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不颁给邓小平？

文一接受观察者网专访 摄像|王可蓉、范唯。文一教授用物理学家研究鸡这样的生命体，来嘲笑目前西方经济学对数学模型的迷信

► 文一 清华大学讲席教授、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

► 采访整理 观察者网 苏堤 视频 王可蓉 范唯

观察者网：你在美联储这样的美国半官方机构工作，怎么想起了研究中国工业革命的秘密？

文一：在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工作，机构对我们的要求是首先成为一个好的研究者，一个能够发学术性文章的经济学家，但是研究的方向可以自己决定。我可以研究美国的经济，也可以研究中国的经济，我可以研究宏观经济，也可以研究微观经济，他们不会干涉的。

一般在海外的华人经济学家，多数时候还是跟着美国的学术体制走，跟美国研究问题的潮流走，要发文章，要拿终身教授，就要在美国比较热的话题上有所建树。

比如说金融危机在美国就是很热的话题，目前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之一。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因为中国崛起，也使得中国问题开始成为发展经济学很热门的领域，但还不是宏观经济学的主要话题。

我是做宏观经济学一般理论研究的，以前就很少关注中国问题，但是因为后来有机会回国到清华教书，才逐渐开始关注中国问题。

一般我们海外训练的经济学家，思考任何经济体的经济问题都是按照教科书那套理论来思考的。教科书很简单，就是说市场一定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方式，因此任何一个经济体，必须全部是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有限政府，经济体才能良好运作。政府是有限政府，是不应该干涉经济的。

甚至我们教科书里的经济模型更简单，政府就是一个白吃白拿的角色，对于经济完全是一个负担，因为它不创造产品，因此这模型里面不可能有什么产业政策，有的只是为了满足政府消费而存在的税收政策，而且这些政策都是扭曲经济的，在白吃白拿的基础上雪上加霜。

所以说实在的，用这样的经济模型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到非洲、到拉美、到中国，给出的建议都是一样的：政府靠边站，不要瞎折腾，一定要限制自己，退出对经济的一切干涉，不要搞什么产业政策，让市场自己运行，经济就自然会发展起来了。

用这种模型训练出来的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到中国以后，看到中国政府主导这么多产业政策，到处招商引资，做这么多所谓的发展规划，还有这么多国企，所以任何西方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经济体制非常糟糕，这个经济十分扭曲，一定发展不起来；如果发展起来了，那一定是政府乱投资制造的“振兴假象”，不赶快放弃这些计划经济的尾巴转而彻底模仿美国体制，马上就会垮。

你问他哪里扭曲，他就说你看看贫富分化，你看看贪污腐化，你看看环境污染，你看看下岗工人，你看看假冒伪劣产品，你看看医闹和高企的房价等等，这些不是扭曲还是什么？但是如果你反问到，那为啥这些现象在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期间到处都是、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就哑口无言了。

而且你问为什么这么糟糕的体制下中国目前还没有垮，他就只能说快了。但是他不会因为你的这些反问而开始反思自己的理论是否正确，却偏偏就是坚信一定要把这些问题归结为你的政治制度问题，认为如果你按照他那一套理论进行改革，这些问题都可以去除。

更为关键的是，人们就会反问你们这些相信西方制度才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的经济学家，既然你们认为中国制度这么糟糕，怎么中国经济增长得这么快？那些采纳了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为什么不增长？对我们这些西方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一直是个迷。

美联储大楼

中国崛起这个现象就同占统治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一方面大家觉得中国既不是西方的民主制，又有很多计划经济的身影，政府到处干涉，还有这么多的国企，还到处都有党组织，还学马克思主义，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原理来讲，这是最糟糕的经济了。

但是恰好是这样一个经济，增长却最快，而且快到令世界惊讶的程度，而且现在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影响非常大，连美国制定货币政策都开始觉得要考虑它的影响。

这个矛盾怎么解释？如果非要按照西方经济学来解释，唯一能够说的就是中国之所以发展这么快，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市场，引进了私有制，现在市场化还不彻底，因此如果进一步引进私有制，政府进一步退出，经济会增长更好，以前GDP年增长10%，以后会20%

但这个解释是有问题的，很片面。菲律宾引进市场和西方政治制度比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还悠久，它是美国的殖民地，美国的全部政治体制都可以强加给它，为什么菲律宾经济没有我们好？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也是按照美国的方式改变了制度，但没有中国发展好。

拉丁美洲独立建国搞私有制的历史比中国长多了，目前主要只能依靠出卖农产品和自然资源。 罗马利亚、乌克兰、俄罗斯改革开放依旧接受私有制比我们彻底，国企全部私有化了，为什么它没有中国这样的经济爆发力？俄罗斯把计划经济全盘否定了，国企全部私有化了，今天如何？

乌克兰以前也是工业强国，能生产航母和大飞机的国家，这些都是需要完整工业体系才能生产，不是一个马云就能生产出来的，但是乌克兰现在沦落到主要靠出口农产品和自然资源了，当然还有一些当年计划经济时期发展起来的军工产品，吃老本，也快沦落到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了。

所以这些问题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回答不了的。因此，如果说中国进一步把国企私有化，把土地私有化，政府全部退出干预，中国经济恐怕不是会更好，而可能会坍塌。

因此，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中国之所以改革开放经济搞得这么好，可能恰好是因为没有全盘接受西方这套理论，没有让一切东西市场化，没有让一切东西私有化，政府没有退出一切领域。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这样来解释中国的奇迹，我们就需要新的经济理论。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林毅夫他是一个旗手。他是长期以来反对全盘用西方经济学来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张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这不太容易。他的声音在中国是少数派，学过西方经济学训练的人心底里对林毅夫是不服气的。但是美国好多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却推荐他的著作。

观察者网：你在美国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又在美联储工作这么多年，也是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训练过的，如何发生思想转变，意识到这套理论的不足的呢？

文一：我以前也是相信西方经济学那一套理论的。2008年，我回国到清华大学教西方经济学，给博士生开宏观经济学课程，一开始也就讲的这些西方的经济理论，从各种宏观经济学模型的建立和推导以及这些模型背后的历史演化，自认为把这些理论讲解的很透彻。

