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清白俭素传家范——司马光家世家风源流考｜202502-44（总第2992期）

感谢刘一老师赐稿

原文载《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

清白俭素传家范——司马光家世家风源流考

文 / 刘一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一代名士、易学大家邵雍的家中迎来了一位客人。来人彬彬有礼地对看门人说：“程秀才前来拜见邵先生。”宾主相见，正要彼此行礼，邵雍抬眼一看，顿时笑了起来。原来，这位自称“程秀才”的人，竟是鼎鼎大名的司马光。那么，司马光为何戏称自己为“程秀才”呢？这要从司马氏的起源说起。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早在传说中“五帝”之一的颛顼时代，颛顼帝高阳氏就任命南正重氏掌管天文，又命北正黎氏掌管地理。到了尧、舜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和地理，一直延续到夏、商两朝。到了西周末年宣王时，重、黎氏的后裔中出现一位程伯休父（又作程伯休甫），他被封为程国的伯爵，字休父，所以史称“程伯休父”。程伯休父不再担任掌管天文地理的官职，而是担任掌管军政军赋的司马一职。他率兵平定了淮河中下游地区的叛乱，受到周天子的封赏。程伯休父的后人，一部分仍然“以国为氏”，姓程氏；而另一部分则“以官为氏”，姓司马氏。这便是司马氏的起源。

司马氏起源于程伯休父，所以司马光才在邵雍面前自称“程秀才”。而据另一则宋人史料笔记的记载，司马光还刻有一方“程伯休父之后”的印章。凡此种种，既体现了文人的雅趣，也包含着慎终追远的深意。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了解司马氏在东周以后的迁徙轨迹。

《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到了东周惠王和襄王时期，因国中内乱频仍，司马氏离开周都洛邑，到了晋国。此后，司马氏一分为三，有的去了卫国，有的去了秦国，有的去了赵国。

在秦国的，有一位司马错，曾与张仪争论伐蜀事宜。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靳之孙司马昌，生活在秦始皇时代，是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昌之子司马无泽，在汉朝担任掌管市场的“市长”之职。无泽之子司马喜，封爵五大夫。喜之子司马谈，汉武帝时为太史令。司马迁即谈之子，曾自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指龙门山，在今陕西韩城市。因此，从司马错到司马迁这一支，往往被称为“龙门司马氏”。

在赵国的，有一位司马凯，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著名的剑客蒯聩就是他的后代。蒯聩的玄孙司马卬，曾是武安君李牧的部下，后随六国贵族后裔起兵反秦，数立战功。公元前206年，项羽分封诸侯，立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今河南淇县）。楚汉之际，司马卬归降汉王刘邦，其原有统治区域被设为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司马卬的子孙世代定居河内，这一支便被称为“河内司马氏”。

到了东汉末年，河内温县（今属焦作市）的一个司马氏家族异军突起，走上了历史舞台。据《晋书·宣帝纪》，司马卬的八世孙司马钧，字叔平，汉安帝时任征西将军。钧子司马量，字公度，任豫章太守。量子司马俊，字符异，任颍川太守。俊子司马防，字建公，任京兆尹。司马防有八子，长子司马朗，次子即司马懿，三子司马孚，此外尚有馗、恂、进、通、敏诸子。

这一家族其后的历史，就广为人知了。司马懿起初为丞相府主簿，受到曹操的赏识。曹丕建魏后，他任大将军。经过几代经营，司马炎于公元266年废魏称帝，建立晋朝。鉴于曹魏孤立而亡，司马炎大封宗室，首先封家族中辈分最高的叔祖司马孚为安平王。公元420年，东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给大将刘裕，两晋政权宣告结束。在此之前，这个来自河内温县的司马氏家族，始终享有至高无上的皇族地位。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卒于相位，朝廷追封他为温国公。而在司马光生前，还曾被封为河内郡开国公。那么，朝廷为何先后将河内、温作为司马光名义上的封地呢？这与他的家族世系密切相关。

