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初年编纂的大型兵书《武经总要·北蕃地理》（简称“《北蕃地理》”）集中记载辽代政区和山川地理，余蔚指出该书提供的政区断面反映的是重熙十三年（
1044
）以前的状况。康鹏将《北蕃地理》《辽史·地理志》比较，指出两者编纂具有共同特征——均依“京”划分地理区域。不过学界一直都是将《北蕃地理》直接引用，尚未探讨该书根据何种资料编成，更没有辨析书中哪条史料具有独到价值，哪条史料须谨慎利用。
一、
关于贾耽《皇华四达记》之佚文及征引宋使行程录
《北蕃地理》大量引书，基本不注明来源，只提到贾耽及其《皇华四达记》是一条较为明确的取材线索。该卷《中京四面诸州》宜州条云：
按《皇华四达记》：营州东百八十里，凡九递至燕郡城，自燕郡东经汝罗守捉，渡辽州十七驿，至安东都护府，约五百里。
东京条引《皇华四达记》曰：
自安东府东南至平壤城八百里，西南至都里海口约六百里，西北至建安城约三百里，正南微东至鸭绿江北泊约七百里。
《新唐书·地理志》篇末收录贾耽地理之书：
营州西北百里曰松陉岭，其西奚，其东契丹。距营州北四百里至湟水。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府，故汉襄平城也。东南至平壤城八百里；西南至都里海口六百里；西至建安城三百里，故中郭县也；南至鸭渌江北泊汋城七百里，故安平县也。
这段记载未标注具体书目。《北蕃地理》引《皇华四达记》与《新唐书》全部吻合。《新唐书·地理志》言“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推测《北蕃地理》上述文字即贾耽书第一条“营州入安东道”的内容。除《北蕃地理》外，《武经总要·登州附见》登州条云：“《皇华四达记》：北渡海至马石山。”《新唐书·地理志》中“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的记载较详，共同取资贾耽《皇华四达记》。结合《新唐书·地理志》这句话的上文“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可知《登州附见》这条属于贾耽书第二条“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的记述范围。
以上《皇华四达记》的三条材料与《新唐书·地理志》相印证，而下面这四条则仅见于《武经总要》。《北蕃地理·云州四面诸州》记御夷镇（契丹改为望云县）云：“《皇华四达记》：妫州北一百四十里至广边镇，一名白城，又东北五十里至赤城，又北七十里至镇城。”该卷《东京四面诸州》显州条，“《皇华四达记》：唐天宝以前，渤海国所都”；同书《河东路》岚州合河津条，“《皇华四达记》，合河津关至麟州以黄河分界”；《邠宁环庆路》环州条，“《皇华四达记》，至灵州五百四十里”。均引《皇华四达记》，仅见于此。另外，《北蕃地理》三次提到“贾耽”，并引其文。第一，《幽州四面州军》滦州条“东北滦河”小注云：“按贾耽所说：自蓟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至盐城守把，又西北渡滦河至卢龙镇。”第二，《云州四面诸州》蔚州条小注
:
“贾耽曰：西行二百九十里至灵丘县，又二百里至代州。”第三，《蕃界有名山川》炭山条引“贾耽所说：妫州西北八百里至陉山”。这三条记载虽未标注书名，但根据作者及其内容推断，亦出自《皇华四达记》。
《皇华四达记》今已亡佚，据宋人著录，该书共
10
卷，贞元十四年（
798
）进呈，后来宋代文献零星引用。北宋庆历四年（
1044
）到嘉祐五年（
1060
）间，欧阳修等编纂《新唐书》时，《地理志》仅仅节抄《皇华四达记》的概要。由上文所见，同时期成书的《武经总要·北蕃地理》同样采摭《皇华四达记》，并且有些条目超出《新唐书》的范围。
从具体条目看，《北蕃地理》杂抄诸史，并不只引述贾耽书，还抄撮前代史书中有关契丹的史料，虽未注明出处，但很容易核实来源，不需要过多讨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兼采宋朝使节出使契丹时记录行程的语录（统称“行程录”），以大中祥符五年（
