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初秋，德国马尔堡大学的Ulrich Wagner一直盯着新闻，直到电视上播完了其数十年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
一段拍摄自德国慕尼黑的节目显示，数千名移民涌入该市火车站。这里距离Wagner的家乡法拉克福300多公里。他们的到达预示着从叙利亚以及其他中东热点地区的逃难之旅有望结束。
德国同胞对难民的欢迎，让Wagner十分感动。在车站外，志愿者为难民准备了水、食物和纸尿裤。大量难民涌入慕尼黑和德国其他地区：约100万难民进入了这个只有8000万人口的国家。
这是对德国的考验。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只能赢。”
这些涌入的移民也变成一场巨大的社会实验。政府能为他们提供多少社会支持？他们如何找到长期住宅？新来的人是否信奉当地的社会准则？如何不信奉会怎样？而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是：个人、民间团体和政府如何处理对难民的偏见？
偏见普遍存在
尽管火车站的景象让人鼓舞，但警报很快就拉响了。Wagner提到，这些难民被集中到若干接待中心，并要在这里待8个多月。他生活的城镇也接受了数百难民，这些人最初被安排在帐篷里，后来是活动板房，他们被隔离周围社区之外。
而Wagner等人的研究显示，将新进入者与当地原住民进行隔离，“真不是好主意”。Wagner 指出，如果有一个因素能战胜偏见，那就是接触。
现年65岁的Wagner有整齐的灰色平头，带着无框眼镜。直到2015年，他还在研究德国对土耳其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问题。现在，他转而关注这场难民危机，他希望通过过去的成果和创新研究指导政策，以减少对难民的歧视。
“这是一个新职业轨迹的起点。”Wagner说。
偏见根植于人类进化史，但最近一系列事件——叙利亚战争及难民涌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以及欧洲极右势力抬头，将其推向高潮。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社会心理学家Winnifred Louis表示，在过去5年，“反移民偏见激增”，而当务之急是弄清如何应对这一现状。
“人类是群居动物。”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社会心理学家Rupert Brown说，“数千年来，小群体团结一致让我们生存下来。”
现在，每个个体都属于若干群体。这些群体包括邻里、种族、宗教、球队或政治立场等。“这些群体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Brown说。
偏见也会因群体划分。但移民，甚至是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由于其弱势地位尤其易受攻击。“你不是真正属于哪里，你明显没有国家，你逃离了迫害或折磨你的地方。”Brown说，“而且，你还不是现在生活的城市的公民。”
古今人类研究显示，偏见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外群体”可能造成某些威胁的知觉。这些威胁包括对经济安全、人身安全、生活方式或国家认同等的威胁。而且，经济危机或恐怖袭击等因素会加重这些恐惧。
“我们对谁是国家一份子的定义比较狭窄。”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移民和偏见研究专家Victoria Esses说。
对于社会心理学家而言，这些此消彼长都是值得鼓励的。甚至如果偏见永不消失，态度也是可能塑造的。人们可能倾向于偏见，但如果策略正确，他们也能远离偏见。
影响偏见
现供职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Betsy Levy Paluck曾启动一个严格的真实实验，以减少群体间的偏见。2003年，Paluck还在耶鲁大学读书，她的导师问了一个问题：他正在教授一门关于政治不宽容和偏见的课程，需要引入成功的干预措施，以更新他的教学大纲。
“我就去图书馆，但没有任何收获。”Paluck说。尽管已经有了很多实验，但她惊讶的是几乎没有在真实世界进行的。于是，Paluck设计了一个。她主要关注了卢旺达大屠杀带来的后果。
Paluck希望检测大众媒体是否是偏见传播的工具，并向非营利组织La Benevolencija求助。当时，该团体正在撰写一部肥皂剧《黎明》。该剧描写了两个敌对团体最终和解的故事。
Paluck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参与者，观看该剧，而她给控制组里的数百名志愿者播放的是健康和艾滋病节目。一年后，积极效应显著。
肥皂剧听众更倾向于支持两个种族之间的通婚。他们也更赞同人们应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心理创伤。“仍有无数问题有待解决。”Paluck说。例如，这些效应能持续多久？哪种宣传能破坏它？“这需要很长时间积累证据。”她说。
Paluck是幸运的，她找到一部人们实际希望听的故事。此外，该项目还强调了大众媒体对团体的影响。
在加拿大，Esses及其学生Andrea Lawson研究了相关逆反效果。他们给参与者播放了一部显示移民传播疾病的动画片。Esses表示，自己无法想象一部动画片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我非常惊讶，观看完后，在一个总分为5到7分的体系里，人们的偏见从0.5增长到1.5。”她说。
媒体信息不仅会影响人们的情绪，还会影响民众的态度。这类“间接接触”比人们之间真实友谊更易设计，而且也能吸引注意力。
强调接触
Brown则与意大利儿童书籍作者Laura Ferraresi为小学生编写了一些书籍。其中一本《学校的冒险和秘密：反对儿童偏见绘本故事》描绘了非洲等地区儿童来到意大利，并与新朋友愉快相处。
在经过6星期的阅读和讨论后，当被问及是否愿与移民儿童玩耍时，情绪改编虽然微小但仍实际存在，在一个5分系统中，相关数值提高了0.5。但持续时间依然不明确。
Brown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为了减少偏见，没有什么能比新移民和本地人之间的积极接触更有效的了。在加拿大，公民团体发起自愿帮助叙利亚难民家庭活动。在18个月里，加拿大人帮助了数千难民。研究人员已经看到该项目正在影响整个社会的态度。
“这让民众更积极，实际上正在改变风气。”多伦多约克大学社会学家Christopher Kyriakides说。在项目之处，他与同事曾访问了105位赞助者和受助难民。结果显示，当赞助者认为难民是“自救者”而非“救援对象”时，态度更积极。
当然，加拿大的情况与德国有所不同。德国的情形无疑更复杂，积极接触也更难执行。Wagner正试着鼓励人们尽可能地融合。他还充当政府顾问，以均匀地分布难民，以避免出现难民“隔离区”。
在哈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Stefan Stürmer表示，不应仅仅确保相互接触，还应研究如何更有效。他正在研究一个学习伙伴项目——国际学生与德国本土学生搭档。Stürmer在寻找什么将刺激本地学生帮助国际学生。
结果显示，本土学生的情感十分复杂。“产生了一种移情冲击，这种冲击的作用十分强烈。但仍有其他情绪。”他说，例如“不安、群体焦虑、对正确行为的担忧、提供适当的帮助。”
研究美国种族偏见的心理学家也发现了类似情况：由于白人担心自己走上歧路，他们通常不愿跟黑人交往，甚至避免眼神交流。
但一些干预有望产生效果。但由于该领域研究过于分散，结论也存在局限。“你需要改变结构。”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社会心理学家Thomas Pettigrew曾说。这些变化可能很简单，例如政府资助的语言课程，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是保证基础的最好方式之一。
政治领导也会产生影响。美国和一些欧洲政党的反移民言论也会影响其追随者。心理学家认为，措辞也会加重偏见。反之亦然，2015年12月，加拿大总理Justin Trudeau前往机场热情地迎接了第一个叙利亚难民。温尼伯大学社会心理学家Danielle Gaucher等人随后调查了300多加拿大人对难民的态度，结果显示这些人的态度有了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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