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风亚洲：作为纽带和边界的水资源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一卷，为免费内容。

雨水、河流、海岸和海洋等自然界水体是如何存在的？气象观测员、工程师和农民在对水资源的改造与征服发挥了什么作用？人类长期对水资源的追求、改造如何推动亚洲历史的演进？

在《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一书中，历史学家苏尼尔·阿姆瑞斯通过亚洲的雨水、河流、海岸和海洋的故事，以及试图控制它们的气象观测员、工程师和农民的故事，重新审视了亚洲的历史。从印度的角度来看，他展示了对水的梦想和恐惧如何塑造了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愿景，激发了人们通过水坝和水泵重塑自然的努力，并扭转了国家内外的紧张关系，为读者思考亚洲历史进程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启发。

经“万有引力”授权，我们节选了本书第六章《水与自由》分享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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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印度与中国的水利计划在推进过程中并没有关注彼此，而中国的计划很快就因与日本的战争危机被搁浅。待到中印的河流工程项目产生碰撞，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但某些麻烦的征兆已经出现。20 世纪 30 年代初，英国和中国在滇缅边界爆发紧张局势，当时的缅甸还在英属印度的统治之下。在中国一方，地理学家威廉·克雷德纳（William Credner）于 1930 年与 3 名中国政府官员一道对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开展了一次考察活动。当时克雷德纳驻中山大学工作，对中国抱有极大同情。他们试图解决 1894 年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中并未作出说明的“滇缅边界南北两段地区未被划界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就英国在这一地区连续不断的军事活动提出抗议，但英国方面却以清剿当地的奴隶贸易作为其行动的借口。克雷德纳写道，中方“深入到遥远的不毛之地”，并获取了不仅仅是“边界问题”，而且还有当地地形方面“足够的情报”。如今，边界线是中国主权的重要象征，一份被截取的中国备忘录宣称：“希望云南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努力奋斗，以防国家领土再次沦为英国殖民地。”但是对陆地景观以及江河水流的热切关注也暗示着，边境地区之所以很重要，尚有其他原因，即其中的水源和矿产财富。

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印度的边界问题还与渔业有关。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桑德拉·拉杰（V．Sundara Raj）接替詹姆斯·霍内尔，成为马德拉斯渔业部门第一位印度人部长。拉杰与前任不同，主张通过技术来对印度渔业进行全面改造。拉杰在经济大萧条最严重时所写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随着区域经济的萎缩以及跨区域移民的回流，锡兰政府已经开始在他认为属于马德拉斯的海域，利用拖网渔船进行“深海捕鱼实验”。他还提到了马来亚，以及“这些兄弟国家的伟大觉醒”；他担心的是“他国政府侵占马德拉斯的渔场”。他不断提出请求—尽管第一次就被拒绝，他希望配备拖网渔船和快艇开展自己的深海实验。拉杰把“密集的海洋研究和海洋探索”视为某种全球性趋势，还援引了日本、加拿大和美国的案例来加以说明。

自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开始，亚洲陷入战争的泥潭。中国所经历的战争时间跨度最长，受到的伤害最大。1931 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并步步进逼。日本统治者的目光紧盯着中国的矿产资源、战略地位以及自身的领土扩张。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的内部纷争使日本产生对中国的图谋，日本惮于蒋介石的势力而不敢贸然行动。1937 年，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爆发。在此冲突压力之下，开发水资源的规划只能被搁置，而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38 年 6 月，为了阻止日本人向国民党的军事要地武汉进军，国民党军队在后撤时，炸破了位于河南花园口的黄河防护堤。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是“世界历史上对环境破坏最大的一次战争行为”。防护堤决口，黄河水向东南方向一泻千里，流入淮河水系，所到之处，大片农田被淹没。此次不计后果的破坏行为致使 80 余万人死亡、400 万人流离失所。

1941 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战火在亚洲蔓延，席卷东南亚。一年之内，日本就侵占了自 19 世纪以来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瓜分的地区，征服了英国治下的缅甸和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法属印度支那、美国治下的菲律宾。缅甸的陷落使印度的边界面临日本人入侵的威胁。