虽然我一开始就强调了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历史演化，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到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到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和永久收入的消费理论，再到卢卡斯的理性预期革命，再到新古典的实经济周期理论，再到新凯恩斯主义等等，但是我当时还是没有很好的意识到，这整个理论体系和发展思路后面的最为根本的假设和由这些假设带来的后果。

比如这些理论背后的根本假设之一就是，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方式是天然存在和自动有效运作的，如果有各种阻力和摩擦力，都是制度和政府带进来的。这是不对的。

第一，如果市场这么灵光，为什么会存在企业？而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不是靠市场机制，相反是依靠指令性计划经济和团队合作的。企业的老板和公司的CEO恰恰就是依靠一套行政组织和管理体系来制定企业计划和配置各种资源的，里面根本没有市场机制。

第二，市场本身是一个公共品，不是天然存在的，它是被集体力量创造出来的。市场的三大基石是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和基础设施，而这些都是强大国家力量创造的。这三个因素决定了市场的大小和形状。比如中国目前在马来西亚投资兴建的皇京港，一旦建成可以立马改变马六甲海峡地区的市场动力学和时空结构。

第三，市场不会自动有效运作，需要强大的外部规范和监管。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要政府放下看不见的手，一切让市场来

第四，市场是有内部结构的，也是不断变化的。市场和政府不必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只有在新自由主义西方经济学理论里面它们才成为天然对立的东西。

换句话说，西方经济学不仅假设市场天然存在并自动有效运作，是与政府对立的东西，而且假设它没有任何内部时空结构和动力学，与所交易产品的性质无关，只是供给与需求相遇并产生均衡价格的地方，就像牛顿的绝对时空，只是物体运动的空洞场所。而市场的大小就完全是由厂商的供给能力或产能决定的，在所谓一般均衡下供给有多大，市场就有多大。

但是爱因斯坦发现时空本身并非一个空洞的容器让物质在里面运动，而是时空本身就是物质和能量的一种形式，也有产生、变化和灭亡的过程，有物理结构，可以弯曲，是物质和能量的表现形式，是与物质的存在和运动方式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市场也类似，它不只是商品交换的空洞场所，它本身就是一个有内部时空结构的动态的公共产品，既不免费也不自由，是需要被创造出来的，而且创造市场的成本十分高昂，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也需要商人和企业同心协力一起合作才能够被创造出来。

市场有生命，是变化流动的，会热胀冷缩，会弯曲，有一个发育过程，不同市场间相互叠加，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育顺序。不同产业和工业结构以及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市场和其结构是不一样的。而且市场本身需要一系列监管条例才能够有效存在和运作，否则会阻塞、消失、失灵和坍塌，会充满假冒伪劣产品。

市场的有效运行除了一系列法律体制以外还需要高度的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甚至道德情操，否则市场交换很难发生和维持。这些都需要国家力量才能提供。

为什么人类远古文明和商贸繁荣都在政治稳定的沿河流域产生？因为在人类生产力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前，河流是天然基础设施，否则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你如何搞贸易，哪里有市场？没有市场如何实现分工？如何提高生产力？私有产权和言论自由与这种市场缺乏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比天然河流更高一级的基础设施是古代丝绸之路和人工运河，需要国家力量去创造，才能够形成农业文明。在往上就是全球航海通道、沿岸通商口岸和殖民地。

这样一来才能够理解工业革命当年为什么会发生在国家能力强大的欧洲而不是国家能力虚弱了的亚洲；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西班牙、荷兰和法国；为什么美国后来能够取代英国，而不是法国和德国取代英国。

这是因为当年的英国最擅长动用国家力量来为本国制造业创造全球市场、原材料殖民地和商业网络，而后来美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通过学习英国而超过了它。

这样一来能够理解“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意义，能够解释为什么缺乏强大国家能力和工业化意志的小农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不可能自然而然产生工业化，和为什么正确的产业政策很重要。

市场的发育和培育有一个逻辑顺序，即从乡镇企业（工场手工业）小商品市场，到劳动密集型规模化轻工业产品市场，再到资本密集型大型重工业产品市场，再到现代金融市场，其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也相应地有一个按顺序发育和创造的过程。

这样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有一二百年的乡镇企业繁荣作为起跑期和孕育期（当年的美国和日本还有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都是如此，虽然时间可以大为缩短），为什么一个国家需要有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才能够完成工业化，进入福利社会。

我对这些东西的理解是通过认真思考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以后，尤其是通过阅读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历史之后，才产生的。

而在这之前，我接受的训练是黑板上的经济学，是做习题做出来的。我经常打这样一个比方。物理学家本来是研究物理的，但是你要他用它知道的那一套工具去描述生命，去研究一个活生生的鸡，那物理学家只知道牛顿力学和微积分，他能够做的就是假设这个鸡是球形的，球形是能够滚动的，他的数学工具正好可以研究球体的运动力学。但这个球型鸡没有翅膀，没有脑袋，那还是鸡吗？已经不是鸡了。

但是只有在这样的荒唐假设下，物理学家才能用上他那些工具，可以求微积分，可以求偏导、一阶导、二阶导，但是那已经不是鸡了。

活生生的鸡如果假设成球型鸡来做研究，那已经不是鸡了

因此你可以想象，当美国高校经济系招收博士生基本只看你大学期间的数学成绩的时候，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是如何的脱离实际世界。

经济现象远比人体复杂，但是一个在医学院毕业的医生还要经过好多年的人体解剖和临床实习才能够给病人看病，即便这个时候还嫩得很，一个学数学的学生在黑板上经过几年微积分和随机数据分析就能够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经济学家，有多么的可怕。

别说经济和生物医学这么复杂的现象不能仅仅在黑板上玩一点数学，就是工程也不是这样的。你让一个拿到数学好的学生去建一个高楼和桥梁试试，一分钟不要就会垮。

因此，我们现在这个经济学理论，是数学家在象牙塔里搞出来的经济学理论，已经不是经济了，虽然里面的名词是在说GDP。

这个GDP里面没有产业结构的演化，没有市场的开拓与创造，没有国家能力，生产的东西是棉花还是钢铁不重要，因为相互间总是可以代替或通过市场交换来转化的，进出口不需要国家信用和美元，直接向国际金融市场发行国债就行了。开玩笑！

