治教育的重视，而这也是从苏联学来的。据军校政治部主任包惠僧回忆，当时政治课程安排得很紧，每天两次到四次，每次两小时，学员除吃饭睡觉和军事课程外，其余时间都在课堂上听政治课，而政治教育的分量甚至比军事课程还要重一点。
政治教育虽极为频繁，但在当时仍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因为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主义、理念、目标等方面存在严重的差异，合作的表面下难免暗流涌动。如军校开学不久的“宣侠父事件”，就为后来的两党冲突埋下了伏笔。
宣侠父是浙江诸暨人，曾留学日本，进入黄埔军校前即已是共产党员。当时，蒋介石规定，军校里的党小组长每周必须向校长报告党内活动与工作。宣侠父写信给特别党部，批评蒋介石的这项规定“党、校不分”，违背了孙中山先生“以党治军”的原则。蒋介石见信后勃然大怒，将宣侠父关禁闭并令三日之内写出悔过书，否则严惩不贷。不料，后者被禁闭两日后答复“无过可悔”。蒋介石大怒之下指斥宣侠父“目无师长，不守纪律，再三教育，坚拒不受”，随后下手令将宣侠父开除出校。
本来呢，蒋介石对黄埔一期的学生最为关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第一期学生可说是我个人亲自指导出来的多”。事实上，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每个星期，蒋介石至少找10个学员单独谈话，以尽可能了解并拉拢之。但“宣侠父事件”让蒋介石意识到，思想与理念的问题并非开除那么简单。
从国共合作开始，革命阵营中两党的分歧及左、右派的冲突就没有真正停止过，而军校内部同样存在类似矛盾，这就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及国民党右派主导的孙文主义学会。青年军人联合会是中共黄埔特别支部领导下的一个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核心的革命团体，其主要成员包括李之龙、蒋先云、周逸群等，教职员中有金佛庄、胡公冕等人。孙文主义学会稍晚于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这是一个以戴季陶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小集团，主要成员包括贺衷寒、缪斌等人，教职员中有王柏龄、王文翰等，此外还有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公安局长吴铁城等。
对于校内两个组织的明争暗斗，身为校长的蒋介石心知肚明，但又颇感无奈。表面上看，蒋介石对两个组织不偏不袒，貌似公允，但内心对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颇为忌惮。如方鼎英所说，当时蒋介石对国共合作的实际看法是：“这叫做捉老鼠上床，咬自己的被窝，怎能够安静睡觉呢？”
发展到后来，两会成员几至于水火不容，甚至公开发生冲突。如1925年第一次东征胜利后，青年军人联合会在梅县中学举行军民联欢会，当李之龙演讲之时，贺衷寒一派人跳上台将李之龙赶下台，改由贺发表演说。李之龙一派人当然不满，于是两派人竟在台上公开混战，影响十分恶劣。事后，蒋介石将贺衷寒调职查办，李之龙调回军校工作。但没多久，两派人又在广东大学的一次集会上大打出手，双方矛盾越陷越深。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以“两个组织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破坏整个同学的团结”为借口，下令“取消党内小组织，以统一意志，巩固党基”。之后，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均宣布解散。但两派间的斗争并未消弭，这也成为后来血淋淋的反革命政变及清党的前奏。
黄埔一期生张隐韬曾在日记中这样描述黄埔的校园，“青草间的萤火虫，飞上飞下，发出电光似的光芒”。但是，这些青春蓬勃的热血青年们或许没有想到的是，战场没有诗意，友情也将很快别离。迎接他们的，将是长达20余年的同室操戈及其搅起的漫天风尘。
其实，黄埔军校得以建立，苏联可以说居功至伟。最初建议孙中山建立军校的，就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孙中山采纳建议，并派遣蒋介石赴苏联考察期间，一个叫鲍罗廷的苏联人又来到了中国。这个人在国民党与苏联的合作过程中异常重要，可以说，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政策推动，主要都是通过他实现的。国民党改组和创建黄埔军校，也有他在背后施加影响。
国民党改组导致的国共合作，曾在国民党内部激发不小的反弹。1924年6月25日，鲍罗廷还因此在广州被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质询。谢、张二人问道：“君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在党内做党团活动，认为合理乎？”鲍罗廷回答：“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
这段话更像是鲍罗廷在保守势力面前的应辩之道。但无论如何，国民党改组的确激发了这个政党的活力。认为国民党已死的鲍罗廷，在改组国民党之余，更致力于建立效法苏联的“党军”，它的实践之地即为黄埔军校。
这一年，鲍罗廷在军校的演讲中提到：“我们自从1917年正式实行革命后，一连5年之久，都在保持革命的势力中，没有时间来看我们的邻国——中国，帮助我们的邻国。但我们却做了一个好榜样，如果中国人愿意学，就是于中国有益的地方。这榜样是什么？就是俄国的革命军的精神……现在中国只有这一个训练革命军人的学校，改造中国的责任完全在诸位身上。我希望诸位能特别努力，以致贵国革命于成功。”
看上去，鲍罗廷的确在为中国革命失去的5年而懊恼，他也为此加倍努力以求弥补。
