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闯非洲的中国人究竟始于何年代，如今已无法考证，但早在秦汉时代，中非之间已通过间接渠道互通有无，据记载，公元前
1
世纪，埃及末代法老、女皇克娄佩特拉的御衣所用材料，就是来自中国的丝绸；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后，中国和非洲北部打通了直接陆路交通，经济交流更形频繁，三国时《魏略》中记载的乌迟散城，被后人认为就是今天埃及的亚历山大。有人根据东晋李石《续博物志》中提到“拔拔力国”（今天索马里的柏培拉）及其特产“麒麟”（长颈鹿，根据明马欢《瀛涯胜览》所记，麒麟是索马里柏培拉土语“
giri
”的音译，而“
giri
”正是长颈鹿），认为早在公元
3-5
世纪的东晋时代，就有中国人通过各种方法辗转抵达非洲东海岸。到了唐代，双方联系更为密切，中国瓷器、钱币大量出现在非洲东海岸各地，北非阿拉伯地区的图书馆和大学里开始出现有关中国的典籍，中国人的足迹也首次踏上非洲大地。一些非洲人通过水路、陆路来到中国经商、访问、求学，中国一些通商口岸也出现了大批定居的非洲黑人——“昆仑”，“昆仑”的形象甚至作为主人公，登上了唐代著名传奇剧《昆仑奴传》，一直流传至今，敦煌莫高窟壁画里同样不难觅得这些旅华黑人的身影，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则是中国首部明确记载非洲事迹的著作。
宋、元时代中国航海业更加发达，拥有指南针等设备的中国海船频繁往来中非之间，中国货物不但遍及非洲沿海，甚至深入到津巴布韦等非洲腹地，宋代的《诸蕃志》、《岭外代答》等著作已出现了对非洲风土人情、地志物产的介绍，元代回族学者更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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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就比较准确地绘制出非洲大陆的轮廓图；双方人员交流更形密切，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世族的使臣曾两次抵达马达加斯加采访异闻。元顺帝至正九年（公元
1349
年），中国大航海家、远洋商人汪大渊在泉州撰《岛夷志略》一书，记述了自己航海、经商生涯中曾经到及的
200
多个“海外”地方，其中有不少在非洲，包括地中海之滨的埃及非洲城市特番里（今埃及杜姆亚特），有考据者认为，他最远抵达马格里布地区的非洲城市挞吉那（今靠近直布罗陀海峡入口的摩洛哥名城丹吉尔）。
这些抵达或可能抵达过非洲的最早一批中国人，身份大多为商人，也有些既是商人，也是苦于国内生计艰难、想在海外“讨生活”的冒险家（他们可能是最早的非洲华侨），还有些是前往天竺（印度）取经的僧侣，因潮流或风的关系迷航，误打误撞地来到了非洲。
自永乐三年（公元
1405
年）至宣德八年（公元
1433
年），明代大航海家、宦官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其中四次抵达非洲东海岸，足迹遍及拔拔力、麻林国（今肯尼亚马林迪）和慢八卅（今肯尼亚著名港口蒙巴萨）等地，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运来大量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并将象牙、犀牛角等名产和鸵鸟、长颈鹿、斑马等珍禽异兽带回中国。由于郑和船队对当地采用友好的态度，博得非洲各界好感，一些非洲国家使者搭乘郑和宝船访华，马林迪国王哇来甚至亲赴中国访问，不幸在华病逝，被明朝政府隆重安葬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一些中国水手在当地定居，今天索马里北部仍有“郑和屯”地名，肯尼亚沿海一些地方则流传着“改良版”的中国麻将牌玩法，
2005
年中国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时，还有自称郑和官兵后裔的肯尼亚女孩来华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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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后半叶，欧洲殖民者开始入侵非洲，逐渐控制了非洲东海岸各港口，并大肆向腹地扩展势力，中国也由于封建帝王“禁海”措施的封锁，“片帆寸板不许下海”，海外贸易和交流逐渐萎缩，中非之间的传统交往被割断了。到
19
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广阔的非洲大地上仅剩下埃及、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而中国同样深受西方侵略的危害，国力日衰，连周边传统“藩属”都无力庇护，更无暇发展与遥远非洲的交往，但自
19
世纪
80
年代后，大批华工被西方殖民者运到非洲从事修路、开矿等艰苦劳动，西非的达喀尔－巴马科铁路，刚果铁路，南非的兰德等大金矿，无不凝结着大批华工的血泪和生命。
同样在这一时期，部分定居南洋的华裔开始向西移居非洲印度洋沿岸的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南非等地，他们形成了非洲最早的华侨华人社区。
这一时期，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积极介绍国际大势，其中如《海国图志》、《瀛寰志略》都载有非洲条目，丁廉撰写的《三洲游记》更以自己在
19
世纪
70
年代作为丹麦外交官随员亲访非洲腹地的经历，开创了以亲历、写实风格深入介绍非洲内陆风土人情的先河。
自郑和下西洋后的几百年里，由于中国海洋政策的重大变化，官方对非洲的访问寥寥无几，除了前述实际上以外国外交官属员身份踏上非洲土地的清朝人丁廉外，中国官方在非洲的足迹，恐怕要一直后推到二战中的民国三十二年（公元
1943
年），这年
11
月，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应邀出席了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开罗会议，并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这次外交活动虽然意义重大、名标史册，但当时埃及却仍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