1012
）王曾为主，补充大中祥符六年（
1013
）晁迥、大中祥符九年（
1016
）薛映、天禧五年（
1021
）宋绶等人所撰“行程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收录以上诸文，具体详情如下。
第一，《北蕃地理》幽州条“出北门过古长城”至“至白沟河渡河至雄州”
200
多字；古北口山条“两旁陡峻，中路仅容车轨，本范阳防扼奚、契丹之所，最为隘束”；得胜口条“山口盘道数层，俗名思乡岭”；涿州条“新城即古督亢亭之地，州之北有涿水、范水、刘李河，入幽州界”；墨岭条“亦名度云岭，在得胜岭北百二十里”，全袭用王曾“行程录”。
第二，《北蕃地理》饶州条“唐建饶乐府都督，以处奚人部落。契丹建为饶州，在潢水之北石桥旁，以渤海人居之”；炭山条“本匈奴避暑之处，地多丰草，掘丈余即有坚冰”，节取薛映“行程录”。
第三，《北蕃地理》惠州条“城方二里，至低小，城内有瓦舍仓廪，人多汉服”；木叶山条“本阿保机葬处，又云祭天之所。离中京皆无馆舍，但宿穹帐。将至山三十里，始有居人瓦舍僧居。又历荆榛枯草，复渡土河，始至焉”，取宋绶“行程录”。长泊条分成两部分，前半段“泊多野鹅鸭，戎主射猎之所”采晁迥“行程录”，而后半段“经榆林馆、饥乌馆、香山子馆，南北即长泊”，复取宋绶“行程录”。
根据史文对比，得知《北蕃地理》大量节引、改编真宗时期王曾等人“行程录”，同时存在不少错漏。如涿州条“州之北有涿水、范水、刘李河，入幽州界”，据上下文义，指此三水流入幽州。核对王曾“行程录”，原文作“（涿州）北度涿水、范水、刘李河，六十里至良乡县。度卢沟河，六十里至幽州”，应是涿州经
120
里过良乡、卢沟河抵达幽州，《北蕃地理》节录失当；又如长泊条，“饥乌馆”实误。此抄自宋绶“行程录”，原文作“讷都乌馆”，其中“讷都”义为“山”。《北蕃地理》古北口山条与幽州条，及涿州条与幽州条很多内容其实是重复的。
关于《北蕃地理》获得“行程录”的文献渠道，前人研究指出，这些行程录是使节呈交国信所以供存档备案之用，它们既是宋廷了解契丹动态的一手情报，又为史馆编纂契丹事迹提供基础素材。据傅乐焕考证，今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诸行程录的引文是从《三朝国史·契丹传》转抄而来的。按《三朝国史》（太祖、太宗、真宗）撰成于天圣八年（
1030
）六月。从成书背景考虑，庆历时期编修《武经总要》时，《北蕃地理》有条件从既有的国史《契丹传》中抄撮相关资料，书中所引王曾、晁迥、薛映、宋绶等人“行程录”或由此辗转而来。
二、
从《辽史·地理志》看《北蕃地理》所载契丹州县的价值
《北蕃地理》所载契丹州县建置、四至、驿程，将贾耽《皇华四达记》和宋人“行程录”及抄写前代史书的内容剥离后，余下主体内容乃呈现一整套辽代地理系统。前人虽然留意并且经常引用个别史料，但尚未探明其来龙去脉。
将《北蕃地理》与《辽史·地理志》（简称《辽志》）逐条比较，可发现两书所载多数州县能够得到印证。具体说明如下。
第一，《北蕃地理》“燕京州军十二”，比《辽志》多出“平塞军”“招延州”。平塞军实为宋初设立，位于易州之南，不属契丹；招延州“置州，以渤海部落居之”，辽末赵良嗣《燕云奉使录》叙述“出《燕京地图》云‘招延州是渤海住坐’”，可证该州在辽代真实存在，然《辽志》失载。
第二，《北蕃地理》“西京州军十一”：“妫州”“新州”“武州”，采用入辽前的旧名，《辽志》分别作“可汗州”“奉圣州”“归化州”；《北蕃地理》“振武军”，《辽志》作“振武县”，隶属丰州，“太祖神册元年，伐吐浑还，攻之，尽俘其民以东，唯存乡兵三百人防戍。后更为县”。《北蕃地理》的“寰州”，统和四年（
986
），为宋将潘美所破而废，新置“弘州”。
第三，《北蕃地理》“中京四面诸州”，比《辽志》多出“北白川州”“晖州”；《北蕃地理》另有“新州”，此即统和八年（
990
）改名的“武安州”。
第四，《北蕃地理》“东京四面诸州”的沈州、韩州、同州、耀州、信州、银州、双州、显州、乾州、宗州、岩州、开州、来远城、保州、吉州、盐州、锦州、严州、隰州，均见于《辽志》的记载。位于生女真的贵州，《北蕃地理》有，而《辽志》无，《辽史·圣宗纪》载统和二十九年（
