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内容参见原文：
Hu, Yang and Coulter, Rory. (2017). Living spac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urban China: Differentiated relationships across socio-economic gradient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9(4), 911–929. http://doi.org/10.1177/0308518X16680213
背景及研究问题
居住空间是重要的健康资源，拥挤的居住空间对生理和心理健康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Booth, 1976；Fuller et al., 1993)。过去，学者普遍认为，和其他人口密集的国家居民一样，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蜗居”。他们由此得出结论，狭小的居住空间并不会危害这些地区人民的心理健康 (Baum, 1978)。然而，虽然多数西方学者认为个人空间、隐私、居住成员间的相互干扰等因素在居住空间和心理健康的关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这些因素在中国并不那么重要 (Booth, 1976)。中国大家庭多代同居的传统、集体化社会组织和限额住房分配等因素都可能“缓冲”拥挤居住空间对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 (Cheng et al., 20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飞速发展让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蜗居无害论” 。1980至2015年间，中国人口从9亿8千万增涨至14亿。迅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背后，是飞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密度。随着日益频繁的人口流动和家庭结构的多元化 (例如核心家庭、单人户的普及)， 大家庭多代同居已不再是主流的居住模式。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仅17.18%的家庭尚在三代同居 (王跃生，2014)。其次，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给原本拥挤的城市居住空间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再次，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崛起使集体化社会组织对于个人的影响逐步衰减，导致中国人不断重视个人空间和隐私的重要性 (Yan, 2009)。上述的社会变革正从方方面面瓦解可能帮助中国城市居民抵御拥挤居住空间不良影响的“缓冲剂”。“蜗居”在当代中国是否会对城市居民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的房屋市场也经历了重大变革。过去几十年内，集体住房分配制度逐渐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私有化、市场化的房地产业(Huang and Li, 2014)。人们不再受到集体分配的限制，这点燃了他们对更宽敞的居住空间的期望。当然，商品房的流通也意味着经济资源逐渐能够决定人们是否能达成这一期望 (Huang and Li, 2014)。我国日益加剧的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不平等不仅赋予了不同阶层人群对居住空间的不同期望，也决定了人们的购买力及他们是否能实现这一期望。
中国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同时体现在个体和社区层面。在个体层面， 贫富两极化日趋突显。在社区层面，城市化进程的“碎片化”导致了贫富社区之间在空间上的隔阂。那么，各个层面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如何影响居住空间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呢？
理论：横向比较和相对剥夺
个体对居住空间拥挤与否的感受是一个相对概念。居住空间期望的构建颇为主观。心理学家认为，横向比较是个体期望建立的重要机制 (Arku et al., 2011; Dunn, 2002)。在个体层面，人们会与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相当之人比较，以构建自己对住房空间的“正常期望”。在社区层面，人们会与社区里的其他家庭比较，来确认自家的居住空间是否“拥挤”。根据“相对剥夺” 理论，只有在实际居住空间低于“正常期望” 时，“相对”狭窄的居住空间才会对人们的心理健康造成危害 (Arku et al., 2011)。
富裕家庭拥有的财富和购买力使其对“正常”的居住空间通常有较高的期望。此外， 相较于贫困家庭而言，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更具个人空间和隐私意识；同时，非传统的居家模式（如核心家庭，单人户等）在富裕家庭里也更为普遍 (Cheung and Kwan, 2009)。然而，节节攀高的房价和对房屋地段及周边配套的考量意味着富裕家庭未必能达成其对居住空间的期望。
而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购买力， 贫困家庭对居住空间的期望通常较低。 通过策略性地选择大家庭多代同居及将日常生活的维持集体化，贫困家庭得以大幅削减家庭开支。这意味着来自贫困家庭的人们可能更易达成他们对居住空间较低的期望。
同理，在社区层面，邻里对比会抬高富人区居民对居住空间的期望值。反之，贫困社区居民则会认为相对狭小的居住空间是正常的，并由此构建出低水平的居住空间期望。因此，和来自贫困社区的个体相比， 富裕家庭和社区的居民对居住空间的期望可能更高，也更难被满足。因此，“蜗居”在富裕家庭和社区可能对个体心理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
实证研究
研究数据、样本和方法
本研究分析采用了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详细信息请查看：http://www.isss.edu.cn/cfps/)。分析样本包含了来自中国城市的13367位成年人，其中52%为男性，平均年龄为45.5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1年。此外，79%的研究对象已婚，49%在受访时有工作，44%为流动人口，10%为独居。
