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学者认为：
特朗普的经济胁迫战略在短期内可能迫使盟友让步，但从长期来看，可能会促使他们寻找替代选择，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这种策略最终可能会加速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衰退，而非提升。下面是他们的详细观点，立场不同，发上来仅供参考借鉴，请注意甄别。
自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掀起了一场政策变革、领土主张和经济威胁的风暴。在上任的最初几周内，他表示希望将加拿大、格陵兰、巴拿马运河以及加沙地带纳入美国的直接控制。同时，他扩大了对外贸易攻势，并将矛头指向加拿大和墨西哥。特朗普甚至扬言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他还突然宣布暂停了乌克兰的所有美国援助。
许多人对特朗普的这些举动感到既震惊又困惑。今年1月，《华尔街日报》嘲讽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关税的行为，称之为“史上最愚蠢的贸易战”的序幕。然而，特朗普的经济胁迫政策并非毫无逻辑。从历史上看，经济胁迫手段针对盟友而非对手时，往往更加有效。自19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以来，经济制裁和贸易战在对外交和经济伙伴实施时，往往比针对对手国家更具威慑力。
在冷战期间，美国经常对盟友施加经济压力。尽管以往的政府在表达方式上与特朗普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威胁的内容并无太大差别——要么服从美国政策，要么面临严重经济后果。特朗普试图利用这一点，以瓦解多边联盟，重塑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单极经济体系，使华盛顿在与各国的双边关系中享有绝对优势。尽管他的外交手腕显得粗鲁，战略眼光也显得短视，但他直觉地掌握了如何在双边谈判中利用美国的经济优势迫使对方屈服。在第一任期内，他的团队认识到，对对手国家进行商业打压往往效果有限，但对盟友施压却能迅速奏效。如今，他似乎加倍努力，通过让友好国家更加依赖美国市场和美元体系，进一步巩固美国的全球经济霸权。
然而，这种策略可能只在美国绝对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双边关系中奏效。随着全球经济体系向保护主义、重商主义和多极化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可能不会再符合这一条件。对于北美邻国和严重依赖美国援助的国家（如乌克兰），特朗普的胁迫政策可能仍然有效。但对于欧洲和亚洲经济体而言，更紧密的区域经济合作以及融入其他大国供应链的吸引力将迅速上升。
经济压力的悖论
要理解特朗普的贸易攻势，就必须了解为何经济压力对不同国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经济压力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目标国家与美国的经济依赖程度，还取决于其预期和优先事项。那些不期待或不渴望与美国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国家，即便面对严峻的经济压力，也不太可能屈服。它们可能愿意承受巨大经济损失，以追求自身的战略目标。
事实上，美国对对手国家的经济制裁，往往难以迫使它们做出政治让步。例如，拜登政府协调的一系列对俄制裁，迄今未能迫使俄罗斯在战场上撤退，未能让莫斯科承担难以承受的战争成本，也未能促使普京放弃其最大化的战略诉求。
然而，那些与美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紧密相连的国家，则往往做出不同的反应。加拿大、墨西哥及其他盟友更可能在威胁和压力下让步，正是因为它们珍视与美国的深厚联系。经济压力的悖论在于，美国对那些愿意长期与其结盟的国家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这一脆弱性早已被学者们注意到。外交史学家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50年前就提出，联盟不仅是对抗敌人的“权力武器”，也是管理盟友的“控制工具”。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多数联盟关系并非简单的友好合作，而是复杂的多功能安排，被大国用来约束、控制和影响名义上的盟友。
冷战期间，美国非常擅长利用经济压力迫使盟友让步。二战后几十年，美国政府毫不犹豫地对那些政策偏离华盛顿意愿的欧洲国家施加经济惩罚。例如，1948年，杜鲁门政府威胁如果荷兰不停止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的血腥镇压，就撤回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美国外交官准确判断出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将在冷战中成为盟友，不希望荷兰阻碍这一进程。最终，华盛顿的威胁迫使荷兰政府在一年内承认印尼独立。
1956年，美国的经济压力又终结了另一场欧洲殖民战争——苏伊士危机。当法国、以色列和英国入侵埃及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明确表示，如果英国不停止进攻，美国将不再为其脆弱的战后经济提供支持。艾森豪威尔甚至直接警告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如果你们明天不从塞得港撤军，我就会引发一场英镑挤兑，让它一文不值。”面对巨大压力，艾登别无选择，只能让步。类似的威胁也促使法国和以色列撤军。这场危机不仅标志着英国在中东和亚洲的帝国野心终结，也证明了美国在冷战时期作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威慑力。
华盛顿还曾利用与东亚和西欧盟友的贸易和安全联系，迫使它们做出让步。20世纪70年代，当韩国总统朴正熙推进核武器计划时，福特政府威胁冻结美国政府贷款，并重新考虑美韩安全关系，最终迫使首尔放弃核武计划。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则利用商业惩罚和贸易制裁威胁日本，防止其商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而在最近的奥巴马和拜登政府时期，美国通过域外制裁和出口管制，迫使欧洲和亚洲的银行及企业接受美国的经济战优先事项。