1011
）正月辽圣宗征讨高丽班师途经：“至贵州南峻岭谷。”疑即此州。
第五，《北蕃地理》“上京四面诸州”的长春州、永州、乌州、龙化州、降圣州、宜坤州、祖州、怀州、庆州、饶州、通州，全部与《辽志》合。
综上，从州的数量总体对比结果看，《北蕃地理》已然涵盖契丹全境，记录的是辽代前期军州设置情况。
这套地理记载体系比较成熟，表现为州治和军号比较完备。一方面，燕京州军：檀州治密云县，顺州治怀柔县，滦州治义丰县；西京州军：新州（即奉圣州）治永兴县，儒州治缙山县，武州（即归化州）治文德县，应州治金城县，寰州治寰清县。另一方面，中京四面诸州：来州“号归德军”，建州“今号保静军节度”，东京“契丹置崇仪军节度”；北白川州“仍曰始平军”；东京四面诸州：沈州“曰昭德军”，同州“仍曰镇安军”，信州“今契丹建为彰胜军”，双州“契丹号保安军”，乾州“今置广德军节度”，开州“仍曰开远军”，锦州“今号临海军”；上京四面诸州：长春州“仍曰韶阳军”；宜坤州“契丹为启圣军节度”；祖州“今号天成军”；怀州“契丹号奉陵军”。这些记载均如实地反映了契丹制度。以上州治和军号两项无疑是地志记述州建置的重要指标，而且很多州还具备历史沿革的内容，并与《辽志》记载相印证。具体可细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北蕃地理》与《辽志》关于建置内容相同。《北蕃地理》记载辽州、武州、来州、利州、恩州、惠州、高州、沈州、韩州、同州、银州、乾州、宗州、开州、来远城、保州、锦州、隰州、宜坤州、怀州、庆州等创立缘起、时间及辽中前期建置较为详细，这与《辽史·地理志》基本一致，足见《北蕃地理》准确性之高，由此证明该书所据底本的来源渠道颇为可靠。
第二种，《北蕃地理》较《辽志》多出若干细节内容。一是州名之由来。润州条：“因渤海之叛，既讨平，迁其部落，置州以居之，取润水为名。”据《辽史·地理志三》，此指太平九年（
1029
）渤海大延琳叛乱，“迁宁州之民居此，置州”。《北蕃地理》载有州名取义的原因。妫州，《辽史·太祖纪》载神册元年（
916
）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北蕃地理》叙述改名的具体原因：“石晋割赂契丹。周世宗时，戎主避‘归周’之名，改为可汗州。”祖州，《北蕃地理》云“今名祖州，在唐置饶乐府西北，祖山之阳，因为名”。二是关于州内各种设置情况。《北蕃地理》白川州“宜桑柘，民知织纴之利，岁奉中国币帛多书白川州税户所输云”；东京“旧有江南水军，号通吴军，置营居之”；长春州“亦为罪谴者配隶之所”；乌州“本契丹国旧地也，为乌素部畜牧之所，今建为州”。以上各条所述内容，均不见于《辽志》及《辽史》相关记载。
第三种，《北蕃地理》与《辽志》互相歧异的内容。例如，建州，《北蕃地理》和《辽志》均称“保静军节度”，然创置时间有所差异，前者谓“德光立为州”，后者称“太祖完葺故垒，置州”。海北州，《北蕃地理》作“阿保机建为州”；《辽史·地理志二》则云“世宗以所俘汉户置”。这种差异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孰是孰非，而是两者隶属不同的文献系统，《辽史》是元末以辽末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金代陈大任《辽史》为底本修成，而《北蕃地理》的资料形成时间较早。
以上三种情况，证明《北蕃地理》的价值并不亚于《辽志》，其所载契丹诸州基本涵盖辽代政区，尤其部分州具有军额、治所、创置时间和其他历史沿革要素，应该来自一套独立系统的舆地文献。《武经总要》始纂于庆历三年（
1043
）十月，根据这个编纂时间只能推测《北蕃地理》当为辽重熙十三年（
1044