本研究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的抑郁得分变量测量个体的心理健康，用人均住房面积反映居住的“拥挤”程度，用家庭总财富折射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Xieand Jin, 2015)，及用社区低保户比例来反映社区层面的相对贫富。研究的数据分析则采用了多层次线性模型，以测量个体、家庭和社区层面等因素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除以上主要变量外，多层次线性模型中的控制变量还有个体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是否独居、经济活动/就业状况、受教育年限、是否为流动人口、住房类型 (如平房，公寓等)、住房拥有/使用权、房屋相关债务和房价等。
中国城市住房空间现状
本研究发现，81%的城市居民拥有住房产权，42%的居民住在多层公寓。 城市家庭的平均居住面积为110平方米， 人均居住面积为45.5平方米，且人均住房面积和年龄呈正比。此结果与 “住房轨迹” (housing career) 理论吻合 (Clark et al., 2003)，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通常会用积累的经济资源换取更宽敞的住房。此外，教育年限与人均居住空间呈正相关。另外，和其他受访者相比，独居人士享有更大的个人居住空间。城市居民人均居住空间还和其家庭财富呈正相关，和其社区贫富呈负相关。以上研究结果不仅证实了中国的富裕家庭拥有更强的购买力，也证明了贫困社区的居民通常“蜗居”于相对狭小的居所。
“蜗居”与心理健康
多层次线性模型的结果显示，居住空间和个体心理健康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证明“蜗居”对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有着不可忽略的危害。 “蜗居无害论”在当代中国并不成立。长期以来，学者们提出的高人口密度、集体化社会组织、集体住房分配、大家庭多代同居传统等因素对狭窄居住空间带给人们的负面心理影响的“缓冲”也不再成立。此外， 狭小的居住空间在富裕家庭和社区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着更大的危害，这与理论假设吻合。此结果还印证了“横向比较”和“相对剥夺”理论，说明人们对居住空间的期望是通过主观的、来自个体和社区层面的相对对比构建起来的。主观构建的高期望使得富裕家庭成员和来富裕社区的居民更容易经历由于“空间期望”未被满足而造成的心理危害。然而，贫困家庭成员和贫民社区居民“蜗居”于狭小住所也是客观事实。
结语
社会经济不平等下的“蜗居”和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描绘出了城市住房问题的双重“危机”。一方面，为了促进房屋消费，地产商不断构建和强化宽裕居所和其背后的象征性社会地位，使相对富裕的家庭和社区居民对居住空间的“需求”和“期望”前所未有之高。而住宅地产市场的白热化和不断攀升的房价却使得虚高的“空间需求”难于被满足，危害着人们的心理健康。另一方面， 在相对贫困的家庭和社区，个体心理健康看似并未受狭小居所的影响。然而，贫困家庭和社区对于“蜗居”的“正常化”和对住房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常态化”反应或令人堪忧。
参考文献：
Arku G, Luginaah I, Mkandawire P et al. (2011) Housing and health in three contrasting neighborhoods in Accra, Ghan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72(11): 1864–1872.
Baum A (1978) Human Response to Crowding. Mahwah, NJ: L. Erlbaum Associates.
Booth A (1976) Urban Crowding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York: Praeger.
Cheng Z, King S, Smith R, et al. (2014) Housing property righ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urban Chin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44/14, ISSN: 1441-5429.
Cheung CK and Kwan AYH (2009) The erosion of filial piety by modernisation in Chinese cities. Ageing & Society 29(02): 179–198.
Clark WAV, Deurloo MC and Dieleman FM (2003) Housing care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8–93: Modelling the sequencing of housing states. Urban Studies 40(1): 143–160.
Dunn JR (2002) Housing and inequalities in health: A study of socio-economic dimensions of housing and self-reported health from a survey of Vancouver residents.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and Community Health 56(9):671–681.
Fuller TD, Edwards JN, Sermsri S, et al. (1993) Housing, stress, and physical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Thailand.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36(11): 1417–1428.
Huang Y and Li SM (2014) Housing Inequality in Chinese Cities. Abingdon:Routledge.
Xie Y and Jin Y (2015) Household wealth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7(3): 203–229.
Yan Y (2009)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
王跃生 (2014) 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第60-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