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中国的产业发展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总量，而且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发展型式切换。经历了先重工业、再轻工业的演进历程，同时在发展战略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支柱产业及主导产业在不同时期亦有所变更。特别是，中国产业发展的路径与目前所见的拉美模式、前苏联模式和东亚模式均有差异，如今还须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等一系列冲击，因此中国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经济思想研究是一项极富学术与现实价值的研究课题。
产业发展的核心是路径选择。本文认为，中国产业发展之所以成功和独特，并不完全在于特殊的经济禀赋和历史背景下的市场自发路径选择，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国各界人士针对多重因素所做出的一系列对策应答和选择判断，而这必然投射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之中。因此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还原并阐释在应对国内外局势时，我国对产业发展路径选择起影响作用的经济思想与理论工具的形成过程、内容构成、逻辑体系、政策实践、演进规律及实践绩效等，不仅将丰富中国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内涵，还将有利于触及中国产业发展的特征与实质，为中国产业发展的未来取径及向世界输送产业发展的“中国方案”等提供启示。
本文在对经济理论的回顾中，提炼出两条关于一国如何发展产业的路径选择：一条是通过塑造内生比较优势而发展产业的“塑造竞争优势”路径，一条则是通过顺应外生比较优势而发展产业的“发挥比较优势”路径，由此确立了理论框架。同时，根据战略政策、研究热点及现实表现等，将1949年至今的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经济思想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年，经济自主时期的经济思想；1979—2003年，经济外向时期的经济思想；2004年至今，自主创新时期的经济思想。
本文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学思路，将各阶段的研究体例设计为结构性条件、以经济思想为基础的经济认知和以具体案例为考察的制度设计三个环节，分析指出：20世纪70年代前政治经济对峙的外在环境促成我国独立自主的战略，也使其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经济思想带有显著的“塑造竞争优势”的特征。该阶段的经济认知主要源于政治经济学框架，而以钢铁产业为案例可见，其路径选择包含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计划经济体制、国营管理体制、政治激励动员等思想内容，但微观激励不足是其严重缺陷。20世纪70年代末，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缓和的条件下，我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开启了“发挥比较优势”的路径选择。由此经济认知的框架开始向现代经济学过渡，同时在制度设计上，一方面如纺织产业，推行了参与国际分工、建设市场机制、重视微观主体的发挥劳动力与资源比较优势的正向策略；另一方面则如汽车产业，采用了利用国内市场潜力，换取国外资本与技术，从而克服该领域比较劣势的反向策略。而后者结果并不理想，主要是由于经济认知产生偏差，不适宜地将产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性成果作为过程去实践。2004年至今，结构性条件的重大逆转中断了以往路径，再次促成了我国“塑造竞争优势”的选择。在经济认知进一步发育的基础上，该时期优先确定了高铁这一技术水平及战略意图突出的产业，形成了在重视微观激励基础上的政府高度主导、引进技术及消化创新并举的思想内容，而未来重点应在于引导市场机制与企业主体发挥更大作用。
本文的结论是，影响产业发展路径选择经济思想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条件，当其构成巨大外部压力时，会倾向于采取“塑造竞争优势”路径。该路径往往与政府主导、计划调节相配合更为有效，有助于实现产业的跨阶段发展而抵御外部压力，但若长期执行则易造成行动低效。外部压力褪去时，便会倾向于选择“发挥比较优势”路径。该路径往往与个体参与、市场调节相配合更为有效，有利于产业循序渐进的可持续发展，但在结构性条件突变时易陷入危机。历史表明，在结构性条件的钟摆型运动下，产业发展会在两条路径中相机切换，无优劣之分。但由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政府主导与个体参与间的更替过程存在非对称性，因此要对计划及政府的作用选择加以慎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