毛泽东建国时邓小平改革开放时去哪个国际金融市场发国债筹钱？你以为孙中山提出个“三民主义”就能到国际上筹到钱了，估计还没有李鸿章筹到的多。要能够随便发国债，蒋介石当年逃去台湾时就不用带走那么多黄金了，大英帝国也不需用海军和鸦片战争来平衡英中贸易赤字了。

因此这个模型无法解释当年甲午战争日本为什么能够打败大清国。因为清朝只能够生产棉花，而日本能够生产钢铁。

所以这样的经济理论到了非洲一搞，就把人家经济搞垮了。到俄罗斯一指导，俄罗斯就瘫痪了。所以我经常说幸亏邓小平搞改革的时候，没有海外华人经济学家在美国混得很好，或者拿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要有的话麻烦了，因为他们一回来指导中国搞改革，中国不会有今天的。

但这不是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价值。比如它提出了很多有用的概念，还有对宏观经济指标的量化测量等等。

但是这个理论框架即便有其现实意义的地方，其假设条件也主要是反映战后发达国家进入福利社会以后所面临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学问题的，而不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学问题的。我们去搬来用是牛头不对马嘴。

何况它的很多基本假设都是火星上的，是为了适合数学工具而做出的。因此这一套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的东西，可以说90%以上的内容有问题，那些公式和模型政治家懂不了，工程师懂不了，商人懂不了，马云懂不了，任正非懂不了，比尔盖茨也懂不了，那这个还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吗？肯定不是了。

里面的企业都是一些“球形鸡”，现实中不存在。科斯在去世前指责这些经济学理论为“黑板经济学”，是有深刻道理的。

所以现在经济学发展到这个地步，这些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既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也不能解释人类历史上的工业革命。

这就是我为什么花很多时间来研究西方工业化历史的原因。因为只有理解了西方的工业化历史和工业革命，才能反过来理解中国的奇迹；相反，理解了中国的奇迹，反过来又能帮助我们理解西方的工业化历史和工业革命。

观察者网：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在中国可谓深入人心，比如《国家为什么失败》那本书在中国一度很受欢迎，其作者之一阿西莫格鲁接受国内媒体采访中，就暗指中国是榨取式的政治制度，不是西方眼里的包容性政治制度，所以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在你看来，他们关于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增长的解释框架，似乎也不能解释中国？

文一 ：读了西方国家工业化历史之后，才会发现英国之所以是第一个开启工业革命的国家，不是现在经济学理论里说的因为有了很好的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法制和自由贸易，也不是因为有了光荣革命和君主立宪，不是的。

中国古代的土地私有产权比产生工业革命的英国要好，知识产权保护也比文艺复兴后的欧洲要好，要不为什么唐诗宋词能够源远流长保存下来，当时的诗人做完一首诗以后根本不用申请专利马上就可以在民间流传，没有听说那个皇帝和官吏利用手中权力把版权占为己有。

但是这样良好的私有产权保护产生工业革命了吗？反过来，美国在十九世纪的工业化时期，几乎所有工业技术都是剽窃英国的，书店里充满了从欧洲和英国盗版的小说和书籍，市场上流行着成千上万种假钞，号称原装进口的欧洲药品好多是在美国农村作坊利用欧洲制造的药瓶填充假冒伪劣材料以后再贴上假的标签到市场上出售的，哪有什么知识产权保护？

而且这是美国历史上进口关税最高的一个世纪，但却也是美国爆发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世纪。

英国工业革命启动的时候，当时的法制是非常笨拙的，人权状况糟糕，市场也不是我们想象的自由的市场，而是非常贸易保护主义的。

比如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默克尔（Mokyr）指出，在工业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没有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

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图为英国光荣革命时期，1688年威廉王子登陆英国。1869年威廉成为英国国王，君主立宪制确立。

西方国家成功实现工业化之后，通过世界大战成为世界霸主之后，就开始神话自己的历史。

其实君主立宪对工业化的开启并不重要，君主立宪之前和之后，英国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力度和人权状况并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在英国光荣革命以后，贩卖奴隶的生意才达到顶峰，掠夺老百姓使用公共用地权利的圈地运动才达到顶峰，贸易保护主义更加变本加厉，对外战争的频率更加高涨。

所以根本不是光荣革命、君主立宪、产权保护和人权带来了工业革命。而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在重商主义的国家发展战略主导下实施的全球市场创造和殖民掠夺，尤其是对纺织品全球市场和棉花原材料殖民地的开拓，才刺激英国商人集团和企业家扶持英国乡镇企业和最终采用机器来规模化生产纺织品并倾销到全世界，才使得这样的新兴生产方式变得可能和有利可图，并能够在竞争中击败所有欧洲其它国家和商业对手，比如西班牙、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

而且只有这样扶持起来的规模化制造业才能够为大英帝国的巨大基础设施建设、国防与战争开销以及所向披靡的海军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支持，才能形成战争-贸易的正循环，才能够从全市界落后国家换回在欧洲市场具有暴利的农产品，比如蔗糖、香料、茶叶、丝绸、陶瓷等等。

所以，新制度经济学没法解释英国的工业革命。因为制度是内生的，是建立来保护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果的，而不是前提和原因。

而且西方历史上好多所谓私有产权保护法的形成和实施，都是以一部分人获利和对另一部分人的产权剥夺为前提条件的，比如美国的独立和人权宣言，事实上是保护少数美国白人殖民主义者和精英对全体美国印第安人的掠夺和黑人的奴役的权利的宣言，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是一场商人资本集团对下层广大农民公共用地的赤裸裸的剥夺运动。

即便是惠及广大人民的制度建设，其成本也十分高昂，维持它运转的成本更高，因此不可能一开始就被建立起来，一定是被迅速增长的贸易、工业化、和各种市场问题与安全需要倒逼出来的，尤其是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和当国内劳动力变得稀缺之后。

