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书鹏、高功成｜“建议专家不要建议”：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大众“信息厌倦”研究｜对话佳作188期

公共管理共同体 · 公众号 · · 2024-04-19 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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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建议专家不要建议”，这条去年的微博热搜生动呈现了公众对专家知识的“信息厌倦”现象。进一步追问，随着风险情境的变化，公众对专家知识的“信息厌倦”是否有所变化？对不同类型的专家知识而言，公众的“信息厌倦”现象是否存在差异？差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2024年2月在 《公共管理评论》 上发表的 《“建议专家不要建议”: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大众“信息厌倦”研究》 一文，尝试通过整理新冠疫情期间公众对专家知识相关微博的评论文本，并运用文本情感分析法给出答案。

本期对话佳作我们有幸邀请到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吕书鹏老师与硕士研究生高功成作为访谈嘉宾，带我们一同探讨后疫情时代下公众对专家的“信息厌倦”现象。

嘉宾介绍

吕书鹏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导，现挂职西安交通大学党委/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1项，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2项。代表作20余篇论文见刊于“The China Review: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n Greater China”、《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公共管理学报》、《中国行政管理》、《公共行政评论》等权威期刊。研究成果获国家级采用或批示3次，省部级采用或批示10次。

高功成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应急管理。

访谈实录

Q1：请简要介绍发表于《公共管理评论》的《“建议专家不要建议”：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大众“信息厌倦”研究》一文主要内容及其诞生契机。

2023年1月，一则标题为“建议专家不要建议”的热搜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当时，这句话可以说是公众对专家态度的真实写照。甚至于一则视频或文字的标题中只要包含了“专家”二字，其评论区必然会被各种嘲讽和戏谑言论充斥。但事实上，权威的专家知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被奉为圭臬的。专家知识从“万人追捧”到“跌落神坛”，这一有迹可循却仍令人匪夷所思的转变过程需要一些理论解释。如果说部分专家言论的“不接地气”、缺乏调查、自相矛盾是引发这种现象主要原因，那么，在疫情防控的最后阶段，为何证据详实、通俗易懂的专家言论也依然遭到公众反感？

带着困惑我们开始查阅相关文献。在英文论文中，我们发现相关研究用“message fatigue”来形容公众对频繁报道的感染人数、防护建议等信息的倦怠感。在中文语境中，研究者通常将其译为“信息疲劳”。然而，相比于“疲劳”，“厌倦”其实更能贴切地反映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对专家知识的反感态度。“厌”来源于公众认知与专家知识之间的冲突；“倦”则来自于公众对海量信息的麻木感。所以，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对专家知识的反感其实是“厌”和“倦”的复杂交织。

我们试图通过两个研究问题，进一步探讨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厌倦”现象的规律：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的风险情境中，公众对专家知识的“信息厌倦”现象是否以及如何发生变化？二是对不同类型的专家知识而言，公众的“信息厌倦”现象是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文章运用文本情感分析和BTM主题模型，实证研究了公众对专家知识的“信息厌倦”现象。在验证S-S-O理论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发现，“信息厌倦”现象在不同类型专家知识和风险情境中存在差异。具体地，公众对病毒科普类知识最不易产生“信息厌倦”，且其程度受风险情境更迭的影响最小；其次是政策解读类知识；公众对行为呼吁类信息最易产生“信息厌倦”，且其程度随风险情境的更迭变化最大。

Q2：专家知识嵌入公众已有认知而产生的冲突是“信息厌倦”的逻辑起点，请问您认为有哪些原因会导致专家知识和公众认知的冲突呢？

文章涉及的专家知识包括病毒科普、政策解读和行为呼吁三个类型，在文章的分析框架部分，基于这三种信息解释了专家知识和公众认知间冲突的原因。 从实践来看，这种冲突其实主要出现在政策解读和行为呼吁中。

对于政策解读而言，一方面，尽管专家深度参与了部分公共政策的制定，但其终究不是政策的执行者，没有权力也无法回应公众对于政策的诉求；另一方面，由于立场不同，专家和公众对于政策的关注点也存在差异。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专家和公众之间势必发生一定冲突。

对于行为呼吁而言，公众的认知往往由个人经历、周遭环境、传统风俗等“地方性知识”共同塑造， 这种“地方性知识”可能并不科学，但由于其直击公众切身利益，往往深入人心，给行为呼吁类专家知识的传播造成了巨大阻碍。 譬如，一度时期“疫苗有害论”“疫苗无用论”甚嚣尘上，号召公众接种疫苗的专家反而遭到了铺天盖地地抨击。

Q3： 文章选用了SSO理论（压力源-应变-结果）作为分析框架。请问您为何选取该理论作为理论框架？作为“情感”的信息厌倦与作为“行为”的信息厌倦在本研究中有何区别？