）以前的辽制，这里有三条史文能够体现《北蕃地理》文本的形成时间。第一条，《北蕃地理》叙开州设置云：“渤海古城也。虏主东讨新罗国，都其城要害，建为州，仍曰开远军。”《辽史·地理志二》开州条明确提到，“圣宗伐新罗还，周览城基，复加完葺。开泰三年，迁双、韩二州千余户实之，号开封府开远军”。知《北蕃地理》所载北安州、信州、庆州，皆为圣宗时期创建。第二，《北蕃地理》称“今号兴中府”，据《辽史·地理志三》“重熙十年升兴中府”的记载，可明确“今”字的时间指向。第三，关于庆州建立时间，《辽史·兴宗纪》载太平十一年（次年改元重熙）六月己卯“圣宗崩”；七月甲寅“建庆州于庆陵之南，徙民实之，充奉陵邑”。《北蕃地理》记“近年改为庆州”，据此窥知“近年”所指大致范围。可知，《北蕃地理》采用了一份来自重熙十年
(1041)
前后的契丹本土文献无疑。
廓清《北蕃地理》可信程度和时代断限之后，需要进一步追问：书中有关辽制的内容究竟取材于何种文献呢？经与《辽志》比勘，《北蕃地理》准确可信，显然远远超出了宋人对契丹腹地的认知界限，诸多州建置等细节信息恐非宋方文献所能触及。在仁宗时期编纂《武经总要》前后，从契丹本土流传到宋境并且进入官修国史体系的文献屈指可数，具有影响者，非赵至忠《虏廷杂记》及《阴山杂录》莫属。
据记载，庆历元年（
1041
）八月乙未，“以契丹归明人赵英为洪州观察推官，赐绯衣、银带及钱五万，更名至忠。至忠尝为契丹中书舍人，得罪宗真，挺身来归，言庆历以前契丹事甚详。”庆历元年即辽重熙十年。嘉祐二年（
1057
）四月，“通判黄州、殿中丞赵至忠上《契丹地图》及《杂记》十卷”。《武经总要》恰编纂于这段时期。《北蕃地理》叙述契丹诸州四至和里程甚详，当有某种“图记”所本：宜州条先引《皇华四达记》，又云“今以《契丹地图》校”；东京条引《皇华四达记》也提到“今以《契丹地形图》参校”。如此周详，似与赵至忠献书有关，至少诸州建置内容与
10
卷本赵氏《杂记》关系密切。
赵至忠《杂记》即《虏廷杂记》或《阴山杂录》。李锡厚指出，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史书中关于契丹的事迹，多采自使臣归来后的报告，由于出使时间和使者身份条件所限，根本无法深入了解契丹制度。赵至忠投宋以后则大为改观，《虏廷杂记》等书的流传并被广泛引用，因此中原人所掌握的契丹史事不仅较前大为丰富，而且也更为可靠了。《虏廷杂记》今已亡佚，仍能从现存的史书钩沉，最有效的方法是，《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两书的《契丹传》存在着显著差异，后者有大篇幅新增内容，实取《虏廷杂记》。
李锡厚提供的这条线索非常关键。据学者考证，《契丹国志》同样也抄取了赵至忠书。司马光《通鉴考异》（简称“《考异》”）亦引《虏庭（廷）杂记》。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新五代史》《契丹国志》与《考异》所存《虏廷杂记》佚文对比：关于契丹本土二水潢河、土河及其民族语本名、流向等信息，《新五代史》只是简单提及，而《契丹国志》颇为翔实；阿保机名讳、契丹婚姻制度，《契丹国志》与《考异》引《虏廷杂记》相合；契丹传统部落首领选任制度，旧主遥辇“不任事”，汉人献策阿保机不肯受代、创立皇帝制度，《新五代史》的这些内容均得到《虏廷杂记》的证实；“耶律”之由来、四楼创制，《新五代史》《契丹国志》相合，此出自《虏廷杂记》。这些赵至忠《虏廷杂记》佚文，有助于分析《北蕃地理》的史料来源方向。
《北蕃地理》最为明确的一条线索是：
木叶山，本阿保机葬处，又云祭天之所。离中京皆无馆舍，但宿穹帐。将至山三十里，始有居人瓦舍僧居。又历荆榛枯草，复渡土河，始至焉。初阿保机强盛，于木叶山置楼，谓之南楼；山北置楼，谓之北楼；大部落东千里置楼，谓之东楼；今上京置楼，谓之西楼。四时游猎于四楼之间。西至上京三百里，南至中京五百一十里。
这段内容系杂抄而成，“本阿保机葬处”至“复渡土河始至焉”，来自宋绶“行程录”。学者已指出宋朝文献中凡关于“四楼”的记述均根源于《虏廷杂记》，《北蕃地理》木叶山条及上京条“建所居部落为西楼，有楼数间而已”及龙化州条“在木叶山东千里，阿保机始置四楼，此即是东楼也”的记载，同样出自赵至忠之手。
李锡厚还注意到《阴山杂录》一条佚文：
梁灭，阿保机（原注：本文作“阿保谨”）率兵直抵涿州，时幽州、安次、潞、三河、渔阳、怀柔、密云等县皆为所陷，俘其民而归，置州县以居之，不改中国州县之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