因此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克劳斯基（McCloskey）针对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目前的领军人物阿西莫格鲁（Acemoglu）的理论毫不客气地评论到：“往小了说，Acemoglu对历史的每个重要的细节都令人遗憾地搞错了，往大了说则是整个（理论）都是谬误。”

而且美国两位著名理论经济学家戴维•拉维和米格里•柏遵（David levine and Michele Boldrin）才指出阿西莫格鲁关于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过是，“同语反复”，玩弄概念，结论都在假设里(参见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第五章)

正因为制度没法解释工业革命，很多历史学家才不认同这套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因此这使得有些西方历史学家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认为之所以在英国爆发工业革命，而不是在中国或者印度，是因为英国的煤炭资源很多，因为工业革命需要新能源。

在我看来，这个解释也不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爆发一场工业革命或复制英国工业革命不是因为煤炭开采成本突然降低了。

而且，英国最早的工业革命不是从煤炭蒸汽机开始的，而是从纺织业开始的，纺织业的原材料是棉花，而欧洲没有任何国家生产棉花，所以也不是因为棉花产量高就产生工业革命。

英国的棉花是从殖民地运来的，因此一定是历代英国王室用皇家海军开道，为它创造了全球的棉花殖民地和原材料供应链，发明了使用大量奴隶种植棉花，也为本国后纺织品开辟了巨大的世界市场，这才能支撑英国企业采纳纺织新技术，进而刺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

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了的巨大物流运输和商业繁荣使得原始运河和马车道以及自然动力供不应求，才产生对新能源和新型交通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这才又刺激了煤炭-铁路-蒸汽机的这个工业“三位一体”的发展，从而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

我觉得这个理论才是对的。市场是个公共品，需要国家力量去创造。而英国皇室的动机就是要避免“贫穷落后就要挨打”的命运，为了赢得战争，必须赢得与欧洲列强的商业竞争，而商业利润可以资助战争，通过战争又才能够获得和创造更多的殖民地市场和垄断全球贸易。

这个过程启动了重商主义国家发展战略和全球市场开拓，以及相伴随的制度建设，也刺激了科学研究与技术发明，从航海需要的天文知识到发射火炮需要的弹道轨迹的数学研究，等等。通过战争拓展贸易，又通过贸易支付战争这一哺育近代资本主义和大工业发展的正循环，从十六世纪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告一段落。

观察者网：《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这本书英文版出版一年了。美国经济学术圈是什么样的态度？接受或者批评了您的观点吗？

文一 ：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还没有进入美国西方经济学主流。虽然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一个很大的分支，但是发展经济学自己也因为套用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而衰落了。

它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范式来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以前一直沿用宏观经济学的增长模型被证明是没有出路的，过去一二十年比较流行的范式是新制度经济学，但是这套理论也有很多问题。

我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这本书就是企图用中国崛起这样一个震撼全球的伟大历史事件对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进行反思和批判。

这本书出来以后在美国并没有引起轰动，它毕竟是一本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读者范围有限。不过也还是得到一些关注。

比如2015年我把书出版之前的英文初稿挂在网上，没有想到很快就有反馈，收到过来至欧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些经济史学家的电子邮件，表示高度认同我的观点，还收到过一名学者在我办公室电话上留言，夸奖这本书的初稿，还建议我多使用一些小标题突出书里的一些富有创见的基本观点。

这本书也被美国高校一些学者放进了他们博士生课程的阅读材料清单里面，比如我知道纽约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的两位教授就把我的书列为学生必读资料，华盛顿大学的著名宏观经济学家Costas Azariadis、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著名宏观经济学家Roger Farmer都对我这本书高度赞赏。

加州大学贝克莱大学的著名经济学教授，布拉德•狄龙（Brad DeLong），在书出版半年前的2015年年底，就在他自己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博客里面，把我这本书稿列为经济学界的必读材料（参见http://equitablegrowth.org/equitablog/must-read-wi-yen-the-making-of-an-economic-superpower-unlocking-chinas-secret-of-rapid-industrialization/）。他甚至也主张美国也应该放弃意识形态，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去发展美国经济。

香港的几个大学图书馆都已经收藏了我这本书的中、英文版本，而且今年5月份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还特地邀请我去给他们每年举办的新书专场讨论会做了讲演。另外早在2015年10月份，美国的一个著名网页Bullfax.com在新闻栏目把我这本书的初稿列为必读材料（参见http://www.bullfax.com/?q=node-things-read-your-late-afternoon-procrastination-october）。

我的书出版以后的一年多期间，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应邀在美国的一些学术机构，包括世界银行，美联储，罗格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和孔子学院，圣母大学商学院等对这本书的内容和观点做过10来次讲演。

但是，坦率来讲，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和以这个为理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目前仍然在美国学术界、政治界、意识形态界占统治地位，很难撼动它。我想在国内恐怕也是这样的。对这些主流理论的局限性的认识只有通过学习西方工业化历史来获得。

观察者网：中国崛起对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也时常会看到一些华人经济学家影响力的排名，比如Idea&Repec，包括您、林毅夫、魏尚进、邹恒甫等在内的华人经济学家在列。据你在美国多年的观察，华人经济学家这些年在海外经济学圈的影响力与中国经济的表现，还有落差？

文一：总的来说，华人经济学家在海外全球经济学术圈的排名不高。

目前比较常用的排名是国际经济研究数据库RePEc（Research Papers in Economics)的排名，它是根据已经注册的全球32600余名经济学家的发表的文章、文章的引用率、点击率等30多个计算标准加总得到的一个排名，虽然在这个排名中华人进入全球前5%的人有那么十来个，但是总体排名并不靠前。

RePEc2017年按国别中国经济学家排名 仅做参考

当然也要知道任何排名都是有缺陷的，比如并非所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排名都一定很高，也并非所有排名高的经济学家就一定很优秀，有可能仅仅是文章发得多或点击率高，但是缺乏有分量的文章和原创性贡献。

这个RePEc里面按在中国任教的华人经济学家里面排名最高的可能是魏尚进和邹恒甫。但是也有一些优秀的华人经济学家在这个单子里面排名较低。因此这个排名的准确性如何还不知道。