边境地区之所以很重要，尚有其他原因，即其中的水源和矿产财富

虽然在二战期间，印度领土上几乎没有战事发生，但它却是盟军在亚洲战事的巨大后勤供给基地和军事行动中心，印度军队则成为盟军在所有战场的、数量可观的后备军事力量。战争也改变了印度的政治局势。英国政府在没有同印度政治家们协商的情况下就代表印度宣战，令国大党大为光火，于是辞去职务，退出了自 1937 年大选以来就一直控制的执政省政府。1942 年 8 月，在与英国工党政治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爵士所率领的英国政府代表团协商未果后，甘地再次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公民抗议运动，即“退出印度”运动（QuitIndia Movement）。印度北方部分地区陷入混乱。英国向平民投掷炸弹来制止暴乱。31国大党的领袖们被关押在监狱受尽折磨，英国人只好将目光投向别处以寻求支持。战争提升了穆斯林联盟的权力和地位。其领导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Ali Jinnah）在 1940 年通过了《巴基斯坦决议》（Pakistan Resolution），主张为在印度的穆斯林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虽然该决议中刻意没有提及如何设立、在哪儿设立、什么时候设立等问题。英国人被迫妥协退让，答应战后印度将以某种形式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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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斯里纳特·拉加万（Srinath Raghavan）指出，战争促使政府广泛拓展其在经济调控上的作用，为印度独立后经济机构的设立打下了基础。

在其他领域，由于印度成为军事航空枢纽，战争推动了气象学的繁荣。印度气象局得到飞速发展，1939—1944 年的预算增加了两倍，而且还在德里的罗迪路（Lodhi Road）建起了一个占地约 12 公顷的新运营基地。但事实证明，很难找到并培训足够的人才来跟上机构设施的扩张步伐。战争期间，印度多位首席气象学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境遇艰难。缅甸气象局的大部分员工为印度人；日本人空袭仰光时，他们成近 50 万名印度难民队伍中的一部分，离开缅甸，大部分人都是徒步越过密林、翻山越岭进入阿萨姆邦，步行回到印度。缅甸气象处的主任罗伊（S.C.Roy）从仰光步行回到因帕尔（Imphal），他的副手高希（S.N.Ghosh）熬过了长途跋涉，却在印度边境葬身于日本人的轰炸。战争见证了印度新一批气象人才的招募，而这批人才将成为印度独立后气象部门的中坚力量。战争结束后印度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数量是战争开始时的 3 倍。1944 年，印度气象局局长查尔斯·诺曼德在为气象部门工作 31 年后退休了；他的继任者是班纳吉，他是领导气象部门的首位印度人。战争也见证了飞机被用于气象监测，它们在孟加拉湾上空、马德拉斯和安达曼群岛之间来回飞行；还见证了通讯技术的突破。印度气象广播中心设在位于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尔（Nagpur）的皇家空军基地内。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还在印度安装了第一台电传打印机，以便传输气象数据。

气象事业的发展是以军事需求为导向的。气象预报与医学一样，新技术并非优先运用于民用。不管新技术预示着怎样的愿景，印度的战争经历打碎了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都普遍存在的、自满自大的幻想——认为大自然已经被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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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日本入侵缅甸，英属印度的稻米供应总量只剩下原来的约 85％。在诸如马德拉斯这类大量进口缅甸稻米的地区，所造成的短缺只能通过当地的产量来克服。但在孟加拉邦，乡村经济的长期衰落叠加自然灾害，再加上战时的政治失误，导致了自 20 世纪初期以来印度的首次严重饥荒。饥荒再次降临孟加拉邦，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冲击。自 1918 年印度成立工业委员会以来，大部分观察家都想当然地认为饥荒已经一去不复返。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营养学家和卫生官员开始将食品视为一种提高生活质量的方式而非仅仅用来维持生存的方式，他们的关注点从绝对饥饿转向营养不良。尼赫鲁在 1929 年写道：“我们因生病而埋怨神明的日子已经不再有了。”

1942 年冬季季风期，一场令人恐惧的旋风袭击了孟加拉邦东部，田地被淹没，庄稼尽数被毁。当时有人做了这样的描述：“就强度和破坏性而言，这场旋风超过了这个国家经受过的任何一场自然灾难……使孟加拉湾掀起巨浪”，速度高达每小时 225 千米。旋风“横扫了田里生长着的庄稼，吹走了屋顶，将大部分树木连根拔起，简陋的房屋被毁”；随之而来的洪水“几乎把（四分之三的）家畜、约 4 万人冲走”。由于担心日本人从阿拉干邦入侵，当地官员实施了一项焦土政策，禁止当地农民用船运输大米。内部分裂使孟加拉邦政府陷于瘫痪。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敌视印度政策的驱使下，英国内阁对所有的警告都置若罔闻。他们继续将印度的大米输送给其他战场的部队，拒绝部署盟国船只给孟加拉邦运送救济物资。随着物资短缺的加剧，大量弱势民众，即无地劳工、渔民、妇女和儿童，不得不陷入忍饥挨饿的境地。加尔各答相对富有，买走了孟加拉邦农村地区的大米，而那些大米本可以用来救济急需食物的人们。

