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推送主要是为即将到来的几篇关于家庭人口的文章提供一个非常简要的背景介绍。我会回顾一下学者和公众对人口增长的态度转变，梳理一下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关系的主要理论，并引入最新的人口发展趋势和理论背景。
生育
在过去的60到70年里，生育的含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令许多国家反思生育策略，并从鼓励人们限制生育切换到鼓励人们多生孩子。生育水平经常用（总和）生育率来表示。它代表的是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其计算是将某一时段不同年龄段妇女的生育率相加得出。伴随着总和生育率下降到并长期处于可替代水平的2.1以下，劳动人口减少以及老龄化的问题困扰着欧洲许多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其次，20世纪70年代后避孕手段的普及，尤其是价格低廉使用方便的口服避孕药的普及让生育变得更加可控。在发达国家，通常来说只有在人们决定生孩子时，才会移除避孕措施。
干预
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干预在许多国家都极为常见，只不过干预手段和背后的理念有所不同。宣传晚生、少生、优生是一种计划生育手段。大力推广避孕手术和药物的普及也是一种计划生育手段。反之，给生育子女的家庭提供税务补贴和子女津贴则是一种鼓励生育的手段。总而言之，人们的生育行为会受到公共政策不同程度的干预。在中国，独生子女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施行这么多年后，城市里大多是生育一个到两个孩子的家庭。即使是在没有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欧洲，有四五个孩子的家庭如今也并不常见。OECD国家多年来的调查显示大部分人认为两个孩子是一个理想的家庭模式 (OECD 2011)，而人们实际的生育子女数目却低于这个期望。
限制生育
现在我们也许认为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的减少是一个显而易见并且必然会发生的社会问题，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似乎用力过猛。可是当时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的提出，却顺应了那个时代限制生育的主流意识形态。回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人口增长是有敌意的。甚至直到90年代初，我们也依稀记得许多媒体常常说到人口爆炸对经济和自然资源造成的恶劣影响。这许多论调是基于Coale 和Hoover (1958)的工作。他们改良了马尔萨斯的理论，认为低收入国家（以印度为例）之所以贫穷是因为这些国家人口的死亡率大幅下降但出生率却居高不下，从而提出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是国家贫困的原因。具体来说，家庭疲于生育下一代而鲜有存款，不会投资其他生产活动，年轻人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加剧不同宗教种族的冲突，政府难以获得足够的税收进行基础建设，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导致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等等。所有这些，都会使这个国家陷入贫困。
有趣的是这些论证仅仅是用来针对低收入国家的。鉴于英国在经历工业革命的成熟和经济大幅增长前后反而经历了人口的增长，即使是马尔萨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负向关系在有些时候并不成立 (第六版Malthus 1826, III)。然而，世界人口大会在20世纪80年代前定下的基调都是限制生育。在1954年和1965年的会议上提倡以医学手段（例如避孕和流产药物）为主的方式在低收入国家推进计划生育。在1974年布加勒斯特的大会上提出了“经济发展就是最好的计划生育”的口号，提倡用多种手段推进计划生育。中国和印度也顺势推出了政府主导的计划生育政策。到了1994年的开罗大会上，性别平等、生育健康、女性教育成为了新的管理生育的手段。在许多国家，虽然在计划生育的干预下出现了生育率的下降，但却依然没有发生经济的起飞。另一方面，无论经济发展的水平如何，大部分国家都先后进入了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有所下降的模式，这类现象被归纳为“（第一次）人口转型”。
第二次人口转型
人们发现出生率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个“低”一般是指总和生育率低于或远低于2.1。同时，在这些国家也出现了结婚率的下降或者婚姻的推迟，离婚率的上升，同居的普及等种种与传统家庭模式相悖的现象。第二次人口转型的理论针对这些现象提出社会发展会转变人们的观念，弱化婚姻家庭对个人的重要性 (Lesthaeghe 2010, vande Kaa 2002)。尤其重要的是肯定了女性拥有了和男性平等的教育以及就业机会之后会通过寻求职业成功等方式来自我实现，家庭和生育因此不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与之呼应的是Becker (1974, 1991)的新家庭经济学模型也提出生育对经济能力强的女性来说需要付出的代价或机会成本太大，因此赚钱能力较强的女性会有较低可能生育子女或生育较少的子女。这些理论都用来解释为何伴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会出现家庭这种社会体制的衰退和生育率的下降。（更多关于第二次人口转型的理论和生育成本的细节可参考许琪老师2016年5月份的推送。）
性别平等
似乎理论的发展总是跟不上社会自我调节的脚步，社会的发展又出乎了学者们的意料。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的最新趋势出现了分化。在以高税收、高妇女劳动力参与率、性别平等闻名的北欧国家，自由市场闻名的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0年前下降，但在2000后却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上升。而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女性劳动参与率低的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却依然保持缓慢下降或维持在1.3左右的趋势。同样是发达国家，同样是社会在发展，为什么生育率在某些国家回升了？最有意思的是在总和生育率较高接近可替代水平的国家，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度也是较高的。近期，性别平等的重要性受到了学者注目，认为经济发展如果伴随着性别平等同时提高的话，较高的生育率和较稳定的家庭依然会占据主流(Esping-Andersen and Billari 2015)。这里的性别平等，主要是减少女性工作和生育的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途径有许多种，例如增强男性对家务劳动和养育子女的参与程度，政府和机构提供价格合理的长时间托儿服务，工作单位转换工作模式，提供兼职、弹性工作时间和远距离在家工作的可能性等等。因此我们可以见到不同的国家如果有以上所述特点之一，都同时达到女性的较高劳动力参与度和生育水平。很多学者因此对于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家庭的关系持乐观态度。
小结
在二孩政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家庭未来的走向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许多研究呈保守估计，认为生育率基本不会出现大幅上升。中国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程度之高有目共睹，过去三十年来女性教育程度也获得大幅的提高。与此同时男女在家庭内部的分工依然明确，职业对工作时间的投入要求愈加严苛，同时托儿服务趋向市场化和高收费。这些因素突出了女性职业和生育的矛盾，呼应了Becker的生育对职业女性带来的高机会成本理论，如此生育的代价可使许多女性不得不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做出二选一的决定。
这次推送我们简要梳理了一下计划生育的前世今生，为接下来的几篇推送做个铺垫。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们认为人口增长阻碍经济发展，到目前普遍认为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间从限制生育主义到鼓励生育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可谓巨大。与此同时，针对家庭的研究框架也从社会经济发展会导致婚姻家庭的解体转化到促进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可同时促进微观上家庭的收入（双职工）和子女数目以及宏观上较高的劳动力参与率和生育率。这些出乎意料的转变正是人口家庭研究的迷人之处。
参考文献
Becker, Gary S.,ed. 1974. A theory of marriage.Edited by Theodore W. Schultz, Economicsof the Family: Marriage, Children, and Human Capital. Chicago: 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
Becker,Gary S. 1991. A Treaties On The Famil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ale,Ansley J., and Edgar Malone Hoover. 1958.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ow-Income Countrie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sping-Andersen,Gøsta, and Francesco C. Billari. 2015. "Re-theorizing Family Demographic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1 (1):1-31. doi:10.1111/j.1728-4457.2015.00024.x.
Lesthaeghe,Ron. 2010. "The Unfolding Story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6 (2):211-251.
Malthus,Thomas Robert. 1826.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London: John Murray.
OECD.2011. Doing Better for Families: OECD Publishing.
vande Kaa, D. J. 2002. "The idea of a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Tokyo, 29 January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