也有的华人并没有把自己的档案放在里面，所以没上排名，比如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钱颖一，费城滨州大学的方汉明，滨州州立大学的石寿永，耶鲁大学的陈晓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朱晓东，南开大学的白聚山，香港科技大学的谢丹阳，普林斯顿大学的熊伟，上海交通大学的周林，上海财经大学的田国强，上海复旦大学的王城，等等。

他们中有些可能是没有在国内任职或是国内任职学校在时间分配上的权重很低，因而没有排上名次。比如我自己去年把清华大学在我任职的权重加强以后就被排到了第8位，同时因为把美联储的权重压低了，所以我在美国的排名就下降了。

无论这个排名是否客观，总体来说华人在海外做西方这套经济学研究的远远比不上印度人，也比不上韩国人。当然这可能和改革开放的历史短有关系。印度是英国殖民地，早就开始接受西方经济学训练，印度人里面有得诺贝尔奖的。

另外，有潜力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也有。但是从对发展经济学这个学科的影响力来看，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至少是亚洲和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他的书和专著获得了很多诺贝尔获奖者的强力推荐，这在其他华人经济学家里面恐怕还没有。

从中国经济体量的发展趋势来讲，我同意林毅夫的判断，一个国家研究经济学的水平和其经济学家在全球的地位，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地位有很大关系。

林毅夫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会出研究中国问题的全球经济学大师

比如说当年工业革命最早是从英国开始的，英国处于经济发展的前沿。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有资金来资助经济学家做研究，研究的英国经济问题都是等同于经济学的前沿问题，所以当时经济学做的最好的人是英国人（包括苏格兰人）。

这个趋势从18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当然欧洲大陆由于19世纪经济的崛起也出了很多优秀经济学家。后来经济中心转移了，特别是二战以后，转移到美国了，因此美国经济学家开始人才辈出了。

这不仅与美国发达以后对经济学研究的资金投入有关，更与美国作为全球的经济主宰地位有关，使得美国那些哪怕是鸡毛蒜皮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也被视为经济学的前沿问题，美国的经济学杂志统治了全世界。美国的高校也把全球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人才吸引过去了。这样美国能不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吗？

那么今后全球的经济中心除了美国还有中国，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就成为世界前沿问题，比如中国崛起这一历史事实本身就会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是人类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全球性历史事件，它将极大地改变西方和东方自文艺复兴尤其是17世纪以来对很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问题的看法。

中国的独特政治体制也会刺激很多的前沿研究与成果。中国的经济政策也是一样，比如今后人民银行调息立马会对纽约和法兰克福股市产生巨大影响，对世界油价和其它国家的资本流动产生影响，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经济发展模式，宏观经济学问题，微观经济学问题，都可以成为世界前沿经济学课题。

甚至中国最低工资政策这样的不足挂齿的问题也会自然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而英国的东西，哪怕是英国的国计民生，就不会有人关注了。

因此按照林毅夫的看法，全球最好的经济学家也会在中国大批出现，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地拥有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学课题。而他们创造出来的研究方法就会是大家效法的榜样。这些方法对英美的传统方法会有一些继承性，但也不完全是，一定会有中国人自己的创新。

更关键的是今后全球的各种经济学奖都可能是由中国基金设立、由中国人来决定颁发的。

一句话，今后很多东西，一方面有人类文化的共性和继承性，另一方面也有经济力量的巨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事情会是中国人说了算，就像19世纪是英国人说了算，20世纪是美国人说了算一样。

观察者网：你刚刚提到，中国经济体量非常大，但是中国在国际上还没有特别知名的经济学家，有也是凤毛麟角。反而是拉美这些国家经济比较差的国家，出了很多优秀经济学家，为什么？

文一：如前所说，目前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是美国经济学，这个经济学有极大的美国特色，它不像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人类共享的客观知识。

经济学并非一门严格的科学，而更像是伪科学，有相当强的主观性、偏见和意识形态色彩，内部也拉帮结派，宗派林立，互不买账，以至于持完全相反论点的两个经济学家可以分享同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在自然科学界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经济学领域就常常如此。

经济学使用的工具显得很科学，用了很多数学，但是里面的假设却十分不科学，无法验证，很多假设根本不是从观察到的现象出发，而是为了解释作者希望解释的某个现象而量身定做的，或捏造出来的，只要能够基于这套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通过这些奇怪的假设，推出所希望解释的现象，就认为是成功了。

好比我们为了用基督教这个范式来解释为什么月球上没有生命，就假设上帝不喜欢在星期天工作，而按照圣经他在地球上把人造好之后，已经是周末了，因此它老人家没有时间在月球上创造生命。

另外一个经济学家提出不同意见，说其实不是这样，而是上帝根本就不想在这样寒冷的地方造人，因此也没有必要在那里创造使人赏心悦目的其它生物。结果这两个理论都同时获得诺奖。

经济学的基础框架是效用最大化，即原子般的个体对有限资源进行排列组合，通过市场交换和自由选择获得最大幸福感。在类似这样的基础上大玩数学，没有一个很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经济结构，没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没有国家生存战略和地缘政治格局，没有文化军事霸权和技术垄断，没有国家机构和行政网络，没有国家信用和基础设施。

也就是说，这个理论是假设在给定效用函数、技术条件、市场结构下面谈资源是如何配置的，但是真正值得研究的经济发展问题往往是倒过来，是研究一个经济体如何在给定资源条件下，考察人们的效用函数（消费价值观）如何演化，技术如何进步，市场结构如何升级，等等。

而且目前这套经济学理论的标准是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个资本主义工业国进入福利社会阶段以后，按照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口味定的，比如是否符合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新制度经济学这些个流行意识形态而定的。

比如有一个不太被外行人知道的事实是，即便在这些火星上才具备的条件下运行的经济体系中，如果没有任何摩擦和阻力，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一样有效，所达到的资源配置结果是一样的，等价的。而且一旦有了摩擦和阻力，计划经济往往会比市场经济更加有效。这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证明了的。