我们觉得S-S-O理论非常适用于回应文章提出的研究问题。 S-S-O理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压力源（Stress）、应变（Strain）和结果（Outcome） 。压力源指的是不愉快的外部刺激，应变是指个体在受到外部刺激影响后产生的心理或情感上的紧张或疲惫感，而结果则是指长期处于消极情感状态下所带来的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在文章的研究情境中，公众和专家的认知冲突构成了压力源，而“信息厌倦”情感和行为分别符合“应对”和“结果”的概念内涵。因此，文章选择在S-S-O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分析框架。

分析框架中包含“信息厌倦”情感和“信息厌倦”行为两个概念， 从内涵上来看，“信息厌倦”情感是个体对专家知识的负面想法，而“信息厌倦”行为则是指在这种负面想法的影响下所个体采取的一系列行为 ，譬如，屏蔽和“专家”相关的所有信息，在手机上看到专家言论就迅速划走等。

我们的的研究素材是微博评论文本，每条评论文本其实都是由情感和内容两种信息元素构成的，“信息厌倦”情感表现为公众对专家知识的反感和厌恶，通过表达对专家知识的负面情感，譬如“听够了”“烦死人了”等言辞来体现，可以通过文本情感分析识别。然而，“信息厌倦”行为往往意味着回避、远离信息源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些群体都不会点开信息，更不用说进行评论了，所以我们无法通过文本直接观察这一部分群体的“信息厌倦”行为。但这并不影响我们间接地从评论文本中观察其他类型的“信息厌倦”行为。事实上，如果公众采用信息抗拒的方式表达了与专家知识截然不同的观点，同样可以反映出对专家知识的无视和不屑，间接体现了“信息厌倦”行为。因此， 我们认为当公众关注主题和专家知识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也可以说明公众对专家知识产生了“信息厌倦”行为 。

Q4： 在信息“爆炸”时代下公众的“信息厌倦”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请问您为何选取“公共卫生事件”作为研究情境？该情境与其他情境相比有何特别之处？

事实上，关于“公众-专家”对立现象的话题，很多学者在转基因食品、邻避项目等领域已经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总的来说，在这些研究情境中，公众和专家的冲突更多地来自于双方不同的风险感知而非真实的认知差异。但是我们认为对于公共卫生事件而言，情况有些不同。一方面，公共卫生事件之所以蔓延甚至于失控，本质上都是因为病原体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对于公众如此，对于专家也是如此。另一方面，相比于转基因食品、邻避项目而言，个体在公共卫生事件中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感知也更加丰富，所以个体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切身体会其实丝毫不弱于专家。因此， 相比于其他类型的风险事件，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专家公众互动实际上是更加敏感且脆弱的，值得关注 。此外，持续时间较长的公共卫生事件给了我们一个观察这种互动过程的契机，这也是其它的研究情境所无法提供的。

Q5： 文章运用了较新的BTM模型进行文本数据的主题挖掘。与传统LDA主题模型相比，请问您认为BTM模型在本研究中有何优势？

BTM主题模型实际上是LDA主题模型的变体，除了一些具体的分析细节之外，二者的分析思路其实区别不大。主要的区别在于适用范围不同， LDA主题模型更适合分析政务留言板、政策文件、新闻报道等长文本；BTM主题模型则更适合于分析微博评论等短文本 。如果在短文本中仍使用LDA主题模型进行分析的话，则可能会出现模型困惑度一直上升导致找不到最优主题数量的问题，更麻烦的是，输出的词语分布情况可能缺乏规律，难以从中提炼出对应的主题。事实上，我们最初也尝试过采用LDA进行数据分析，确实遇到了上述的问题。之后调整思路使用BTM主题模型再次进行分析，有效地避免了这些问题的发生。

Q6： 对现实生活的细心观察是发现有价值论文选题的灵感来源。对于论文选题，请问您有什么经验或经历可以分享吗？

我们的选题其实也只是来源于一个非常偶然的契机，不敢妄谈什么“经验”。经常听到身边的人说：“想了一堆idea，最后发现一个都写不了”。这种情况其实是大部分科研人的常态，我们也不例外。只能说如果我们都认为灵感的出现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那么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增加“样本量”， 保持稳定的阅读和持续的思考 。如果说这一过程中还有什么可以增加效率的办法，那就是保持写作的习惯，因为任何的文章最终都是以文字形式呈现的。写作的价值在于在锻炼文笔的同时，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头脑风暴”的想法完全无法凝练成科学问题，而另一些则会在我们将想法转变为文字的过程中变得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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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廖梓霖

制图：王鼎量

审校：高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