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君按
本文为活字文化今年5月8日推送，出自活字文化引进的狄百瑞（狄培理）著作《中国的自由传统》，当时编辑本文时的种种情状，依旧历历在目。怎知短短两个月后，狄培理先生就已与世长辞。
先生毕生学术造诣，荟萃于《中国的自由传统》一书。先生坚信，中国文化绝非“反传统派”所以为的愚昧、保守、落后的代名词，而是蕴含着自由、民主、宪政等众多现代核心价值的精髓。中国文化的未来，亦将在于中国人如何从传统中重新“开出”现代价值的努力。“我坚信中国人将在内心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力量”，这是先生经毕生汉学研究所作出的学术判断，同时也是先生对当代中国人所提出的殷切盼望。今日特重发此文，衔诚致哀。
中国人认为的“道”是一种生长的过程，也是一种向外扩张的力量。如果“道”无法从他们本性中发现的话，那么它就不可能是一种真实与纯正的道理，而是某种外来的、同时有异于它们最基本的本性的东西。在中国人近代的经验中，很不幸的失去了这种直觉的本性，将所有的价值都看作是从西方来的，或将所有的价值都以将来为目标。这种态度使近来的中国人无法从他们的本性中找到答案。然而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这种真理的成长并不因此而停止，只是暂时被遮蔽。中国人民新的经验将从内心中成长起来。
1979年春天，我重访北京的第一天有两件事情给我印象最深。第一件是当我们下飞机走向机场时，入口处悬挂着巨幅雄伟的中国共产政治首领的肖像，除了毛泽东、华国锋之外，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长老型的肖像，其中尤以穿着苏联上将军服的斯大林最引人注目。现在北京机场的肖像大半都不见了，唯独斯大林的肖像还挂着。
第二件印象最深的是当夜有吴晗著名的《海瑞罢官》的演出。海瑞（1513–1587）是明代的一位县官，他反对贪财纳贿、滥用职权的官吏，冒死伸张正义。这出戏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被禁演，当晚是第一次重演，目的在暴露「四人帮」的罪恶，平反四人帮时代被批判清算的知识分子。这两个并列的事件——斯大林与海瑞，可说是目前中国大陆矛盾的象征。
1961年当《海瑞罢官》首次上演的时候，一般人都认为在影射批评毛泽东，支持彭德怀。彭德怀在「大跃进」时代曾经批评过毛泽东的政策，后来遭谋害而死。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吴晗写这个剧本的企图，吴晗在中共当政之前，一向偏爱历史上为人民牺牲的正直人物，而海瑞正是一个具有智慧、勇气、支持正义的典型人物。
吴晗在剧本中强调海瑞独立思考、倔强的性格，海瑞最不能容忍的是当时腐败、虚伪、贿赂、为非作歹的官吏，他指控某些高层官员非法并吞人民的财物，他们的外表彬彬有礼，暗中却干不法的勾当。吴晗特别强调海瑞正直的良知、不屈不挠的改革努力：希望达到税收和土地分配的平均，以及他虽然面对强权仍能坚持自己原则的特点。
吴晗在剧本中并未强调海瑞的儒家思想，海瑞必定受到宋明理学晚期成熟思想的影响。然而在当时毛泽东批孔运动及思想控制的气氛下，若吴晗提出宋明理学必会招来许多麻烦，将被人批评为不讲阶级斗争、只提倡人道的改良主义者。这种改良主义，中共认为是忽视阶级斗争，支持当时政权掩护旧社会的架构，延长其被打倒的寿命。
另一方面，吴晗认为宋明理学的改良主义主要在歌颂个人的成就，而轻视阶级及团体性。由于顾虑到这些，吴晗只能强调海瑞的「进步」面，譬如海瑞采取人民大众的立场，反对明朝的官僚作风，以及警觉到要彻底改革当时的社会及经济制度。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
被认为是“文革”发动的重要导火索
1964年5月发生批判吴晗事件，海瑞的理学改良主义还是被人注意到，引燃了当时「批孔运动」的导火线，「批孔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特色。在文化大革命中，理学的改良主义被视为是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毛泽东认为在近代史上，修正主义是发源于西洋的自由主义。毛泽东主张激烈革命，在他的「反自由主义」文章中指责儒家思想中的中庸、妥协、容忍为妨碍革命，妨碍思想斗争。尤有进者，吴晗又与胡适在学术上过从甚密，而胡适正是美国训练出来自由主义的大将。
毛泽东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与中国儒学一样，都是被人摒弃、已成过去的思想，虽然基本上他并不认为这两种思想有任何共通之处。毛泽东这种结论大半是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尤是马克思、斯大林的影响。马克思、斯大林认为传统的中国文化太陈旧，没有足以自新或作基本改革的力量。毛泽东本身经历过旧朝代崩溃，加上受到西方革命思想的冲击，因此认为中国需要一番激烈革命，必须彻底清除反动的儒家思想，才能在迫害及停滞不前的历史循环中自拔。
图为马克思《中国记事》片段
见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14页
当时一般人对于早期的改良主义没有耐性，对于革命却抱着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吴晗的作品显然有其特殊的意义。事实上，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政策并不符理想，他不仅遭遇到挫败，更不愿接受任何批评；因此海瑞对于高层官员的批评能影射到当时「解放」后高压手段下的政治环境。
