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觉是您讨论过的诸多哲学课题之一。在这个时期，我们尽管可以想象与他者的触碰，在现实中却几乎不可能这么做了，哲学家该如何回应这个问题？我们的迟钝是否部分来自于触觉的丧失？
我不这么觉得。首先，我们可能在某个方面变得迟钝，但在许多别的方面，我们被激发、被调动，变得振奋和警觉。无论怎样，这都不是触觉的问题，因为，接触如病毒般蔓延开来：短信、电话、提议、创造……从我楼里的邻居到我的朋友，或是到最遥远的国家里的陌生人，接触四处漫溢……就像在蜂巢里一样躁动。
确实，有某种丧失，但丧失时，从我们身上被剥夺之物的特质会显示出来。我们没法互相碰触，但我们更多也更好地触碰到了“分离”（séparation）。当然，仅仅禁止握手一事，就让人更明白了握手的含义。握一只手，即是说我们不能把它捏碎，也不能戴上手套去碰触它。这里就藏着一整套思想了。
您在不同的著作中都总结到，身体是“人弃之而去的地方”（c'est où on lâche pied）。身体是存在的场所，也被称作开放的空间。那么，闭门不出该不该被体验成一种危险 ？
接着上个回答说：“分离”始终不只是我们触碰的对象，也是我们触碰的方式。触碰，指的是形成最近的距离，而不是取消距离。为闭门不出感到不安，这当然是很自然的反应，我们当然想找回与他人的接触和他人的在场（présences）。但另一个人的在场并不只是“他离我不到一米”这个简单的情境！本质上，在场是在一次靠近、一次来临中给出自身的。这是一种运动、一种面前或近旁之存在（être-devant ou auprès）（« praes-entia »）
（译者注：“在场”的拉丁文praesentia可拆成praes[前]与entia[存在]两部分）
显然，疾病再度凸显了不平等的社会分配。
与此同时，是的，全国禁足突显出了社会差异。如果你住在一个几千人只有一家超市或杂货店的小区里，那么，比起住在附近街道就有小型超市或社区便利店——更别提面包房了——的地方的人，你的出行或购物会困难、繁琐得多。如果你是一个住在宽敞公寓里的6岁小孩或15岁青少年，你和住在廉租房里的同龄人的处境又是大相径庭的。根据街区、学校、教师资源和电子设备的不同，你可能上到井井有条的网课，可能什么都没有。还有其他许多的例子。
也就是说，大流行病复制了社会、经济和国族的区隔和差距。禁足已经习惯宅家生活的人民——让我们留在这个话题上——，抑或禁足习惯出门、习惯在街上、市场、广场、咖啡店三三两两打发时间的人民，这两者有着不同的意义。
我们对死亡和疾病有了仓促惊恐的、来之过早的体验。普鲁斯特在《盖尔芒特家那边》（Le Côté de Guermantes）里写道：“向身体讨饶，就是对着一只章鱼说话，对它来说，我们的言语不比水声更有意义”。哲学想要教会我们“学会死亡”。但西方真的为这样的学习做好准备了吗？
是的，大流行病让一种被遗忘的死亡喷薄而出：它不是已知疾病造成的死亡，也不是事故或谋杀造成的死亡。它是四处逡巡、可能让所有保护措施失效的死亡。我们离战争、长久的游击战、饥荒、核灾害等等还很远，但离一种死亡对我们的不断纠缠（hantise）——取这个词最初的本义——很近，这是一种长久以来我们已不再熟悉的死亡。不过，它已经靠着不同病毒的入侵逼近我们了——尤其是艾滋病毒，以及动物瘟疫。总而言之，死亡曾经似乎离我们远去，但近期它又夺回了权力，因无限续命的梦想而激起的一场滑稽争执也见证了这一点。
疾病不再是它惯常的样子，不再是个体苦难和私人体验。当疾病成了所有人的事务，成了社会的紧急事态时，又会发生什么？它会变成政治事件吗？
我偏向用“社会”一词，因为如今人们把“政治”一词用在各种事情上……疾病是也总是属于社会范畴，甚至它完完全全属于社会范畴：它需要他人的帮助，它用各种方式让他人参与进来，它影响我们的能力和关系——尤其是，在超科技文化（culture hypertechnique）的背景中，它可以调动工业、科研、政府部门等等。正因如此，人们可以用“生命政治”一词把一些肆意糟践生命的政体钉上耻辱柱，但它却是个空洞的词汇。