考验黄埔军校的第一个战役是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因为有了苏联运来的武器做后盾，国民党渡过了这次危机。关于这次与广州商团冲突的评价，一直以来有两个极端对立的说辞。
国民党正统史家认为，商团是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支持的反革命，镇压有理。而另一派的声音则认为，广州商团是保卫生命财产的自卫武装行动，惨被国民革命军屠城。
国民革命军与广州商团的军事冲突发生在10月10日，而在冲突前两天，即10月8日，国民革命军迎来了苏联水运过来的先进武器，对镇压商团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镇压了广州商团后，国民革命军又先后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第二次东征等等，取得节节胜利。孙中山1925年3月病逝时，第一次东征即将进入最后决战关头。孙中山没有看到国民党接下来对中国的掌控，他在各个场合极力重用的来自苏联的鲍罗廷，在他去逝后的一段关键时期内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苏联对黄埔军校的帮助，除了提供军火和顾问，还在教材和教育方式的设定上起到了关键影响。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军事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被放置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25年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后，鲍罗廷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发表演讲。该校校长为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再过半年，这个学校也将并入黄埔军校。鲍罗廷这次的讲话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在中国革命军中复制苏联政治工作的苦心，他说：“肃清‘军阀’的方法，我们用‘军阀’攻‘军阀’的方法是不行的，要用一新的方法。这新方法在俄国早几年用过，已经成功了，此次打杨、刘我们也小试这方法，也算成功了。简而言之，专靠单独的武装，去制胜敌人，是旧方法，如吴佩孚已经失败了，张作霖也要失败的，就是专靠武装制胜的缘故。俄国尝试过用一支很小的军队，打败一个很像张作霖的军队，夺了五百架机关枪，也是用这个新方法。可见得专靠单独的武装，很难得到胜利的。”鲍罗廷进一步说，“军队为什么要‘政治工作’，就是要训练军队，去与‘人民合作’，‘政治工作’要使人民了解去打仗的目的……要使军队的士兵个个都知道我们是去救助人民的，我们的任务是完全为人民的任务，必定能得胜利”。
在这次讲话中，鲍罗廷还特别提到了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这次讲话不久，国民革命军发起第二次东征，将陈炯明的残部肃清。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趋于统一，为接下来的北伐奠定了基础。
在第二次东征行将结束之际，1925年12月11日晚，刚从欧美考察各国政治归来不久的徐树铮受邀在浙江督办署对全体省议员发表演讲。《申报》刊发了这次演讲的全文，其中提到：“苏联政府全属骗人，其专制且较君主而过之，不久必溃，实不足虑。但求我人勿利用之，以免反为所用。”
徐树铮是民初政坛风云人物，1925年时已边缘化。此次他刚从国外归来，还拟联合孙传芳、张作霖反对苏联支持的另一个革命势力冯玉祥。但没想到，这次演讲后不及一月——12月30日，徐树铮即在廊坊被枪杀。
和徐树铮相反，借助苏联援助起家的蒋介石，自出任校长以来，他的权力版图一直是扩张的，直到成为中国名义上的统治者。
在“中山舰事件”之前，苏联在华顾问的权势达到了顶点。苏联顾问团写给苏联驻华使馆的一份报告中称：“现存的国民党是我们建立起来的。它的计划、章程、工作都是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下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标准制定的，只不过使它适合中国国情罢了。直到最近，党和政府一直得到我们的政治指导者的周密的指导，到目前为止，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提出一项建议时，不为政府所接受和实行。”
但在国民党完全接受和实行苏联顾问建议的表象下，其实也有暗流汹涌，蒋介石和苏联在华顾问季山嘉在军事战略决策上屡有分歧，并不和谐。
“中山舰事件”后，因并无李之龙谋反等证据，蒋介石相当被动，但最后却转危为安。国民党领袖汪精卫负气出走，苏联又撤掉了季山嘉的顾问职务，蒋介石奇迹般获得更大发发展空间，很快成为国民党内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核心领袖。
更进一步的冲突在北伐过程中显现。战争过程中产生的两个中心城市发生了权力之争。1927年初，鲍罗廷支持的武汉和蒋介石所在的南京哪个应是新政权的首都？双方为此发生激烈争吵。国民党大佬汪精卫随后回国，加剧了斗争的激烈程度。蒋介石以发动“四一二”事变做回应，与苏联和他所支持的革命左翼以武力宣告决裂。
1927年4月18日，在蒋介石参加的“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恢复国民党党权大会”上，大会主席团主席董光孚发言说：“刻下汉口之国民政府……一切政权全是俄人鲍罗廷操纵。非将两伪政府消灭不可，北洋乃游荡政府，如久病垂危之人而仍狂嫖滥赌，不死何待？汉口是破坏政府，如急病之人加以大黄巴豆一切剧剂，必死无疑。中山以民生救济，必将北洋政府打倒，汉口政府消灭。”
在针对汉口、北洋的斗争中，蒋介石政权最终取得了胜利。鲍罗廷、罗易等苏联顾问，以并不体面的方式，离开了中国。
《同舟共进》冯杰 金满楼 沈虹 韩福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