自满自大的幻想——认为大自然已经被征服。

孟加拉邦穷人的脆弱性，如同其债务一样，几十年来不断加剧。在大萧条期间，小农场主由于无法偿还贷款而失去手中的许多土地。由于铁路的路堤封堵了河水的流向、入侵的水葫芦堵塞了河流，孟加拉邦土地生产力在 20 世纪已经下降。到 1942 年，危机已经很严重。随着资源匮乏加剧，地主抛弃了佃农，选择使用现金而不是用实物给佃农支付工资，而此时通货膨胀已使大米价格变得难以负担。有的家庭弃养了家族中较弱的成员。在进口不足、政府“禁船”政策、毁灭性旋风加之缺乏救济的一连串打击下，孟加拉邦的经济与社会崩溃了。

甚至连加尔各答持保守立场的报纸《政治家》 （Statesmen） 都刊登了饥饿儿童以及被遗弃的尸体的照片。这些场景令人们回想起 19 世纪 70 年代和 90 年代，一边是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旱灾，另一边则是资本家变本加厉地加剧了灾难的恶果。对于这些景象，英国政府无动于衷。这次，印度观察家们认为英国政府对饥荒负有直接责任。尼赫鲁在艾哈迈德讷格尔（Ahmednagar）监狱里写道：“这场饥荒是完全可以预见和避免的人为灾难。”他确信：“无论是民主或是半民主国家，此类灾难完全可以将政府扫地出门。”但印度富人的冷酷无情同样令人痛心。数百万人民在忍饥挨饿而加尔各答却“歌舞升平、酒池林立、财富显耀”，尼赫鲁对此表示厌恶。一位共产主义活动家萨尔德赛（S.G.Sardesai）公开谴责那些囤积和投机分子“毫无底线的暴利”，并认为应施行“全面动员，在农村地区采取有力措施，公平合理地采购真正的物资盈余；在城市严控物价并实行全面配给制度”。1943 年秋，当印度官员最终确保伦敦能够提供救济物资时，他们不得不发出警告，指出孟加拉邦持续的饥荒可能会给战争带来负面影响。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经济学家威基泽（V.D. Wickizer）和贝内特（M．K．Bennett）在 1941 年研究了亚洲的稻米经济，考察了这一曾经完整的体系中被毁坏的部分。在分析过程中，他们采用了术语“季风亚洲”以“作为一种方便的描述，指代在农业和经济生活方面深受季风气候状况之影响的一组特定国家”。“季风亚洲”通过气候、风向、稻米交易相联结，但又为帝国所分化。威基泽和贝内特目睹了“季风亚洲”由于大萧条和二战而进一步分裂。文章中，他们表达了对“扭转近期经济民族主义的趋势”的期望。他们给区域可持续发展开出的“药方”是恢复稻米自由贸易，并通过资本投资进一步扩大稻米贸易。不过，他们对“不利”条件的设想要更接近最终的结果。他们认为：“如果和平会随着季风亚洲内重要的疆域变化而来，那么随着目前战争的终结，季风亚洲的政治结构变化可能会立即导致突然的转向和重新定位，它将完全扭转过去 10 年、甚至存在更久的趋势。”

孟加拉邦饥荒最深远的政治影响是该地区明确拒绝在战后回归失序的市场和跨区域稻米交易的老路。印度的工程师和政治家们、技术官僚与民粹主义者们都强调未来自给自足的必要性。水源在他们的规划中是关键。印度再次遭遇饥荒，给尼赫鲁这代领导人留下了创伤。尽管尼赫鲁及其同辈都坚信国家主权能够缓解饥荒问题，但失败的场景仍是他们心头的阴影。尼赫鲁写道：“我们印度一直生活在灾难的边缘，而有些时候灾难的确把我们击垮。”同年，任教于帕特纳大学（Patna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吉安·昌德（Gyan Chand）宣称：“我国处处是亡灵，完全可以将人的头骨作为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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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接近尾声，印度、中国、越南的饥荒同时掀起了越发高涨的期待。在许多亚洲观察家的眼中，只有全心全意地接受政府统一规划，与强大的技术相结合，在民族主义而不是在殖民权力的控制之下，才能应对亚洲人民在匮乏和饥荒面前严重脆弱的问题，而无论是饥荒还是物资匮乏，都已在战争中被暴露无遗。