美国并非唯一利用这种经济和安全关系杠杆的国家。政治学家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Drezner）在1999年的《制裁悖论》一书中指出，其他大国也曾利用这一动态。例如，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通过经济施压，从希望维持与莫斯科紧密联系的中亚和高加索国家获取让步。然而，对于那些希望转向西方的国家，如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克里姆林宫的经济胁迫则收效甚微。这一现象表明，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经济压力对盟友的有效性远高于对抗敌国家。
施压盟友
在他的第一任期内，特朗普曾试图对美国的对手施加经济压力，例如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实施“极限施压”制裁。这些措施虽然给目标国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但并未促使其在政治上做出让步。他还在2017年推动了一项针对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的重大制裁法案，但是几乎所有针对美国对手的经济施压行动，最终都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相比之下，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对盟友施加的经济压力却取得了显著成效。他推翻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并用新的协议取而代之，为美国企业和工人争取了一定的实质性利益。此外，2019年，特朗普通过制裁迫使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收敛其支持的代理武装，不再与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直接对抗，并释放了一名被拘押的美国牧师。次年，华盛顿再次对土耳其实施经济制裁，原因是该国购买了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尽管土耳其未正式让步，但事实上已基本停止使用该系统。
这一系列行动表明，特朗普似乎认为对抗对手的经济施压往往无效，而胁迫盟友却可以取得成果。因此，他正在加大对依赖美国市场和安全援助的盟友施加压力，同时寻求改善与伊朗、俄罗斯的关系。
美国市场的规模使得其经济威胁对北美贸易伙伴尤其有效。例如，加拿大经济高度依赖美国需求，三分之二的出口商品和98%的石油出口都流向美国。美国依然是墨西哥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使得华盛顿在这场新一轮美中贸易战中拥有重要筹码。
同样，特朗普试图说服丹麦出售格陵兰岛，也并非毫无依据。丹麦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市场，尤其是其制药巨头诺和诺德（Novo Nordisk）。近年来，由于减肥药物Ozempic和Wegovy在美国市场大受欢迎，该公司成为欧盟最具价值的企业。诺和诺德的年销售额高达420亿美元，占丹麦GDP的10%，且在美国市场的年增长率达30%。这种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使得加拿大、墨西哥和丹麦成为特朗普实施经济胁迫的理想目标。
过度施压的风险
然而，二战后使得美国对盟友经济施压行之有效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美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根据白宫今年2月发布的数据，贸易仅占美国GDP的24%，而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73%、67%和37%。因此，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对其贸易伙伴的冲击则要大得多。美元仍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使得华盛顿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依然强大。
但另一方面，美国的整体商业影响力已不如过去那么强。世界贸易格局正在变化，为那些不愿受制于华盛顿的国家提供了更多选择。过去十年间，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持续下降，除科技和化石燃料领域外，美国在其他经济领域的存在感不断减弱。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总统时，美国的进出口总额占全球经济的6.5%，而截至今年初，这一比例已下降至5.2%。
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欧洲、拉美和东南亚的区域贸易也日益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选择在他最具优势的领域——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压，利用其特殊的经济依赖关系。然而，对于中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依赖出口的大型经济体而言，即使对美出口完全停止，其GDP损失也不过3%至4%，虽然是一次严重的冲击，但并非不可承受。此外，如果这些经济体在未来几年内逐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那么调整的过程将相对平稳。
对于许多美国盟友来说，对美贸易不再是关乎生死的经济命脉。如果特朗普继续加大施压力度，他们最终可能会认为，失去北美市场的廉价准入权，并非无法承受的损失。届时，特朗普的策略可能会适得其反。他非但不能重塑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反而可能进一步加速美国在全球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影响力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