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有一部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片，静悄悄地上映了。
和燃爆热血的《战狼2》相比，这部影片平静又沉重，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它的名字很简单——《二十二》，这是2014年纪录片刚开始拍摄时，中国内地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的数量。如今，这个数字已减至8，而且，终将会成为0。
它的投资也很少——100万，这是张歆艺在朋友圈得知导演郭柯缺钱后，把刚结的一笔片酬转给了郭柯，对他说：“快去拍吧，不然老人就不在了。”
《二十二》
这22位老人，分别来自黑龙江、山西、湖北、广西、海南五省。虽然生存环境不同，但不论在哪里，她们的生活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相似：
太阳出来，她们起床、吃饭、晒太阳。偶尔闲聊，但更多的时间是沉默。太阳下山，她们回屋，吃饭、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你可能会说，这样的日子岂不是太无聊了？但就是这样无聊的日子，却是她们用尽了毕生的努力，才活下来的。
在影片的预告片里，有这样一组数字：1937-1945年，至少20万中国女性被强征为“慰安妇”。
而到了2014年，中国内地仅存的“慰安妇”幸存者只剩下了22人。
虽然这些年陆续有受害者站出来，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要求道歉与赔偿，但对于平均年龄接近90岁的老人们来说，终究还是敌不过时间。
2012年，导演郭柯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题材，拍了一部仅43分钟的纪录短片《三十二》，但没有获得在中国大银幕上映的资格。
直到五年后，《二十二》的上映才圆了郭柯让更多人关注到“慰安妇”群体的梦想。
韦绍兰是这22个人中的一个，也是每一个。
她的噩梦是从1944年10月开始的。当年，日军包围了桂林，闯进了村子，24岁的韦绍兰背着尚在襁褓中的女儿被强行拖下了山，装进了汽车。
路上，见到一个女人，就拖走一个。她说，不敢抬头，不敢数，到底拖走了多少个。
日军对她实施了暴行，而且在此后的三个月里，她每一天都是这么度过。
三个月后的一天，她趁看守的日本士兵打瞌睡，背上仍在襁褓里的女儿，逃出了慰安所。但是噩梦，远没有结束。
因为饱受饥饿和虐待，她的女儿在回家一个月后就夭折了。丈夫还指责她“到外面学坏了”。
婆婆和邻居都劝丈夫想开一点，但丈夫还是过不了这坎儿，躲着她一个人跑到山后去砍柴。
心灰意冷的韦绍兰想到了喝药自杀，所幸被邻居救过来，才没死掉。
可醒过来，她发现自己怀上了日本人的孩子。老人说：那时候，泪都是往心里流的。
1945年的夏天，日军投降，韦绍兰生下了儿子罗善学。
罗善学从小就被欺负，长大了也没有姑娘想嫁给他。“日本人”，这三个字，他“背了这一辈子，坏了这一辈子”。
如今，这个“日本人”已经72岁了。他说，自己对未来没啥期待了，“如果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我就喝农药死掉”。
韦绍兰说：“说到苦，没人比我更苦。但是没想过要死，这世界红红火火的，我要留着命来看。”
导演郭柯在访谈中提到，韦绍兰每月只靠政府救济的低保金生活，虽然已有90多岁的高龄，却依旧每日洗衣、种菜、挑水。
贫穷的日子过起来，似乎每天都是一样。但对于韦绍兰而言——“只愁命短不愁穷”。
他们摄制组曾在一年春节看望韦绍兰奶奶，送给了她500块钱。晚上，韦奶奶叫来四人，递给了他们四个红包，打开一看，每个红包里包着100元……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慰安妇”都能像韦绍兰那样，可以乐观地直面创伤。
89岁的林爱兰说到自己在“慰安所”的日子，只说了一句“想杀人”。至今，一把把菜刀、水果刀、镰刀，还挂在她的房间里。
导演郭柯问她，为什么要挂那么多刀？“因为小偷很多，他们如果来偷东西，我就拿刀砍他们。”
年轻时，她曾是红色娘子军，杀过日军，得过两枚抗日奖章。后来，她的母亲被日本人抓住绑了起来，然后扔进了河里。而未满20岁的林爱兰被日本人抓住，送进了慰安所。
拍摄林爱兰时，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当过红色娘子军的老人非常重视政府发给自己的奖章。一天，她告诉摄制组，自己的奖章被一个叫阿憨的村民偷了。
第二天，摄制组帮老人打扫卫生，在一堆死老鼠的尸体里找到了丢失的奖章。老人笑了，“就像个少女一样，特别羞涩，特别不好意思”。
