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周轶君：在他乡发现理想教育，然后呢？

撰文 |  石悦欣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向世界的好教育要方法”

《他乡的童年》第二季在弹幕区及社交媒体、豆瓣等平台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新西兰当选大部分人最喜欢的国家。

玩，是新西兰人最重视的事。

奥克兰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其中一所小学将玩做到极致。只要不伤到他人和自己，其余的没有限制、没有规则，一切自由。

学校的操场被称为“无法无天操场”，孩子在草坪上滚来滚去，在树上、房顶爬上爬下，连一个秋千上，都挤着四五个学生，高高地向空中荡去。周轶君看得提心吊胆。

横在地上的木棍、树杈，都是高危物品。当没有成年人在旁边持续提醒时，孩子们反而成为自己安全的“第一负责人”，有着很高的安全意识——木棍不能朝向他人；横在路上的树枝要扶起，放到一边；保护自己远离挥舞着的尖锐物。

孩子们的安全意识让周轶君惊讶。“如果我们一直为孩子们提供安全保护，孩子们永远都学不会保护自己。”学校的校长说。

对于很多人来说，把玩当作唯一的目的，似乎不可思议。

当一位新西兰父亲端着一筐小鸡出现时，周轶君的第一反应，“是要培养他们的算数吗？”一位妈妈哈哈大笑，说“这样也不是不可以”。其实新西兰家长只想让孩子温柔地对待动物，培养他们对自己身体的感知能力。

不把教育功利化，是新西兰教育最大的特点。在与一对华人父母聊天时，周轶君听到一个故事：一个本科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论文被教授打了零分。教授问，何为“人上人”，成为“人上人”是吃苦的目的吗？是为了欺负“下边的人”吗？

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孩子们长大成人后，可以选择任何职业，大学教授并不比水泥工高人一等，大家只是各司其职。

德国也是如此，无论是政治家、教育家，还是水管工、园艺师都值得尊重，在社会中基本只看分工，不分贵贱。

德国的双轨制教育让学生可以选择读职业学校，或是进入大学。不过，他们可以在人生的任何时刻反悔。读完职校后反悔了，学生依然可以选择工作几年后再进入大学。

德国华裔妈妈告诉周轶君：“每个人生出来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就应该允许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探索和学习。”

在《他乡的童年》第一季中，周轶君去了芬兰，探访那里“领跑全球”的教育。

她同一所小学的学生参加了一节森林课。在森林里什么课都可以教，唯独不教“正确答案”。比如，寻找颜色和气味。

上课前，老师给学生发色卡，有红色、黄色、灰色，让学生们在森林中找到相匹配的颜色。周轶君看到孩子们带回来的东西非常惊讶，她几乎没想过在一片绿色的森林中，可以出现这么多颜色。接着，老师让孩子们在森林中嗅不同的气味，用自己的想象力描述味道，让孩子们触摸“可爱的东西”，甚至是“恶心的东西”。

森林课的老师告诉周轶君，除了培养他们野外生存的能力，最主要的是建立孩子和自然的关系。

周轶君问老师，如果生活的地方没有森林怎么办。老师告诉她，如果住在沙漠，就去了解沙漠；住在城市，就去了解城市。

“老师其实是在表达，让孩子和生活环境产生联系，可以在任何课堂之外的地方了解现实环境，解决现实环境的问题。这个理念在哪里都说得通。”周轶君说。

理想的教育在哪里？

第二季中，首先出场的是新加坡。这个被誉为“花园城市”的国家竞争却异常激烈。

新加坡人口多、资源少，自建国起，“怕输”就成为新加坡人基因的一部分，由此诞生了严格的人才选拔制度。

新加坡的小六（即小学六年级）考试 “一考定终身”，考试成绩决定孩子进入哪所中学，被分配到哪个课程轨道。所以，孩子在上小学前，竞争便开始了。孩子出生的区域决定他们以后的人生方向，学区房要价几百万新币（约合人民币几千万），还要“摇号抽签”。

五六岁的孩子就要做一年级的题，开始补课，直到高中毕业。在新加坡补课班的墙上，写着标语：“我们来这里不是要成为普通人，而是成为优秀的 人。”

新加坡的商店里卖藤条，这是当地一种“训儿利器”，为了让家长惩罚孩子，也为了疏解家长的压力。

一位新加坡教育专家告诉周轶君，新加坡年轻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自杀。新加坡政府意识到了问题，2023年，新加坡宣布实行教育改革，取消所有中小学年中考试。小六考试积分改革，弱化升学道路的决定性作用。

