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他的影响而言，苏格拉底在所有的哲学家中是最重要的。他提供了人类理智的某些基本装备，特别是存在于人们探讨和做出道德选择方式中的理智的某些基本装备，以及存在于道德选择在此生与来世造成的诸多结果中的理智的某些基本装备。

苏格拉底并没有完全废除掉古希腊异教怪诞的多神论，伴随着这种多神论的是与人类相似的男女诸神，它的诸多与神相似的英雄被尊奉为神，以及他们所有那些被改编为故事与诗歌的争斗、偏袒、魔法、神迹与干预。诸神甚至在苏格拉底的有生之年里就在迅速地消逝，而苏格拉底总是温和地对待其他人的迷信，他并没有正面攻击这种迷信。 他所做的是致力于让一种凌驾一切的神圣力量，即一个渗透万物并主宰宇宙的神的存在更加具有实质性。这种巨大的简化让他有可能构造一个直接的、似乎合理的、可行的与令人满意的伦理体系。

苏格拉底做到这一点的方式是，在肉体与灵魂之间做出一个绝对的区分。肉体是欲望、嗜好、快感与欢悦的来源。它代表的是人的动物本性、他的物质存在与他的热望和快感，它们既是正常的，又是有害的。 没有这种肉体，人类就什么都不是，而且无法做任何事；他们需要的这种肉体是重要的、有创造性的和有目的的。尽管如此，由于它的欲望的绝对力量与满足它们所包含的破坏，肉体就是一个问题和负担。但肉体受到灵魂的制衡， 灵魂代表的是美德与智慧的原则；这两者紧密地联系，它们在某些方面是难以区分的。

肉体是外在的形式；灵魂是人类的内在人格。 肉体的嗜好得到的控制与克制越多，灵魂就越繁荣昌盛，这种人的人格就变得仁慈、有用，并可以与他自己和这个世界轻松相处。肉体追求快感，希望发现幸福。但要在此生中发现幸福，就只有容许灵魂沿着美德与智慧的道路来引导肉体。肉体由于死亡而走向终结，随着肉体的腐烂，它的诸多问题与嗜好也就被带走了。 倘若灵魂在此生中为美德与智慧所引导，发现自己准备与神相联合，准备与其他在不朽意义的存在中得到精心培育的灵魂相联合，那么灵魂就会留存下来。

通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其他人的诸多作品的运作，苏格拉底关于生与死、肉体与灵魂的概念渗透到了希腊思想之中，这在他离开人世之后的两三代人之中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这得到了那个关于对他的审判、他自己执行死刑以及他在跨入永生之门时超凡的沉着镇定态度的故事的巨大帮助。 苏格拉底不仅成为典型的哲学家与伦理智慧的来源，而且还成为一个好人的生动范例与操控灵肉关系的完美例证。

因此，当圣保罗在公元1世纪向异教徒的希腊语世界宣讲耶稣基督的教诲时，他发现听众已经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对他传递的要旨做好了准备。 正是耶稣所启示的慈善、无私、接受苦难和愿意牺牲的犹太要旨与苏格拉底对灵魂胜利和等待灵魂永生的清晰展望的结合，赋予了从圣保罗福音书教诲中产生的基督教惊人的力量，使它普遍存在，并使它能够在迫害与殉道中蓬勃发展。 来自对他的审判、定罪及其接近死亡的过程的苏格拉底形象也并未受到损害，而是变得高贵。圣保罗写道：“希腊人要求的是理由，犹太人寻求的是标志。”多亏了柏拉图的作品，苏格拉底提供了理由，而拿撒勒的耶稣和他的复活则产生了标志。

超出这种一般的观点来追求苏格拉底的思想与基督教的关联，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苏格拉底并不是一位基督教的先驱，尽管他就像耶稣一样拥有他的使命，但这两种努力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 “我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这是一个庄严的主张，只有神性的意识才有可能对之做出辩护。 难以想象，苏格拉底会向人们做出这样的自我介绍。苏格拉底反复坚称的一个主张是，他一无所知。 他觉得自己确实能做到的是，帮助普通人略微更清晰与更融贯地去思考构成良好行为的是什么，无愧于人性最佳状态的是什么，而这也是他的神圣职责的本质。 他这么做所获得的成功，经过数代人的努力，不仅使希腊世界对基督教的接受效果更加清晰有力，而且还让这种接受效果变得更加富有成效。这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成就，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工作虽然对基督教世界与随后的西方世界的建立是重要的，但相较于苏格拉底，他们的贡献是次要的。

苏格拉底永久地装备或重新装备心灵的第二个关键方式是，他坚持道德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所有的社会，从最原始的社会到最复杂的社会，都拥有一种内在的、让自身衰弱的倾向，即滑向道德相对主义。他发现，希腊社会存在着大量正在坍塌和溃烂的在道德上相对的实践与为之辩护的诸多伪理想主义命题。 希腊多神论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流淌着道德相对主义的汗水。在整部荷马史诗中都难以发现一种明确的道德绝对性，而像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这样的戏剧家以赞许的态度讲述了与诸神所做的交易，这些交易颠覆了常规道德行为的概念。

