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殿下争道”为何引起轩然大波？ | 青年维也纳

“与殿下争道”为何引起轩然大波？

在平家主宰朝廷期间，朝廷与京都的社会风气发生了重大变化。仁安三年(1168)，平清盛出家后隐居福原，长子平重盛作为继任家主成为六波罗的主人，留在京都统率平家众人。当年年底，平重盛一度以养病为由请辞权大纳言一职，后又在嘉应二年(1170)四月复任。三个月后的嘉应二年七月，平重盛在一起事件中证明了自己精力依然充沛，甚至有些过于充沛，引发了一场震动京都居民的风波。这起事件就是所谓“与殿下争道”事件。“殿下”是对摄政关白的尊称，这起事件是因摄政松殿基房（藤原忠通之子）的队伍与平重盛次子平资盛一行在京都的夜路上遭遇而起的。

“与殿下争道”事件为什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是因为松殿基房一方违反了当时的交通礼仪，大大激怒了平重盛一方。“违反交通礼仪”在今人看来或许不值一提，但在当时的社会，“交通礼仪”是维持社会身份秩序的重要机制，违反交通礼仪无异于挑战社会准则。加之“武者之世”下武人们蛮勇的思维方式作用，最终导致了一场难以化解的冲突。

为理解“与殿下争道”事件，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当时的交通礼仪。在当时的京都，一个人乘交通工具在路上与他人相遇时，有义务根据彼此的身份异同，向对方表示敬意，这种礼节被称为“路头礼”。路头礼的背后没有法律依据，只是一种社会习惯，但至迟在10世纪中叶的仪式书《西宫记》中就已经有了路头礼的记载，在这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路头礼逐渐作为既成事实得到巩固，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习惯。路头礼的源头是古代中国的律令和礼制，但在中国，这些礼节针对的是双方骑马相遇时的情形。日本的上流阶级多乘牛车，因此日本的路头礼以乘车为主要场景，形成了与中国不同的独特礼节体系。

和其他所有礼节体系一样，路头礼的首要原则也是“以卑让尊”，双方身份差距越大，较卑微一方的礼节就越周到。在路头礼体系中，更周到的礼节意味着更多地牺牲自己的方便：在路上等候久一些，在低头时角度大一些，在等待时更有耐心一些。

在较卑微一方看来，如果自己与对方身份差距极小，两人可以“扣车而过”，即将自己的车暂时停在路边的辅道上，等待对方的牛车通过。如果对方的身份较为尊贵，让路一方还需要“税驾”，也就是解下拉车的牛，表明“本车一段时间之内不会前进”。“扣车而过”时，让路者只需在路边暂停片刻让对方通过；但在“税驾”时，让路者需要把车在路边停放一段时间，以表明“为您方便，在下等多久都不要紧，还请您从容通过”。

如果对方的地位比“税驾”更为尊贵，让路者还需要为其“置榻”。“榻”指的是供乘客下牛车时使用的垫脚板。让路者在“置榻”时需要将榻放在牛车的出入口前，再将鞋放在榻上，表明“小人就在这里候着，若有需要随时可以穿鞋下车，到您面前听候吩咐”。但这不是要真的穿鞋下车，而是摆出准备下车的姿态，表明对方实在过于尊贵，自己不惜在路边下车相见。

如果对方的地位比“置榻”更为尊贵，让路者就需要穿上鞋下车致意，是为“下车”之礼。如果对方身份比“下车”更为尊贵，让路者还需要行“蹲居”之礼，也就是单膝跪地来表达敬意。如果对方的地位极为尊贵，让路者在下车后还要行“平伏”之礼，即鞠躬四十五度。虽然不是真的五体投地，仍是一种十分谦卑的姿态，表明自己的头已压低到最大限度。这就是路头礼体系中级别最高的礼数。