苏轼所撰《司马温公行状》，称司马光“其先河内人，晋安平献王孚之后”。司马光在为族中父辈亲属司马沂所撰《故处士赠尚书都官郎中司马君行状》中，也说“其先出于晋安平献王”。这里的“安平献王”，即前文所说的司马孚。可见，司马光的家族正出自河内司马氏，具体而言，出自河内温县的司马孚一支。朝廷之所以封司马光为河内郡开国公、温国公，正如其后人在家谱中所说的“盖溯及其源也”。

至此，我们对司马迁和司马光的家世渊源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这两个家族虽然都属于“程伯休父之后”，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龙门司马氏与河内司马氏便已分流，彼此繁衍，各自传承。若就宗族亲疏关系而论，两个家族可谓远之又远了。

在清朝雍正年间（1723—1735年），司马光二十四世孙司马灏文曾谈及这个问题。针对司马光六世孙司马材在其所撰的《司马氏庆系谱图序》中将司马迁列为家族前辈先贤的观点，司马灏文在引用《史记·太史公自序》等文献后，进一步指出：“太史公嫡祖本错所递传，世次井井，而卬祖蒯聩别一派。”司马灏文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可以说是继承“史家”家风的一个生动体现。

司马光家族的始祖，是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

司马孚之父司马防，为人质直，有威仪，喜欢读《汉书》名臣列传，在汉末历任洛阳令、京兆尹等职。他治家教子，颇有章法，“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司马防共八子，皆有名于世，时称“八达”。

司马孚为人温厚谦让，“性通恕，以贞白自立，未尝有怨于人”。虽身处汉末乱世之中，犹博览经史，披阅不倦。起初担任曹操爱子曹植的属官，多次规劝曹植不要恃才傲物。后改任曹丕属官。曹丕称帝建魏后，司马孚颇受重用。曹丕之子明帝曹叡即位，任命司马孚为度支尚书，后升任尚书令。

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拜谒明帝高平陵之机，在洛阳城内发动政变，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控制了洛阳城，并迅速捕杀曹爽及其党羽。在这场事关司马氏家族存亡的高平陵之变中，司马孚与侄儿司马师共同屯兵于皇宫外的司马门以备不虞，后升任司空、太尉。

公元251年，司马师继任大将军之位。他废曹芳为齐王，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曹芳被废后，乘青盖车自太极殿南出，尚有十余位大臣与之告别，史载司马孚“悲不自胜”，其余大臣则只敢默默流泪而已。

公元255年，司马昭继承兄位，加快了篡魏的步伐。公元260年，不甘心坐以待毙的曹髦，亲率数百卫士讨伐司马昭，被贾充、成济等人杀死于南阙之下。曹髦被弑后，“百官莫敢奔赴”，只有司马孚抱着曹髦的尸体痛哭不已，并说：“杀陛下者，臣之罪。”司马昭逼迫太后下令，废曹髦为庶人，以民礼下葬。后经司马孚力主，方改用王礼下葬。

公元265年，司马昭死，子司马炎接位。次年之初，即逼迫曹奂“禅位”给自己，废曹奂为陈留王。曹奂离开皇宫，前往专门安置被废帝王的金墉城（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时任太傅的司马孚前去送别曹奂，拉着他的手唏嘘不已，流着泪说：“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

司马炎建国后，封司马孚为安平王，进位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每逢重要朝会，皇帝亲自到殿门前迎接，向他施以家人之礼。司马孚虽然备受礼遇，却“不以为荣，常有忧色”。公元272年，司马孚寿终正寝，享年九十三岁。临终前，留下一篇遗言，明确表达了自己是魏国的“贞士”和“纯臣”，并要求薄葬。下葬时，他的子孙谨遵遗命，并没有使用朝廷赐予的那些丰厚华贵的丧葬用具。唐朝官修的《晋书》，对司马孚的“忠贞”品质给予了高度肯定。