但是既然计划经济这么好，为什么被这套理论训练出来的人总是说市场经济好，计划经济要不得呢？他们会说计划经济只是在一个理想状态下才有效，而现实世界是很不理想的，因此只有市场经济才是最适合的。这有点奇怪，怎么一回到这个问题他们就开始强调现实与理想的区别了呢？

但是一旦指出它们模型里面的假设都是太过于理想化时，他们就说那是科学的方法，需要抽象。既然抽象的条件下得出计划经济更有效，为什么又要强调现实中的条件很不理想，因此只有市场才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呢？

比如芝加哥大学宏观经济学泰斗卢卡斯求解模型时，最喜欢用计划经济手段来求解，假设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在配置资源。获得最佳资源配置的数学解以后，再反过来按照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去理解市场机制如何实现同样的资源配置。但是一但回到现实的非理想条件中，他就说只有市场才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计划经济想都别想。

我们宏观经济学家在北美都是这样被训练出来的，在模型里用计划经济，在现实中强调市场经济。

而且在这些广泛使用的抽像数学模型里面，都已经暗含了政治是稳定的，社会是安全的，军事和文化霸权是不存在的，河流、山川、海洋、地理位置都不重要，市场是天然存在的和自动运作的，里面的供求关系是决定市场价格的唯一因素，而且外加很多条件使得均衡价格是唯一的。多重均衡被经济学家认为是很讨厌的东西。问题是现实世界往往就是多重均衡，制定经济政策也要从这个现实出发。

因此这个框架推出政府和国家是多余的，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机制这样的结论。即便出现大萧条这样的剧烈经济波动，政府也不用去干预，经济可以自然回到均衡，干预后的结果反而更惨。国家主权、社会组织、社会信任、企业管理、道德规范、意识形态、制度文化和社会治理等等在这个模型里没有任何地位。如果需要引进制度因素，那也得按照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完美制度这个标准来引进。

但是美国在十九世纪的崛起并不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靠这套理论崛起的，当时这套理论根本不存在，美国也还在迫害印第安人和黑人，还在参与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

这套理论根本无法解释美国为什么会在十九世纪依靠土地掠夺、战争和贸易保护主义而崛起并超越英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霸主，也无法解释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日本二战前在军国主义体制下的崛起还有前苏联的崛起，以至于强大到能够与美国抗衡的程度。

这套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所谓依靠人权宣言和自由贸易立国的大英帝国不断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贸易-军事摩擦和连绵不断的战争，比如在17世纪追赶荷兰的一百年中至少有15场战争，平均6年一次；君主立宪制度下的18世纪至少有25场战争，平均4年一次；工业革命中的19世纪至少有77场战争，包括与中国的两场鸦片战争，平均1.3年一次。

也就是说英国崛起的几百年中几乎随时都处于战争状态，而这些战争大多数与企图进行贸易垄断、殖民征服和侵犯他国主权和人权有关。这个理论因此也不能够解释为什么20世纪初号称民主文明灯塔的欧洲工业国之间为了抢占世界市场和自然资源而发起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残忍的两次高科技世界大战，殖民地国家人民深受其害。

难怪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尔特精辟指出: “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大英帝国不是，其它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西班牙不是，法国不是，德国不是，美国也不是，日本更不是。那如果不是依靠民主自由崛起，他们是靠什么崛起的？答案很简单：是靠战争和国家主导的贸易与国家主导的市场活动崛起的，是靠国家扶持的以制造业出口为导向的重商主义战略崛起的。

拥有国家支持和皇室特许的强大私人武装力量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任老总，在谈到亚洲贸易对于荷兰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积累的重要性时说到，“我们无法不靠战争来拓展贸易，也无法不靠贸易来支付战争。”

17-18世纪的大英帝国是荷兰的好学生，依靠国家机器和战争主导贸易，依靠贸易主宰世界；19世纪的德国、美国、日本又都是大英帝国的好学生，如法炮制这些发展战略而实现工业化的。

但是这样的工业化崛起之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模型里面是没有的。在这种象牙塔里构造的模型里面，有一大批自给自足的个体农民，在良好私有产权保护下和自由市场竞争下自然而然成为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在民主自由的空气下通过技术发明创造了当代工业文明。

强大军事技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掠夺只是一个不经意的副产品，一点小小的错误，而且落后国家是因为不愿意开放国内市场与西方进行自由贸易才挨打的。好多华人经济学家对鸦片战争就是持这样的观点，甚至还希望西方列强继续殖民中国五百年。可见这样的黑板经济学理论对人的思想的影响是很深刻的，润物细无声。

难怪在美国大家私底下一直有这样的玩笑，一个国家的经济越不好，越容易在美国出头成为有名的经济学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阿根廷

举个例子，比如说阿根廷，我们知道阿根廷经常出现债务危机，宏观经济一塌糊涂，老欠别人债不还，把一个当年与美国一样富有的资源型大国和欧洲移民大国弄成了一个缺乏国际信用的中等收入国家。但是阿根廷人在美国经济学术圈非常厉害，尤其是宏观经济学。在美国前10名的高校经济系都能找到很厉害的阿根廷人。

反过来，你要在美国一流经济系找到同样优秀的德国经济学家，尤其是做宏观经济学的德国经济学家，你就很难找到。

所以德国人开玩笑，说因为他们的经济很好，不需要经济学家，也不需要派人去美国学经济；阿根廷的经济特别差，所以他们就去美国学经济而成名。

我认为这个因果关系还可能倒过来，不是因为这个国家宏观经济不好因而产生了不少优秀的经济学家，反而是因为它在美国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太优秀，回去把自己的国家搞垮了。而德国没有什么人在美国经济学界很优秀，无法传播错误理论，反而自己的经济搞得很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中国的状况反而感到乐观。我们没有美国出产的全球一流的华人经济学家，更没有拿到诺奖的，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非常好。

要是邓小平当年改革开放时有一些美国黑板上培养的著名华人经济学家，牛哄哄回国来指导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可能早就垮掉了。记得俄罗斯当年改革的时候，全是一帮哈佛大学的一流经济学家和崇拜他们的俄罗斯年轻人在帮忙指导，制定改革政策，结果就给搞垮了。

虽然这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法，但是也说明经济学研究的好坏，跟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国家经济发展是因，出产经济学家是果，而不是倒过来。