苏格拉底给予社会的巨大馈赠是，他将道德从准神圣的讨价还价、欺诈和妥协的变化莫测的氛围中带入了努力真诚的男女之间的普通而又可敬的炽烈阳光之下。 对苏格拉底来说，道德是绝对的，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倘若一个行为是不公正的，那么它在任何地方都始终如此，而且人们永远都不应该这么做。无论受到了什么样的刺激，一个男人或女人永远都不能做出不公正的行为。一个在雅典集市做生意的普通商人，一个在公民大会上就和平或战争问题发表演说的政治家，一个指挥军队的将军或指挥桨帆船舰队的舰队司令，或者一个教导年轻人的老师，都受制于这同一种无情的道德法则。

苏格拉底拒绝报复，无论当初的罪行有多么巨大，这种做法都与正义相对立，因为它会让人们犯错。这个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不要报复，永远不要犯错——同样适用于城邦与个人，不管城邦有多么强大，不管个人有多么卑微。 苏格拉底在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之间并没有做出区分，如果说伦理学在他的时代之前就已经拥有了一段历史，那么在希腊伦理学的历史中，这一点先前从未得到特别重视，甚至从未得到考虑。

可以说，苏格拉底在让人类舞台上的所有行动者都服从相同的规则时，以同样的方式让伦理学民主化，古希伯来人则让所有人都平等地服从于一个无所不能和普遍的耶和华，尽管他们是通过一种不同的推理过程来做到这一点的，这种推理过程也产生了被亚历山大的菲洛（一个几乎就像受益于摩西那样多地受益于苏格拉底的先知）称为民主的神权政治的事物。

苏格拉底对男人们和女人们都有积极的评价，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他们有能力实现最高的道德英雄主义。他们的外表并没有持久的重要性。 美随着年龄而消逝，衣物几乎无法为一个男人或女人增强或减损自然已经提供的东西。苏格拉底没有鞋子，他几乎没有珍贵的衣物，神明已经将他造就成一个丑陋的男人。而且，他在七十岁时并不比他在二十岁时更丑陋：或许弓形腿略有加重，而且还挺着一个大肚子。他没有时间留给宙克西斯，这个时尚的画家在他的斗篷上用金色字母绣着他自己的名字。这会被认为证明了什么呢？

另一方面，那些不值得打扮的人却拥有无限的研究价值。苏格拉底在他的整个一生中都着迷于人类的多样性、特殊性、固执与纯粹的个人主义。 它们提出了他乐于解决的问题，并提供了审视人类处境的观点，当他在雅典街道奔走与闲荡，体验其人类用品时，这些观点让他持续处于着迷的状态。当被问及为什么他会娶像克珊西普这样难相处的女人时，他的回复是，让她具有魅力的恰恰正是她的非凡之处，而不是她的生硬笨拙。她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他补充说，他面对的是一只棘手而又非凡的动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可以像驯马师一样锻炼自己的技能。苏格拉底对观念与概念感兴趣，它们构成了柏拉图表明苏格拉底有所参与的所有对话的出发点。

但是，这些对话仅仅存活于它们所展现的人性之中，仅仅在它们所展现的人性之中才有意义，而这只是因为它们讨论的是真实的个体。对苏格拉底来说，观念的存在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服务与阐释，而不是相反。在这里他与柏拉图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对苏格拉底而言，除非哲学自身与男人们和女人们有关，否则它就没有意义和重要性。值得重复与强调的是西塞罗对苏格拉底工作的概括： “苏格拉底第一个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让她立足于城镇，将她介绍到了民众的家中，并迫使她探究男女的生活、伦理规范、善与恶。”

因此，苏格拉底独自一人时并不感到自在。他不能作为一个孤独者来践行他的哲学。他需要民众。他需要一个城邦。最重要的是，他需要雅典。 他不得不让哲学的人性内容召唤与留意所有的年龄、阶层与职业，追问与筛选他们，刺激与挑衅他们。他恰恰就像一位在准备人类的庆祝盛宴的厨艺大师。雅典人就是他使用的主要材料，通过他的“考察”，他添加了香料与风味，实质与主体，平衡性与多样性，直到他生产了自此以后为这个世界提供营养的思想与精神的盛宴。

苏格拉底在民众之中是快乐的，他并不寻求将民众变成被监护人，更不寻求将他们变成学生。他不是一位教师，不是一位导师，不是一位学者。他没有任何与学者派头有关的东西。他没有任何作品。 正如西塞罗所言：“他甚至没有写过一封信。”并不存在一套苏格拉底的学说。他鄙弃教室。雅典的街道与市场才是他的栖身之地。不同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他没有创建任何学院或学园。拥有硕士与大学生、讲座与辅导教师、图书馆与出版社的大学与他无关。他是城邦生活的一部分—无可否认，是思考的一部分，是谈话与辩论的一部分，但他就像鱼贩、货币兑换商、鞋匠、它的那些夸夸其谈的政客或贫穷的诗人一样无法分离于这个城邦的诸多悸动而又繁忙的活动。他在城邦中感到没有拘束，在校园中则是个陌生人。他知道，一旦哲学让自身脱离于人们的生活，它就会开始失去自己的生命力，并且不断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学院哲学并不是他会做出任何有价值贡献或他希望参与的活动。仅仅存在于与世界其他地方相隔绝的学术环境中的哲学概念会让他感到震惊，并且还有可能让他发出粗犷的笑声。人们可以听到他在说：“这是任何能被我辨识的哲学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