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德培
来源：福卡智库（ID:forecast-thinktank）
近日，人社部宣布退休人员人均基本养老金上调5.5%，将有8900多万企业退休人员、1700多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从中受益。
是不是令人很激动人心，不过悄悄告诉你，养老金涨幅已经是连续两年下调了——2016年养老金涨幅下降至6.5%，此前，我国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可是连续11年以10%左右的幅度上涨。
再来看看各地人均养老金数据，排名第二、第三的上海、北京人均养老金分别为3644元/月和3398元/月，是不是顿时累觉不爱？
而更令人灰心的消息是，2015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4.7万亿元，而当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额只有3.5万亿元。
这表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资产和负债之间缺口会越来越大，预计在不久将来，基金累计结余将会被耗尽。
就在几天前，清华大学最新发布的报告同样也显示，养老保险基金已出现当期的资金缺口，并动用累计结余来“保发放”，一旦把累计结余用尽，养老保险基金将面临着崩盘风险。
如果不动用年轻人个人账户里的钱，现在的养老金就无法做到收支平衡。也即是说，我们这些工作的年轻人每月交的养老金并没有进入我们的个人账户，而是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交的养老金并没有在个人账户里，等我们老了，还能领到养老金吗？我们的养老金钱从哪里来？
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忧是因为中国正在加速“变老”，不仅老龄人口数量首屈一指，老龄化速度也是世界第一，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填补上越来越多老年人的养老金缺口。
截至2016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3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7%，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10.8%，总数高达1.5亿。
据预测，我国老年抚养比将由目前的2.8：1达到2050年的1.3：1。而上海又是中国内地最早进入老龄化（1979年）的城市，老龄化程度全国最高，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沪籍人口比重高达30.2%。
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社会。
1982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为7.1%，2010年为8.9%，2014年时突破10%大关，预计到2020年老年群体将达到2.43亿，约占总人口的18%；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超过4亿人，届时每3人中就会有一个老年人。
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长达几十年到一个世纪，如法国115年，美国60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而中国仅用了18年就走完发达国家老龄化的百年历程。好似初雪，一夜白头。
与之俱来的问题是严峻的养老难题与压力。
一方面是中国未富先老，1999年末，中国进入国际通行的老龄化阶段时，人均GDP仅有840美元，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阶段时的水平，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条件下，一对夫妇同时赡养四位老人和一个甚至两个小孩压力山大。
另一方面是相对老龄化速度太快，社会反应太慢。社会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并未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仅为30张，按照国际公认的3名失能老人配备1名护理人员的标准计算，我国需要养老护理人员1000万人，而全国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不到30万人，全国养老机构持证上岗人员不足2万人。
面对老龄化人口剧增的现实与趋势，养老产业被提到新高度。
先是2013年9月国务院率先提出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2016年10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降低准入门槛，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
面对着中国养老产业庞大的市场需求，各方资本也已经摩拳擦掌、闻风而动。
尽管这块“香馍馍”“看上去很美”，但受困于各种原因，中国养老产业实际上面临着“面很宽、利很窄”的现实尴尬。
公立养老机构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无可挑剔，有的甚至堪比“豪华公馆”，但主要却被退休老干部、“关系户”所占据着，而且收费也不菲，普通老百姓往往只能望而兴叹；
民营养老机构虽然价格低廉、入住门槛低，但受限于城市中心寸土寸金、没有规划用地等现实，往往因“逃离城市”，而使得相关配套设施“略逊一筹”，并因此而难以吸引顾客，进而陷入经营困难。
二则，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使得真正养得起老的仍然只是少数。
这就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月收入仅为3000元左右的低收入阶层来说，养老院养老模式仍旧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四二一”家庭结构的形成，使得50、60后的养老问题异常尖锐，因为二人微薄的薪水在四位老人的养老面前显然“杯水车薪”。
四则，养老产业本身“投入大、周期长、周转慢”的特点，也使得整个行业“利很窄”。
从更深层面来讲，“面很宽、利很窄”局面的形成，既有体制机制等外在因素，也有思想观念的内在缘由。
具体说来，外在原因有：
养老产业被地产开发所“异化”：养老产业高风险、高投入、回收慢的特性，本来就让投资者望而却步，而即便是真正涉足者，也多是以开发养老产业之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挂羊头卖狗肉”，通过低价拿地、优惠财税政策等“大捞一笔”。
土地政策的束缚：土地一直是养老产业绕不过去的“火焰山”,因为涉及到土地及规划，但现有的城市规划中并没有专项用于养老的土地。
对民间资本“既鼓励又限制”的“双重标准”，使得它们不是因不明就里而竞相观望，就是因“摸不着头脑”而不知所措。
外资受阻：外资养老机构在融资服务、财税支持、土地使用、医保定点等方面的先天不足，致使它们无法平等地参与竞争，因此，养老产业也就难以吸引大规模的外资。
就内在缘由而言，中国养老的传统思想观念，更是让养老产业的发展荆棘丛生、步履维艰。
毋庸置疑，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里，生儿育女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多生儿女”的最终目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养儿防老”或“老有所养”。
但如若子女居然胆敢忘却“一把屎一把尿拉扯长大”的养育之恩，把父母“抛弃”到养老院去“孤独终老”，让父母“灵魂最后一程从家里走”的愿望都无法实现，那么子女不仅要面对“亲人反目”的家庭风险，也会背负“不孝之子”的社会道德压力——毕竟，“百善孝为先”。
如此一来，条件再好的养老机构在强大的传统思想观念面前也会“黯然失色”。
如此情形下，当下的养老产业还只是处于萌芽期，还需要时间等待喷薄“钱景”时刻的到来。生产、生活、教育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的重大变化，则预示着整个养老产业的“幸福时代”即将开启。
一则，信息时代对工业时代生产方式的版本升级，高效、集约、智能的生产方式对于物质生产活动者的“全面解放”，意味着服务业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而作为服务业重要环节的养老产业，势必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
二则，生产方式的版本升级意味着生活方式也将随之“螺旋式上升”，以物质享受为主的生活方式也将让位于以精神享受为主的生活方式，而“工作是为了生活”对“生活是为了工作”的历史性颠覆，则预示着休闲、娱乐、创意、养老等活动将占据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届时，养老产业也会成为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部分。
三则，信息时代的信息大爆炸、知识对称化，以及“学生老师坐在同一条板凳上”，致使传统的教育方式难以为继，而自助、互动、体验式的教育方式将会风生水起——教育方式的变化势必引导“独立”、“自主”人格的形成，而后者将会打破传统家庭结构，使养老“不仅是家庭的事情，更是个人的事情”——如此，养老产业成为每个个体的“必需品”。
四则，生产、生活、教育方式的重大切换，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结构的变化，将会对传统的养老观念形成巨大冲击。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势必进一步“催化”养老产业的发展壮大——届时，养老产业的“幸福时代”才近在咫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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