所有的社会都至少管理着健康、出生率和食品中的某些部分——当然，这取决于各自的知识水平和生活模式。15世纪，国家不会关心农民的健康，但如果饥荒或瘟疫出现，国家还是会介入。20世纪，我们必须强制注射许多疫苗，否则，一些疾病会变成社会经济灾难。“生命政治”不比“观念政治”（noopolitique）更存在于世——虽然所有的政体都用某种方式管理着健康和知识……
在这个问题上，最关键的，是人们对于医疗可以期待什么，医学可以拥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当平均寿命只有50岁时，人们的期待会与平均寿命达到75岁时不同……当神经官能症还没被命名时，它并不会被包含在医学治疗中……当没人知道什么是分子时，我们就不会拥有医药产业。而这每一个例子——还有成千上万个其他例子——都打开了一整个技术、经济关系与象征价值的宇宙……
人
们又谈起了身体与技术的关系。您曾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您在体内亲身感受到了这两者带来的混乱。近日，您重申了与您的朋友、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这些分歧是怎么产生的？
阿甘本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是：我们不需为健康担心，这只是一种平凡无价值的忧虑。如果我们至少能知道有什么替代方案的话，我是会赞同他的。但他没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我也没有。人总是希望活下去，也总是参照现有的状况。确实，如果我们拿幸福美满的永生来诱惑一个人，他也会产生相应的欲望。
事实上，阿甘本站在了一个反向革命的位置上：社会主义革命最后变成了科技-资本主义霸权，那我们就放弃整个可怖的现代世界，在精神上扭头而去。但“扭头而去”是什么意思？或者依他的意思，称之为“去活化”（désactiver）或“废黜”（destituer）？我们唯一能说的是：这不过是些词语罢了。
板上钉钉且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我们将迎来文明的动荡期。但我们不能任人以为我们已经提前掌握了秘密！人们还想要活下去，这在目前是合理的。我们还可以为一个动机而死：医生与护士们已经这么做了。他们的动机，是我们的生命……
自从革命英雄主义消失，徒留狂热的英雄主义后，现代英雄主义的问题已经被提出很久了……或许，我们已经不能再用英雄主义的方式思考问题了，也同样不能用“去活化”的方式思考——就像我们不能在技术-资本主义中继续前行一样。但至少我们可以保持清醒、维持警觉，换句意大利古语说，就是à l’erta：在高处警戒。
您的禁足期是怎么过的？
没什么特别的要说。我的生活不太受影响，因为我的年纪和身体状况就已经让我过着克制的生活，如果不是让我彻底不出门的话。幸运的是，我的妻子可以出门购物。但信息的病毒——您也是它的一位代理人，亲爱的朋友——占据了我太多时间。我害怕它让我们说太多话！
但这或许是件好事，因为我们被迫变得慎重起来。人们已经听到有关病毒和流行病的一切，软件系统和算法、所有的课程、圣经或吠陀经把一切都灌到我们的脑袋里，有时不免夸张歪曲。这里有人揭露一个阴谋，那里有人指责全球化；这里有人嫌弃我们胆小怕死，那里有人宣称人本主义必须强势归来；这里有人相信资本主义彻底完蛋了，那里有人觉得资本主义会卷土重来。这里有人揭露某个政府的恶行，那里有人指责一帮不负责任的人。生命政治，或者叫地缘政治、病毒政治、新冠政治……这可怜的概念，至少，我们快要把它无比贫乏的潜在价值挖掘殆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