相比于林爱兰老人的刚烈，韩国老人毛银梅似乎已经接受了遗忘。
她原名叫朴车顺，幼年流浪时被骗到日占区，本以为是到工厂做工，最后却沦为“慰安妇”。被押进兵营的当天，她就遭到日军摧残，昏过去了好几次。1945年，毛银梅被送到了汉口积庆里慰安所。
因为太痛苦，与她一起来的姑娘跳江死了两个，与毛银梅同楼的一个姑娘几个月后怀孕，被日本兵拖出去打胎，再没有回来。
好长一段时间，毛银梅麻木度日。直到有一天，日本人说要送她们回家。由于害怕再被欺骗，毛银梅找了个机会跑了，最后来到了湖北孝感。
从慰安所出来以后，她就不用韩国名字朴车顺了，她开始叫“毛银梅”。“因为毛主席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现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个姓。”
后来，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丈夫从未嫌弃过她的身份，和她恩爱几十年。老人说，丈夫最爱的，莫过于那白色的梅花了。
镜头前的毛银梅，不像“被国仇家恨笼罩”的老人，时间似乎稀释了一切。当时年过九旬的老人，只依稀记得几句韩语，她的日常是搬着小板凳，靠着墙壁，静静地发呆。
1946年，山西武乡县的李爱连曾两次被日本人抓住，被关了27天。“（日本人）用棍子打我们，每个人还被点名。”
日本人把她抓去后，饿了她三天三夜，到最后扔给了她一堆大葱，那年只有18岁的她接过来连吃了8根，吃到后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嘴却没停。
后来，她落下了胃病。
抗战胜利后，她从慰安所回家，丈夫告诉她：“从今往后，我们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
后来，她的丈夫去世了，老人也一直把这段经历埋在心底。前些年很多民间团体上门拜访，李爱连每次都摆摆手，说自己怕给子女丢人，什么也不会讲，“让他们走吧”。
据说，有“慰安妇”的村子经常遇到这样的一幕：当外来者的车辆又开进村子时，坐在村口闲聊的人们就开始互相交流着眼神，他们心知肚明，“又有人给她家送东西了”。更有甚者，大半个村的男人都会挤在受害者的院子里看热闹。
现在村里人常对李爱连说，“那么多人给你送钱呢，你老婆婆不缺钱呀。”这么多年的风言风语听惯了，她倒是无所谓：“哎，送了一点点钱，别人还以为送了好多，说就说吧。”
说实话，这样一部没有历史镜头，没有想象中的血腥场景，甚至没有旁白，没有背景音乐的片子，确实是需要很大的耐心，才能看完。为了让片子上映，导演郭柯也是历经了各种磨难，好在有32099名观众参与了众筹，自发为《二十二》筹资宣传，电影才得以面世。
在纪录片《三十二》的最后，老人们的名字陆续出现在屏幕上，离世老人的名字一个一个被打上白框。
在《二十二》中依旧是这样，每当一位老人离世，导演郭柯就会在片尾处给老人的名字加个框。 可最近这些日子，老人们走得太快了，郭柯甚至都来不及加框……
就在影片上映前两天，8月12日，“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老人在家中离世，享年90岁。
导演郭柯说，他拍摄慰安妇题材的本意并非延续仇恨，而是要正视历史。可现实情况却是，她们的屈辱并未因战争的结束而终结，直至现在仍然被人们扭曲理解。
比如，去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遗址的去留就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其实，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不在学生，而是在于我们，在于我们如何去传播。
去年，韩国一部慰安妇题材的电影《鬼乡》在各界都不看好的情况下，意外成了票房黑马。
在观影前，很多观众只是单纯地对日本怀有恨意。但在看了电影之后，更多的是韩国民众的自省：“我是否曾经关心过受害者奶奶们？”“我为她们曾经做过什么？”
如今，我们也有了自己第一部在院线上映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不仅把她们带进了公众视线，也让人们真正了解并正视了这个群体 。
导演郭柯说：“她们是那么朴素而寻常，‘慰安妇’这三个字其实是我们强加给她们的，走不出历史的是我们。我真的想让大家看看她们姓什么、叫什么、她们住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
面对伤痛，我们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
来源：环球人物（globalpeople2006）整理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