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的调查记者不超过50人”——《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
罗昌平
近日，两条社会热点刷遍了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一是15岁的自闭症少年雷文锋走失后，死于广东韶关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一是山东聊城于欢刀刺侮辱母亲的催债人，致其死亡。
讨论，争议，关注，热度。这一切，其实都发源于两篇调查性报道——《新京报》的《一个自闭症少年的死亡之路》，以及《南方周末》的《刺杀辱母者》。
雷文峰，去年12月3日死亡。于欢案，去年4月4日发生。然而直到今年3月，两家媒体的深度报道出台，两起事件才真正广为人知，进入舆论中心。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两篇报道，或许一个个“托养中心”将继续逍遥法外，对于欢的判决也将风平浪静地收场。调查性报道的力量再一次得到了展现。
练溪托养中心，雷文峰在此死去
那么，这是一个属于调查性报道的时代吗？
很遗憾。《刺杀辱母者》这样的报道，在当今中国已经日益罕见。在网络高速发展，信息广泛传播的今天，中国的调查性报道不但没有大放异彩，反而走向式微，众多老牌纸媒纷纷裁撤深度报道部门人员，稿件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幅下滑。像《京华时报》等媒体，干脆取消了深度报道部。
原《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认为，这十多年来，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经历了三起三落，取得了可喜发展，出现2003、2007、2010三个高峰之后，2011年之后进入低谷期。“中国调查性报道遭遇最坏的冬天”。
调查性报道是深度报道的一种，发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20世纪上半夜，调查性报道逐渐在欧美流行，以揭露社会黑暗、批判不正之风为主要目的。而在中国，调查性报道于20世纪80年代才刚起步，可谓开山行险，筚路蓝缕。虽然历史较短，但三十余年来还是有不少出色的作品面世。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2003年《南方都市报》的《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也就是王克勤所说第一个“高峰”的代表。
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转送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孙志刚在彼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并于3月20日死亡。
4月25日，报道发表，激起轩然大波。这篇报道的影响力到了什么程度？广东省立即成立调查组追查案情，三名主犯分别被判死刑、死缓和无期，市公安、卫生系统多名责任人受到严惩。同年6月，《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效率之高令人赞叹。调查性报道监督社会运行的功能，也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
也正是因此，雷文峰之死曝光后，人们在痛心疾首的同时，也纷纷重提当年的“孙志刚案”。只是当年，类似的调查性报道层出不穷，兼具深度与热度；而今天，调查性报道却实实在在地衰落了。
以《京华时报》为例。《京华时报》于2001年创刊，一上来就对信息量进行了硬性规定，要求每天每个版块都必须有深度报道。而在当时的背景下，深度报道基本就是调查性新闻的天下，也可以说是监督新闻的代名词。但2012年后，《京华时报》深度报道的“深度”却逐渐下滑，取而代之的是像《职务犯罪外逃人员 出逃前多有征兆》、《普通公务员年节福利变化调查》这些受众基础一般、内容平实无奇的报道。
方兴未艾的调查性报道，何以在这个时代走向没落？
调查性报道的衰落，既有客观技术条件的影响，也有主观受众心态的因素。
首先，调查性报道虽然也屡见于电视，但更多情况下是依附于纸媒的。在纸媒衰微的今天，记者的待遇逐渐落后于时代。根据美通社发布的《2016 中国记者职业生存状态与工作习惯调查报告》，超过8成（80.6%）的职业记者月均收入在1万元以下，近6成（58.8%）的一线新闻记者表示“收入待遇”因素将会是其离开目前岗位的最主要原因。对于记者而言，在追求海量和迅速的时代，很难放缓脚步牺牲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去做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媒介受挫，人才流失，调查性报道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其次，调查性报道的存在往往触犯各方利益，有的内容写得，有的内容写不得，这是悲哀，也是事实。于欢案曝光后，济南公安官微公安和民意叫板，不可一世的傲慢显露无疑；雷文峰案的报道则告诉我们，“收容”乱象并未因孙志刚的死而宣告终结，媒体和舆论的力量终究有其极限。调查性报道成本高，并且可能由于各种原因需要面对难以面世的危险。即便面世，也可能给媒体带来后续的麻烦，新闻机构自然容易作出决定放弃这根骨头，又难啃又没肉。
最后，移动端的发展使信息趋于碎片化。在此基础上，读者更倾向于短平快的内容，而很少有完整的时间阅读一篇深度报道。各门户网站、新闻App的取舍，更深化了这一趋势。
从世界范围看，荣获普利策的调查性报道比比皆是，可它在中国却屡屡受挫。不是因为调查性报道被时代淘汰了，而是社会变得浮躁，人心变得功利。但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调查性报道不会死去。新闻媒体的职责首先在于环境守望。社会需要调查性报道，揭露问题也是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关于雷文峰和于欢的两篇调查报道，还远远算不上中国调查性报道“复兴”的标志。但至少，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或者，更理想主义一点——好的开始。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
——约瑟夫·普利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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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博宇
编辑：薛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