比如印度人搞经济学研究就比华人优秀，他们好多都回国指导印度政府发展经济，但是印度的经济没有中国好。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在美国经济学界优秀的也很多，比新加坡的多多了，但是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和新加坡比并不怎么样。

观察者网：当然，诺贝尔经济学奖，毕竟是个全球经济学术圈的知名奖项……

文一：人类的经济活动比人体还要复杂，国家的兴亡比人命还要关天，那些在医学院摸爬滚打好多年然后又通过住院医实习的医学博士，到了医院都还要通过好多病人继续积累好多年治病的经验才能够成为好医生，但是那些依靠有点数学天赋在黑板上推导数学模型好多年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甚至拿一个诺奖，有点令人担心。

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不给邓小平这样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军事家、国际战略家、经济改革家和设计师？因为他设计出来的全球第一大制造业中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在无法用西方这套数学模型表达出来。

其实近代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的工业化是由经济学家或它们的理论指导的，反而是由那些具有商业头脑的政治家们指导的。好些国家都是工业化完成以后，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有钱在高校养一批经济学家的时候，才出一些经济学家。

比如美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完成（复制）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却没有出产什么经济学家。在1870到二十世纪初完成了震撼全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也没有出产什么经济学家。

二战结束进入福利社会之后，才开始在象牙塔里出产一批经济学家，都是学物理或数学出生的年轻人在那里提出一套数学化的经济理论和模型。

好些中国人却对那些诺奖经济学家崇拜得五体投地，认为他们的精巧数学模型道破了宇宙经济学真空的终极真谛，适合于任何懂得私利和激励的高等物种，以至于里面假设的效用函数和投资方式连经济学家自己的日常行为都无法描述，经济学家们也不是按照那样的效用函数来计划自己的家庭消费和股票投资的。

那倒是无关紧要，因为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模型推出来的消费行为和股票价格与宏观数据平均值差不多，只是均方差大了一点，就好比他预测中国的平均气温很准，只是方差太大一样。

但是这样的平均气温预测对东北人和海南岛人有意义吗？“球形鸡”虽然与实际鸡群的平均值相等，但那也不是鸡。

这些模型或者理论，美国的伟大商人和政治家是看不懂的。但是不要紧，因为美国的工业化已经完成了，可以养一批这样的经济学家来得奖。

而且为了赢得对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西方才搞出这么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给这套经济学理论范式穿上一件科学的外衣，把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都压下去了。

这套理论里面的工作单位、劳动时间、生产工地可以任意选择，每天工作几分钟几小时都可以；产品没有大小和重量，生产东西不需要能源，即使需要，其能源形式是畜牧力、火力、电力、核能都没有关系；生产工具是属于石器时代、铁器时代、电子时代没有区别，不外就是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出不同而已；运输东西不需要铁路，有没有丝绸之路、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和南海通道，交通设施天然存在，可以在任何地方任意转弯、停留、后退，隧道公路桥梁高铁都是没有战略意义的。

企业是大是小都不重要，没有组织结构，生产的产品大同小异，可能只是颜色不一样；也没有人和组织能够相互欺诈、操纵价格、垄断技术、金融诈骗，大家都守信用；国家大小没有关系，资本外逃也没有关系，反正都在太阳系里；产品交换的市场就像农贸市场那样天然存在，里面的个体都知道整体经济的结构和宇宙格局，除了一些非人为控制的天气变化以外，大家对未来世界看得一清二楚。

这里面没有十字军东征，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地理大发现，没有法国大革命，没有洋务运动，没有万里长征，没有工业革命的机遇期，没有世界大战，没有国家和政党，没有棉花与钢铁的区别，没有石油储备与战争，没有国家行政机构，比如国防部、能源部、外交部、情报部、安全部、警察系统和大批由政府出巨资精心扶持的重大研究机构等等。

在这些恐怕火星上才有的条件下，这些数学家们证明乡村集市贸易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每个人的幸福指数都最高，不需要政府和产业政策。政府是只懂得收税的令人讨厌的笨蛋。高校也不需要学习别的人文科学，就把这套经济学理论学好就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就能任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央行行长甚至国家总理。拉美国家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当年的大英帝国、法国、德意志和美利坚合众国不是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以这种方式崛起的，日本更不是。他们都是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坚船利炮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全球市场开拓，用国家力量主导市场经济和全球贸易，通过殖民、奴隶贩卖、对外战争和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而崛起的，并长期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技术垄断。

如果产生贸易逆差，就说其它国家操纵货币，必须用鸦片战争来平衡。崛起之初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崛起之后大搞自由主义，当年大清国就是因为拒绝承认大英帝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吃了炮弹。因此这些火星上的理论和模型不是用来指导那些已经依靠战争而崛起的西方国家自己的，而是被拿到还没有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去教训别人和做试验的。

这些经济学家们为了发表文章，也常常拿这些火星或月球上的模型去和贫穷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做比较，如果符合就说模型很好很科学，如果不符合就说人家的经济有问题，里面有资源错配。

比如国企太多，跨国资本无法自由流动，需要进一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监管化、去政府化”的改革，甚至需要一场革命或政府换届，要求人家按照模型里面假设的外太空条件来进行“漂白、阉割、纯化”。

然后号称一旦这样改革以后，落后国家产生出来的宏观数据就一定会和这些数学模型预测的一模一样了，如果还不一样，那也是由于天气不好造成的，再也不是制度和效率问题了。

换句话说，一旦把鸡假设成球形的，平面几何与三角函数里面的基本概念比如曲率、周长、弧度、滚动速度甚至微积分里面的变分发就都可以派上用场了。问题在于鸡是要下蛋蛋的，要用爪子来走路的，要用长羽毛的翅膀来扑腾的，而且是有视觉神经与五脏六腑来完成信息处理和新陈代谢的，而且还要通过格斗来生存的。

揭示和解释这些生物学原理，数学这种语言和工具是先天不足的。因此生物学家很少用数学来描述他们的缤纷世界，但是经济学家却喜欢用数学来描述比生物学世界更高级和复杂的人类世界，这个社会学现象值得深思。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只有数学模型才能科学地描述人类的经济活动和工业化过程。如果不这样做你就不可能在美国的经济学界混。