我们不能忽视毛泽东也曾经想处理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些历史悠久的问题。套句格言：征服者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也就是说，中国只能用文官制度来统治。
毛泽东以革命的手段破坏旧的体制，后来他发现在党的专制政策庇护下，一种势力庞大难以驾驭的官僚主义重新出现。毛泽东无法眼睁睁的看着官僚主义的再生，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决心铲除旧有制度的残余。他运用一种他最熟悉的战略，就是发动群众从事长期的游击战，又以相同的原则从事游击政治。毛泽东利用好战的红卫兵来攻击中共政府与政党中的违法官员。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动机
目前以“整治官僚”说得到学界普遍认可
图为亦持此说的著名文革研究专家
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
假如在这方面毛泽东能成功而不搞垮中国的话，那真是宋明理学家做梦也想不到的。「文化大革命」后，官僚制度与科学技术还是留了下来，这种官僚体制和科技到底应该朝向什么目的？用什么社会思想来引导它们的发展？在这方面，毛泽东深深感觉到纯科技性的教育与实用主义政策，会威胁到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平等主义。然而暴力革命已彻底失败，渐进主义与改良主义开始受到欢迎，视为唯一可行的办法。1948至1949年及最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一连串暴力革命的重复，然而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中国根本的病症。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
“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经过三十年的激烈变化，中共现有政权很矛盾的谈到需要改良，需要现代化。他们派遣访问团、代表团及学生去追求西方新的知识及科技，同时也邀请无数的外国专家来讨论解决许多问题。这种迹象充分表示中国不断的需要有知识的阶级来领导，在传统的社会里，这种需要是由儒家的学者来担任。假如我们今天要寻找一些制度的基础，希望在这个基础上能建立更自由的态度与价值，那就是教育与司法制度，就是中国大陆所面临的中心问题。
虽然中国并没有多元性政治的经济或社会基础，但是中国人民由于「文化大革命」恐怖的经验，普遍地要求法律的保护，这种心理上的要求并不只限于一般群众，就连高层阶级的领导人物也包括在内，他们曾受到「四人帮」的破坏。
北京当局显然认为值得平反海瑞事件与吴晗的剧本，主要因为海瑞的例子与他们的生活和经验相同。由于作者吴晗能够体认海瑞，所以他会写这样的剧本。吴晗发现海瑞可以作为他个人勇气的模范，可以激发他抗议的勇气。我们知道海瑞也从过去历史中寻找相同的典型人物来对证，他依据几百年来所建立的制度在朝廷上为他自己作辩护。
这种传统看起来像一根脆弱的线，非常细小，不足以称为是一种自由思想的「传统」。但我们要说明的是即使儒家的道统本身也是很脆弱的、很「暂时的」。但只要是读过书的人，这一类的思想仍然可以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古人与今人虽然环境不同，但这种道统仍然能延绵不断。
“道统”是宋代新儒学（Neo-Confucianism）历史观的核心，指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孔曾思孟”的圣贤传承谱系。在狄百瑞先生看来，这一道统，在“自由教育”的意义上，也正是“中国的自由传统”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倒有一个机会。当学者在利用中国的改革运动来重新评价新儒学的改革主义时，我们正好也可以重新检讨我们对自由主义及自由教育的一些假设。对西方人来说，若把「自由主义」放在狭窄的文化层面来加以定义，那么这只会破坏它的理想，而且必定失败。
如果认为自由主义唯有存在于过去的西方，认为是舶来品、不能与中国的生活及文化方式融合的话，那么这也可能因此反而破坏了让它从自己的根本自然地滋长的机会，更也破坏了今日世界、和平生存而必然要接受的文化交流。
在文化大革命早期，我曾这么说过。我今天依然坚持我的看法：
中国人认为“道”是一种生长的过程，也是一种向外扩张的力量。同时根据孟子的看法，如果“道”无法从他们本性中发现的话，那么“道”不可能是一种真实的道理。不是内发的“道”，将是一种外来的、同时有异于它们最基本的本性。
在中国人近代的经验中很不幸的失去了这种直觉的本性，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暂时失去了他们的自尊，放弃将新的经验与固有的传统消化溶解。将所有的价值都看作是从西方来的，或将所有的价值都以将来为目标，而不扎根于他们过去，这种态度使近年来的中国人无法从他们的本性中找到“道”的真理。这种脱离自己根源的结果与它强烈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尤为明显。
然而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这种真理的成长并不因此而停止，只是暂时被遮蔽。中国人民新的经验将从内心中成长起来。
狄百瑞先生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对东方经典的英文译介
他因此被誉为麦克斯·穆勒、理雅各式的汉学家
图为其编纂的《中国传统经典》卷一书影
狄百瑞 著，李弘祺 译：《中国的自由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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