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4丨戴丽琴：《从〈世说新语〉与〈晋书〉对东晋道佛二教的不同书写论曲笔》

从《世说新语》与《晋书》对东晋

道佛二教的不同书写论曲笔

戴丽琴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

《晋书》与《世说新语》是研究东晋历史的重要历史文献。东晋在中国宗教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世说新语》和《晋书》共同的书写对象。《晋书》是书写西晋、东晋历史的正史，《世说新语》多载史实，其历史书写自汉末到东晋。《晋书》自书“唐太宗文皇帝御撰”（《提要》云“唐房乔等奉敕撰”），《世说新语》则由《隋志》载“宋临川王刘义庆撰”。编撰者皆非东晋时人，然政治地位皆极显要，而且刘宋与李唐皆是宗教气息浓郁的时代。从宗教意识形态来观照二书，不但可行而且必要。

阅读《世说新语》，可以发现东晋僧人活动频繁，与许多皇室成员、士族成员交往密切；阅读《晋书》，可以发现东晋道教势力盛行，许多皇室成员、士族成员崇信仙道。《世说新语》崇佛抑道，《晋书》崇道抑佛，二者宗教倾向形成鲜明对比。同样的一个东晋，在两部历史文献中呈现出了不一样的宗教历史图画。下面我们从宗教徒和俗世崇教名流两方面加以比较，以便更清晰地了解这一点。

首先来看宗教徒的活动的有关记载。先说道教徒。《晋书》中提到的道教徒有郭璞、葛洪、阴君、鲍靓、扈谦、许迈等，其中有传记者为郭璞、葛洪、鲍靓、许迈。《世说新语》之中，除郭璞之外其余几位全都姓名不具。

再说佛教徒。《世说新语》僧人面孔是十分鲜活的，共二十位；于法开、支愍度、支遁、佛图澄、竺道壹、竺道潜、竺法汰、竺僧愆、法罔道人、帛尸黎密、高丽道人、康法畅、康僧渊、道标道人、僧伽提婆、僧意、释道安、释慧远、释昙翼、道曜。当时活跃于皇室和名士之中的高僧，大都可见。般若学之六家七宗之代表人，除缘会宗之于道邃，其余均可见之。尤其支遁（道林）四五十条，成为研究支遁的重要文献，也是《高僧传·支遁传》的重要来源。在《晋书》之中只有一个僧人立了传记，即卷九十五《艺术传》中的《佛图澄传》。因此，陈垣指出：“支道林在当时最负高名，《世说》中凡四五十见，应入《晋书·隐逸传》，然《晋书》遗之”，“《世说新语》为说部最通行之书，其中关涉晋僧几二十人，此二十人中，见于《晋书·艺术传》者仅佛图澄一人，然十之九皆见《高僧传》。”此话正揭示了《世说新语》浓郁的佛教色彩，也点明了《晋书》的抑佛倾向。现将《世说新语》和《晋书》中关于东晋时期道教徒和佛教徒的记载情况以表格列出，以便比较。

再来看看俗世之中崇教名流的情况。请以皇室简文帝、名士王羲之、许询、郗 为例。 简文帝。 从《世说新语》可知其研思佛理； 亲近僧人支遁。 《世说新语》文学篇载：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 相王谓二人： ‘可试一交言。 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 ’支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 相王抚肩笑曰： ‘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 ’”又载： “佛经以为祛练神明，则圣人可致。 释氏经曰：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但能修智慧，断烦恼，万行具足，便成佛也。 ’简文云； ‘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 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 ’”而从《晋书》可知其崇信道士扈谦、许迈。 《晋书》卷三十二《孝武文李太后传》： “始简文帝为会稽王，有三子，俱夭。 自道生废黜，献王早世，其后诸姬绝孕将十年。 帝令卜者扈谦筮之，曰： ‘后房中有一女，当育二贵男，其一终盛晋室。 ’时徐贵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见宠。 帝常冀之有娠，而弥年无子。 会有道士许迈者，朝臣时望多称其得道。 帝从容问焉，答曰： ‘迈是好山水人，本无道术，斯事岂所能判！ 但殿下德厚庆深，宜隆弈世之绪，当从扈谦之言，以存广接之道。 ’帝然之，更加采纳。 ”

王羲之。从《世说新语》仅可知与当时名僧支遁交好。《世说新语》文学篇载：“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从《晋书》才知其从道士许迈游。《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又“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卷八十《许迈传》：“羲之造之，未尝不弥日忘归，相与为世外之交。玄遗羲之书云：‘自山阴南至临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汉末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为之传，述灵异之迹甚多，不可详记。”

许询。从《世说新语》仅可知他崇信佛教，追随名僧支遁，称“弟子”。《世说新语》文学篇载：“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又同篇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 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而依《晋书》可知其好道家之术。《晋书》卷六十七《郗 传》载：郗 “转为临海太守。会弟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恂，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

郗 。《世说新语》之术解篇载：“郗 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内恶，诸医不可疗。闻于法开有名，往迎之。既来，便脉云：‘君侯所患，正是精进太过所致耳。’合一剂汤与之。一服，即大下，去数段许纸，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此记郗 修术之事，然主要是为了记载僧人于法开的医术高明，更显道术之无能。此事《晋书》之《郗 传》则不见记载，而曰：“（郗 ）转为临海太守。会弟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恂，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

由此可见，《世说新语》与《晋书》同样为东晋宗教的重要文献史料，反映的历史时段虽有同，然而所展现的宗教画卷却是两种。

在东晋时期，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十分盛行，而佛教在这一时期也十分活跃。道教在东晋时期，在中下层社会人士中拥有为数众多的信徒，并渗入到上层知识分子群，在上层门阀士族中迅速扩展。佛教的昌盛，始于西晋初至东晋初名僧与名士的交流，而壮盛于东晋中叶，至刘宋以下而势凌儒、道。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说：“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的关系》一文首先指出：东晋南北朝的许多门阀士族都是信奉五斗米道的世家。据我们初步统计，当时北方的大士族如清河崖氏、范阳卢氏、冯翊寇氏、京兆韦氏、天水尹氏，南方侨姓大士族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陈郡殷氏、阳夏谢氏、泰山羊氏、谯国桓氏、汝南周氏、晋王室司马氏，次等士族如琅琊孙氏、长乐冯氏，吴姓士族丹阳葛氏、许氏、陶氏、吴兴沈氏、晋陵华氏、会稽孔氏、钱唐杜氏、吴郡顾氏、陆氏、张氏、孙氏（孙吴后裔）等等，这些家族中都有人信奉道教。实际可能还不止于此。这样多的门阀士族信道，表明五斗米道在东晋以后向上层传播取得了很大成功。”而这些奉道的门阀士族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奉佛的东晋大士族，如晋王室司马氏、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陈郡殷氏、阳夏谢氏、谯国桓氏、汝南周氏等。然而这些真实的社会状况与时代特点在《世说新语》和《晋书》中却有不同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