路头礼的礼节级别取决于双方位阶和官职的差距，以及对方是不是殿上人（能够进入天皇居所内里清凉殿的特权阶级）。例如，若在路上与大臣相遇，自己也官居大臣、大纳言或中纳言，双方只需“扣车”而过（地位较低者“扣车”）即可，但如果自己是参议就需要“税驾”；兼任弁官局长官左右大弁的参议因地位相对较低，在“税驾”后还需要“置榻”；藏人头、不兼任参议的大弁和五位藏人需要“税驾”；弁官局的次官和三等官中弁、少弁需要“下车”；位阶为四位的殿上人需要“税驾”，五位需“下车”，位阶为五位的“史”（太政官负责文书起草和管理工作的底层官吏）应“下车平伏”。

然而，路头礼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所以上述规矩也只能作为现实中的行动参考。《西宫记·临时五》中也有“礼法无所定，随便宜可思免耻”的建议，即指出路头礼并非明确规定，行事者当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以避免受辱为要。

仅凭上述原则无法穷尽路头礼的实践情境，因为“尊卑”的秩序并不只是以位阶和官职为基础的。路头礼原本发端于中国古代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即“礼”的思想。“礼”的思想认为世间万物都受到因果关系和先后顺序的约束，因此原生之物一定比派生之物尊贵，先生之物一定比后生之物尊贵。

“礼”的观念对日本的诸多礼节产生了影响。例如，家族中兄长地位比弟弟高，嫡流地位比庶流高，在所有氏族中，天皇家地位最崇高，藤原氏次之，因为其祖神天儿屋根为天皇家的祖神——天照大神最得力的辅佐者。如此算来，臣下当中藤原摄关家的地位最高，其他人在思考尊卑关系时也应对这一血脉给予应有的敬重。

就这样，路头礼的体系在之前提到的以位阶、官职为基础的基本原则之外，也约定俗成地加入了亲子之差、兄弟之别和血统贵贱之分等因素。这些因素背后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具体的书面说明，这是因为当时的朝廷认为礼法不应以法律条文为基础。“礼”的思想认为，人的举止应根据“礼”这一世界运行的基本原则自发地受到理性约束，而“法”作为一种必要之恶，针对的是没有机会或能力锻炼自身理性的庶民，通过刑罚唤起庶民的恐惧本能，从而防止他们在动物本能的影响下犯罪。当时的人认为，以书面形式具体规定上流阶级的礼法规则本身就是礼制废弛的体现，所以直到镰仓时代后期龟山上皇主持编纂《弘安礼节》之前，朝廷从未颁布官方的礼节规范。

那么，龟山上皇为何要编写《弘安礼节》呢？这是因为在他的时代，藤原摄关家等上流贵族坚持血统上的尊贵性，而当时通过依附院政从摄关家独立出来的中流贵族则抗拒这种秩序，导致贵族社会纠纷频发。为稳定局面，朝廷不得不编写《弘安礼节》，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例外的必要之恶。

因为“礼”的思想拒绝对礼节进行有强制力的明文规定，礼法的正确实践最终完全取决于个别场景的具体考量。虽然身份较低的人无论何时都需要礼让，但礼让的程度并无标准答案。因此，围绕“礼让的程度”这一问题，当事双方之间时常发生分歧。如此一来，礼节的实践就会变成双方自尊心的较量，滋生紧张气氛。如果当事的其中一方以“摄关之子”“天皇外戚”“院近臣”等身份自恃，而另一方对此不以为然，就会产生矛盾。在路头礼引发的纠纷中，当事者之间的冲突往往始于当场爆发的口角。