其实，每个地方的教育都有自己的问题，不能过于理想化。

《他乡的童年》第一季播出后，弹幕几乎都是“好想去芬兰”。的确，有一位母亲看了纪录片后，带着孩子去了芬兰。一年过后，在豆瓣上出现了这样一则日记：

“失望多过惊喜，如果当初没有这部纪录片，也许就不会有那么高的期望值，也许就不会很失望。”

“不是每个学校的铃声都是学生选择的，去了3个学校都是统一的音乐铃声，没什么特别的。”

“老师真的没那么善解人意，这样的老师在哪里都是稀缺的。”

对此，周轶君说：“做纪录片的初衷是为了让大家看见，打开视野，而不是为了让大家把孩子送过去，这不现实。很多纪录片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大家看见，至于如何思考、行动，要留给观众自己判 断。”

第一季的最后一站是泰国，镜头聚焦到出国陪读的中国父母身上。父母放弃自己的工作、生活，一切以孩子为中心。一位陪读家长告诉周轶君，用他们的20年换孩子的40年，值了。

这些真的值吗？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纪录片的最后，一位陪读爸爸缓缓告诉周轶君：“你可以喜欢孩子、热爱教育，但是你假定孩子们都是好的，就会让你非常惨。如果真的喜欢教育、爱孩子，应该是孩子好或者不好，你都爱Ta。”

以下是《看天下》与周轶君的部分对话。

●《看天下》：看了那么多好的“他乡的教育”，普通人又去不了，有什么用呢？

●周轶君：我们应该思考是什么理念促使他乡设计了自己的教育制度。比如法国重视哲学教育，就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是那样的。德国人不怕犯错，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制造那么 强。

其实我们在家庭教育中可以实现一些理念。比如父母可以和孩子讨论生活中的哲学，遇到问题时应该如何思考、质疑，事物的正反面是什么。

●《看天下》：如果家庭教育采用快乐的教育范式，而孩子进入学校、社会仍要面临淘汰制的竞争体系，那怎么办？

●周轶君：我们不能忽略社会的行为习惯。比如新加坡教育局表示，他们没有让大家补课，但新加坡孩子们却是从早上7点左右到校，直到下午2点放学，中间没有课间，放学后仍要补课。

和政策相比，最难改变的是观念。我们首先要意识到，竞争中有很多不必要的疯狂，作为家长，是否可以忍住这份疯狂。对于孩子来说，有些是不必要的刷题。裁量的标准应该在自己手里，我们难道不该从自己做起吗？不能把这些都推给环境、推给政策。

竞争同很多事情挂钩，包括学习、未来的工作。如果认为工作有贵贱之分，就不要责怪我们处在竞争的循环中，这也是观念的一部分。

●《看天下》：做完两季后，对于教育你有了哪些新的理解？

●周轶君：我一直都说，教育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是一种文化对人的理解。拍完第一季后，感受还不是那么准确，拍完第二季，这个感触越来越深。

社会教育是人与人的连接，需要人去完成。总有人问我，什么是最好的教育，有没有最好的教育。当然没有，但是面对同样的问题，一定有更好和值得借鉴的办法。

对于父母而言，发掘孩子的特长非常重要。一方面是孩子有所谓的天赋，另一方面是孩子做这件事的愉悦感。天赋很难被发现，有些特长很难被归类，并非都是学科性质的，也并非只是弹琴、画画、唱歌这些技能。我看到有所成就的人，都是在以自己的长处活着，没有人用自己的短板竞争。

●《看天下》：你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周轶君：让人成为人。

我在芬兰的养老院里看见一些老人在画画，我感受到他们的心灵是丰沛的。当一个人活到老年，经历过年轻时的一切，除去身体健康，最后其实只剩下精神上的富足。

如果人到了一定年纪，学习只是工具，没有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就会逐渐出现心灵的枯萎。

很多人担心教育无用，其实是没有体会到教育和自己生命的关系，没有从中获得喜悦，也没有解决现实问题。

●《看天下》：近两年流行一种说法“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在接触那么多“他乡的教育”后，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周轶君：我经常被问的问题是，如果给了孩子自由，是不是就没规矩了。这和“旷野轨道”一样是一个二元对立的问题。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二元对立，“旷野”还是“轨道”，要看具体的角度和年龄段。没有规划肯定不行，但我们都规划好了，也不可能让孩子一直活在父母的期待中。人生中任何一段经历、旅行难道都能在出发时就十全十美吗？什么时候是“旷野”，什么时候是“轨道”，需要他们自己权衡。比如可以身在“旷野”，尝试一些“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