但是古罗马帝国如何解体的？大英帝国是如何崛起的？工业革命如何爆发的？一个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罗残差能够解释吗？由于瓜分世界市场和掠夺全球资源而爆发的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阶导数是多少？牛肉消费对于控制中东石油基地的弹性系数是多大？保留日本天皇对于日本战后经济复苏的成本曲线如何画？民族复兴的幸福指数有多高？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是全球最多的，但是芝加哥学派的人却很难进入美国高层政府机构参与制定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和货币政策，反而是那里训练出来的拉美国家的人，常常回到自己国家担任政府要职和智囊，按照这套经济学理论去发展经济，结果可想而知。

搞发展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几十年来这些理论用到非洲去，非洲无法发展，用到拉美去，拉美出现去工业化，用到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改革，结果更糟，把原来已经工业化的国家变成了靠出口农产品和自然资源为生的国家。

我到不认为这里一定有什么阴谋论，更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比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头脑清醒，不会轻易被几个黑板上训练出来会解微分方程的经济学家忽悠。

可惜发展中国家没有自己的人才储备，没有经历过16-19世纪西方历史上残酷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工业和军事技术竞争、全球市场争霸，因而更容易天真地相信那套只适合外星球生物的数学模型，反正也看不懂，只是觉得拿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很厉害，结果被忽悠。

观察者网：不过，当下去西方学经济和金融的优秀年轻人仍然不少。

文一：现代经济学教科书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不懂得西方工业化历史，不懂得大工业集团和个体户的区别，不懂得华尔街与当铺的区别，不懂得国家和政党的重要性，不懂得国企、西点军校、外汇储备、日美军事同盟、国家治理和产业政策的重要性，不知道如何培养国家领袖，误以为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和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才是培养自己国家领导人的地方。这样的国家不完蛋才是怪事。

你看到日本和德国，把自己大批的政治领导人和商界领导人送到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和哈佛肯尼迪商学院去培养吗？也就中国、拉美、非洲国家喜欢干这事。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和政治领导人如果去美国，应该学的不是经济学，而是工程学或其它有点用的东西，哪怕是国际政治也好。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领导人都是学工程出生的，把经济搞得很好，但是目前国内政府部门学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毕业的领导人越来越多，这是否是一个担心？其实他们更应该学西方近代经济史和金融监管史，或地理与社会学，而不是经济学和金融学，那些东西旁听一下本科的课程就行。哪怕学会计学和市场营销学也比经济学有用多了。

至少我目前是这么认为的。作为大学的西方经济学教授当然应该把西方这套经济学吃透，但同时也还一定要学习西方工业化历史，包括战争史、金融危机史和金融监管制度建设史，要不然陷进西方“黑板经济学”里面去跳不出来。

中国国内高校一定要普遍开设“西方工业化历史”这门课，包括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日本在17-20世纪期间是如何崛起的，动用过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以及战后的韩国和新加坡的工业化与产业政策的历史等等。

这些东西中学生也应该学，必须学，这才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活生生的经济学、金融学和政治经济学，不要只强迫学生读马克思的本本或那些不懂西方工业化历史的人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你不读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整个工业化历史和全球化历史，能够理解《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共产单宣言》吗？不可能！

你能够理解二次世界大战的成因和美国的崛起吗？不可能！你能够理解前苏联的崛起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吗？不可能！你能够理解美国战后制定的世界秩序吗？不可能！

如果这些都不可能，你怎么知道中国应该向何处去？怎么预测中国未来的走向和全球化方向呢？中国高校和党校的马克思主义教员首先应该是历史学教员，尤其是西方近现代历史学教员，然后才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专家，否则他们就会有意无意地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成为埋葬马克思主义最理想的掘墓人。

由于不懂历史，他们既没有能力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西方经济学，也没有能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理论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发展。

但是如果你不好好研究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风云，那个时代的工业革命、政治经济学思潮和国家结构演化，理清从那时到现在的发展脉络，以为西方国家天生就是民主自由文明，认为他们的屋顶是地基，你怎么会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在哪里，怎么去发展它？

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致命错误，不仅仅在于过度使用数学语言，而且在于它抛弃、割断、颠倒人类工业化历史，把发达国家通过野蛮掠夺达到的今天“文明”状态和成果当成当年工业化的初始条件和原因，把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认为政府越小，市场就越大、越有效。

其实无论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还是两次世界大战后个别国家成功工业化的历史，以及今天中国崛起的经验都指向一个真理：政府越有为，市场才越大、越有效。

有为政府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看它是否懂得为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看它是否具备执行正确产业政策的行政官僚系统和国家能力，看它是否勇于改革开放加入全球的经济和科技竞争，看它是否善于建立规章管理制度、驾驭市场力量为大众利益服务，看它是否敢于在市场经济中动用国家力量规范市场行为和私人资本的运作权限，以保护广大底层人民的根本利益。

不仅政府与市场不是天然对立的东西，而且很多东西市场根本无法做，需要国家、社会和集体去做。但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万能，政府与市场对立，应该退出经济活动，所有东西都应该让市场去做。

然而市场本身都是一个公共品，怎么可能市场万能，让政府退出基本经济活动？即便有牛顿的第一推动力把市场创造出来，市场的有效运行也还需要公共力量。关于“市场”存在和运作的牛顿式绝对时空观（绝对市场观）必须抛弃，因为它不正确，误国误民误自己。

人类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有很强大的外部性，而且任何非经济活动都有经济影响。我们只要在一个哪怕是火星上才有的理想条件下建立的经济模型里面加入一些外部性，用同样的数学工具，就会得出多重均衡，资产泡沫，市场失灵，贫困陷阱，甚至混沌这样的动力学结果。

对于这样一个经济体，政府如何可能不干预？这是为什么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除了市场机制和私有财产以外，还必须要有相当程度的非市场机制和公有经济，必须要有公办学校、公办医院、公办企业，甚至国家和公共团体制定的一些非市场价格，而且可能还需要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这样的东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