在被慈圆称为“武者之世”起点的保元之乱爆发的前一年，即久寿二年(1155)二月，一场冲突为路头礼纠纷的危险性提供了鲜明的例证。在京中偶然相遇的左大臣藤原赖长与左卫门尉平信兼之间围绕路头礼发生冲突，最终酿成多人死亡的惨剧。当时，平信兼从自己的车中走出，来到附近的一棵树下，对藤原赖长行蹲居之礼，但赖长一方的随从认为平信兼有失礼数，殴打了平信兼并破坏了他的牛车。自觉受辱的平信兼勃然大怒，以弓箭反击，当场射死赖长手下的几名随从。藤原赖长仓皇逃走之后向鸟羽院举报此事，平信兼最终获罪免官（《兵范记》）。

为什么对赖长行“下车蹲居”之礼的平信兼受到了赖长随从的刁难乃至暴力侮辱呢？这是因为根据路头礼的原则，平信兼只对赖长行“下车蹲居”之礼是不够的。如前所述，在当时的路头礼规范之下，官居六位左卫门尉的平信兼在路上与左大臣赖长相遇时不能只“下车蹲居”，而是应采用更高一级的礼数“下车平伏”。平信兼没有做到这一点，在赖长的车驾前只以蹲居了事，赖长的手下对此忍无可忍，于是对他施加了暴行。

那么，平信兼没有选择“下车平伏”，只是因为他对路头礼缺乏认识吗？这也不太可能。根据多项史料的记载，平信兼一直作为朝廷的下级官僚在京城活动，不可能不了解路头礼的常识。平信兼想必是在对路头礼有所认识的情况下故意选择了更简单的下车蹲居之礼，以羞辱藤原赖长。

藤原赖长认为平信兼和自己的身份差距极大，但平信兼自己却不这么认为。这不是因为他轻视左大臣赖长的地位，而是相信自己的地位比对方眼中自己的地位更高，这正是“武者之世”在京都降临的表征。在此事发生不久前离世的平忠盛生前升任刑部卿，甚至获得了升殿资格，他的经历表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院政统治之下，得益于作为“治天之君”（施行院政的上皇）的白河院和鸟羽院的栽培，武士的地位已大为提升。平信兼的自尊心也因此膨胀，令左大臣感觉受到了侮辱。与此同时，藤原赖长的随从也轻视了武士的自我意识，认为自己只是在捍卫社会常识，最终伤害了武士的自尊心，引起了武士的武力抵抗，造成多人死伤。这起事件无疑向当时的朝廷与贵族社会表明，武士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忍气吞声，如果受到压迫就会毫不犹豫地以暴力手段维护自我。这便是“武者之世”即将来临的象征。

前九年之役绘卷

在保元、平治之乱以前，就连出身平氏支流的平信兼也有此胆量，那么，平家（平氏的主流）在保元之乱中作为武士成为政坛主角，并在平治之乱中成为朝廷股肱以后，平家诸人的自我意识之高涨简直令人难以想象。除此之外，因为时人相信平清盛是白河院的私生子，他官拜太政大臣，在朝中大权在握，他的子孙们无疑更为自傲，对自己家族的特殊身份深信不疑。

平重盛之子平资盛似乎就拥有这种极为高涨的特权意识。他虽是平重盛的次子，但在“与殿下争道”事件发生的嘉应二年(1170)七月已被九条兼实（摄政松殿基房的异母弟）在日记《玉叶》中明确称为“重盛卿的嫡子”。虽然后来继承了平重盛地位的是长子（平资盛的异母兄）平维盛，但此时的重盛嫡子仍是资盛。作为未来平家一门的家主，平资盛有资格继承极大的权势，他自己想必也心比天高，不把摄关家放在眼里。

就这样，摄政松殿基房不幸在京都的街道上与平资盛相遇了。松殿基房原本并无侮辱平资盛之意。《玉叶》记载，平资盛乘女官的牛车出门游玩，当时谁也不知车中乘坐的其实是他，如果他乘自己的车出行，想必不会有人敢于挑衅。然而，平资盛乘坐的牛车从外表上看不过属于一位“不明身份的女性”，可他乘用此车时的举止依旧我行我素，这种表里之间的反差最终惹出了大祸。很明显，此事的过错在平资盛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