甚至连英国的工程师也都开始考虑采用大型工程来对水源进行水利改造。1944 年，旁遮普邦首次提出修建巴克拉水电站（Bhakra Dam）。几乎没有人相信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会在战争结束后如此迅速地垮台，在此背景下，巴克拉水电站标志着英属印度政府对战后印度重建所作出的规划，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有人对这个项目提出质疑。有个政府官员在档案笔记上潦草地写道：“出于宣传的原因，一些印度当局人士对他们预期建成大坝的时间作出了乐观预测。”“也有不偏不倚的观点认为这些预测太过荒唐。”但印度民族主义者想要的正是速度和规模。

只有全心全意地接受政府统一规划，与强大的技术相结合，在民族主义

而不是在殖民权力的控制之下，才能应对亚洲人民

在匮乏和饥荒面前 严重脆弱的问题

在众多支持有计划地征服印度河流的声音中，有一个声音来自科学家梅格纳德·萨哈（Meghnad Saha）。他于 1893 年出生在孟加拉邦的一个乡村低种姓家庭，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什么资源，家中还有几个兄弟姐妹。他在孩童时代就显露出在科学方面的天赋；他获得了一系列奖学金，这使他能够在 20 世纪第二个 10 年进入加尔各答大学（Calcutta University）学习。他曾先后 到英国和德国学习，回国后在印度最有名望的学校之一安拉阿巴德大学（Allahabad University）工作。萨哈在天文物理学的开拓性贡献使他誉满天下，以他的论文《论太阳色球层的离子化》（“Ionisation in the Solar Chromosphere”）为最。20 世纪 30 年代，他已经不满足于把研究工作局限于实验室。他创办了《科学与文化》 （Science and Culture） 期刊，以便能够接触到更多公众；他成为科学发展的“传教士”，严厉批判甘地对现代技术的怀疑。他写道，“我们一刻也不相信，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状况”能够通过“回归到纺纱车、缠腰布、牛拉车的时代”而实现。萨哈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水源，并且他对水源的梦想非常宏伟。

萨哈于 1943 年二战处于白热化时，在《科学与文化》上发表了《论水灾》（“Flood”）一文，对环境的全面改造进行了展望。他称达莫德尔河（Damodar River）水流减少是因为铁路路堤将其分流，水道改向流到加尔各答，如今使城市面临被淹没的威胁。他援引全球范围内的案例和资料，如 1913 年迈阿密山谷的水灾，尤其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案例。萨哈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提出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使达莫德尔河变成一条“常年流动”的河流，而非季节性河流，也就是说，将其从季风中“解放出来”。他主张采用并改良美国人的方法：“应把整个流域视为一个统一的区域，将防洪规划与水利灌溉、发展农业落后地区、发展水电开发以及改善航运等计划协调起来。”他还在第二年的另外一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他的计划。这篇文章是他与同事卡玛勒希·拉伊（Kamalesh Ray）合作撰写的，其中他乐观地表述道：“大自然、既得利益集团和轻率的管理使得曾经兴旺一时的河谷成为荒芜野地，但是大自然、人类和科学可以再次将其变成欣欣向荣的花园。”阿连卡玛尔·穆克吉等人主张通过恢复森林、保护当地的土壤才能消解达莫德尔河的破坏力。萨哈在回应中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萨哈称砍伐森林会影响降雨的观点“很荒唐”，这种观点“毫无可供支撑的根据”。他认为，如果森林覆盖率和土地利用的变化会对当地气候有任何影响的话，这个影响“与巨大的季风气流相比也是极其微小的，季风气流才是达莫德尔河谷降水的原因”。萨哈的研究处于天体科学前沿，因此他对季风研究方面的新成果以及季风与地球气象其他部分的问题非常熟悉。印度气象规模非常宏大，使得水循环中任何局部的变化都显得微乎其微。萨哈指出，达莫德尔河谷的降水取决于“孟加拉湾大气条件……其大气层厚度达几千英尺”，“当地条件”对降雨几乎毫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