自“上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记载不绝如缕，可谓草莱开辟，备极艰辛。当时航海条件艰难，往来中国和非洲的商人、使节、僧侣、旅行家要克服风波险阻、导航技术落后（中国海船的隔舱设计和指南针、牵星图等发明发现帮助甚大），克服补给困难（即便最庞大的郑和船队也只能紧贴着海岸航行，而不敢取直线）、水土不服和“瘟疫”（即非洲至今令人谈虎色变的各类恶性传染病）。早期在非洲定居的华人离乡万里，既没有母国外交机构的庇护照顾，也难以和故乡亲人互通音信，甚至环顾左右，都很难找到一个语言相通、肤色相近的同胞，这种寂寞、孤独感，是难以名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和非洲间的官方外交、经贸往来开始起步。
1953
年
4
月，埃及纳赛尔政府委派商人昆地来中国推销棉花，虽然中国当时并不急需棉花，但为了打通与埃及的关系，仍做出了购买的决定，
1956
年
5
月
30
日
，埃及政府不顾西方强大压力，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非洲国家，从此打开了中非正式外交交往的新一页。此后短短数年间，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力迅速增强。出于反帝、反殖的共同目标，中国政府对许多殖民地民众的独立解放运动给予了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这些地区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纷纷独立后，形成了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的高潮，据统计，
1955
－
1965
年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为
22
个，除法国外，均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而当时全部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也仅有
54
个。
1960
年
4
月
12
日
，中国政府成立了中非人民友好协会，这也是迄今唯一一个以大洲为单位的中外友协组织。
1963
年
12
月，周恩来总理历史性地出访非洲
10
国，开创了中国国家领导人一次出访国家数量最多的记录，这一记录直到
20
年后才被打破（当时的中国总理赵紫阳出访
11
国，所访问的同样全部为非洲国家），所到之处受到各国政界和民众热烈欢迎，在这次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透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它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这五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具体运用，是万隆精神的发扬光大，受到许多非洲国家的高度赞同和强烈共鸣。此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又两次出访非洲，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在非洲国家的声望和影响力。
自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感”大增，笔者上世纪
90
年代前往非洲，当地老人仍津津乐道“中国人的故事”。这些人包括外交使节，帮助当地建设的公派人员（笔者认识许多当年赴几内亚金康电站和坦赞铁路的工程技术人员、翻译，在马里时，一名生意伙伴曾动情回忆，自己年幼时在马里中部莫普提农村，附近有中国“解放军”（实则为穿当时流行“绿军装”的工程人员），当地老百姓没饭吃就去蹭饭，每次都受到热情接待），医疗队员（笔者在阿尔及利亚工作时，所在单位一名当地司机系中国医生接生，后来遇到的一名警察局长也是中国医生接生的），农业专家，等等。他们在当地传播了友谊，留下了良好的口碑，换取了丰厚的外交和感情回报（即俗称的“中国被黑兄弟抬入联合国”，也奠定了今天中国在非洲开拓经营的良好情感基础）。
这个时期在非洲工作、生活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出的是“公差”，生活虽艰苦，基本待遇却有保障，收入和生活水平远高于国内同胞（笔者移居加拿大后结识的一位援非老农业专家回忆称，当时他“每天有过滤嘴香烟抽，回国时还能带家电，毛主席在的时候家里就有彩电和冰箱了”），且不需要担心“海外关系问题”影响前途，因此是很受羡慕的两大“涉外职业”（另一大是海员）之一。
尽管如此，当时的条件下，远赴非洲工作仍要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仅坦赞铁路牺牲的烈士就多达
66
名，而更多赴非工作人员则不得不忍受气候恶劣、水土不服、生活习惯迥异、后勤保障困难、孤身在外音讯难通（一位
60
年代援非的老师曾回忆说“电话太贵不让打，写信一封信要走几个月，有时人都回到家了信还没到”）等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当时很多单位休假制度不健全，不少援非人员几年都无法回国和家人团聚一次，回家后孩子都不认识自己。
这一时代的赴非中国员工普遍实行全封闭管理，名义上在非洲，其实大多数时候生活在闭塞的“小圈子”
自
1982
年起，中国提出对非援助“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新的四项原则。
1995
年下半年又对援外方式作了重大改革，变原先的无偿援助为主为
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方式，自那时起，中国
“国家队”在非洲的“存在感”一度有明显回落：医疗队仍然遍地开花，但活跃程度不如
60
和
70
年代；国营外贸公司仍然努力坚持，但效益越来越差，并随着外贸体制的放开而失去了“惟我独尊”的中非贸易垄断地位；原本随处可见的援非工程人员，数量也随着新项目的冻结和老项目的“本土化”而大幅度减少，“一度几可忽略不计”。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期，一股清新的民间力量——民营商人开始涌入非洲，不仅填补了“国家队”淡出的空白，而且在不经意间翻开了中非文化交流崭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