然而，后人对司马孚“贞士”形象的讨论，似乎并未因正史的“盖棺”而“论定”。南宋末年的王应麟就曾表示质疑，认为司马孚既没有像叔肸那样弃官不做，也并未如朱全昱那样痛骂篡位者，因而不配称作“贞士”。清初的尤侗更是用近乎吹毛求疵的口吻，对司马孚进行了全面指摘，并说“温公孚裔，为亲者讳”。相较而言，宋末元初史学家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所作注中提出的“（司马）孚于废立之际，柔而能正”的观点，不失为一种阅尽史书后的持平之论。

至于尤侗“温公孚裔，为亲者讳”的说法，显然更具有讨论的价值。换句话说，相较于他人眼中的司马孚，在司马光及其后人的眼中，司马孚到底是什么形象，这才是本文更为关心的问题。

在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中，共有十一条涉及司马孚的记事，大多源自《晋书·司马孚传》，还根据《三国志》裴松之注的相关记载，补充了《司马孚传》中未曾提及的送别曹芳时“悲不自胜”等事迹。《晋书》中的司马孚，已被塑造成一个近乎完美的“贞士”，而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孚的“贞士”形象可以说愈发完美了。

据司马氏家谱记载，司马光曾撰《涑水谱系》，明确追尊司马孚为始祖。上文所述，司马孚父司马防，祖司马俊，曾祖司马量，高祖司马钧，班班可考，为何司马光却只追尊到司马孚呢？对于这一点，司马光的后人在家谱中做了如下解释：

夫安平尽忠于魏，犹吾祖文正致身于宋，方可为后世子孙法。故详稽世系，由孚而上溯之，父曰……自亮（今按：应作“量”）至防三世，子孙绳绳炫耀史册。乃温公创为《涑水谱系》，止追尊安平为远祖，其上而祖祢，下而孙曾，概削不存。公之意，岂非以祖安平明亲亲之所自出，标涑水戒帝胄之所宜避也。后之辑谱者知之。

可见，司马光之所以追尊司马孚为始祖，主要是基于对其贞士、纯臣形象的高度肯定和无比尊崇，并意在为子孙后代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而如果再上溯司马防、司马俊等人，则在家谱世系图中，就得同时列出司马懿、司马师这一支，这是司马光不愿意做的。个中缘由，恐怕“戒帝胄之所宜避”只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按照传统的忠贞观念，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等人属于“篡国”者，司马光既然羞于提及，所以也就能避则避了。

北宋名臣范镇为司马光所作的墓志铭，开头便写道：“於穆安平，有魏忠臣。更六百年，有其元孙。”可见尊奉司马孚为始祖，体现了司马光及其子孙对“清白传家”的美好追求。而司马孚“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的遗言，也为司马氏奠定了树德崇俭的优良家风。

上节提到，司马光曾将所撰家谱命名为《涑水谱系》。到了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司马光十七世孙司马晰将搜集到的家族史料加以整理，编为八卷，取名《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刊刻行世。而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着一部《司马氏庆系谱》的抄本，其主要内容为司马光二十四世孙司马灏文于雍正年间（1723—1735年）所修，在这部抄本的封皮上，写有“涑水司马家谱”六个大字。至于1916年重修并用木活字刷印的《梁溪司马氏宗谱》，其每页版心的下方，也标有“涑水世家”字样。为何司马光及其子孙用“涑水”二字作为家族的主要文化标识呢？这要从司马光家族在西晋后的迁徙历程说起。

在西晋末年的剧烈动荡中，很多王室成员和衣冠之家南渡江左，最终由司马睿在公元317年重新建国，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这便是延续司马氏政治香火的东晋王朝。

而司马光的先祖们，大概也是在此时开始迁徙的。不过，他们这一支并没有南渡，而是选择了西进。司马光曾这样描述先祖们的迁徙活动：“其先出于晋安平献王。至征东大将军阳，始葬于河东安邑涑水之南。后魏孝文帝大和中分安邑为夏县，遂为夏县人。”他的六世孙司马材，在家谱中做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暨晋室南迁，王公流散，安平献王孚之裔孙征东大将军阳，其二子曰假征南将军、徐州刺史大槐，幼曰假前将军、并州刺史小槐，始居河东之安邑。后魏太和中，分安邑置夏县（原注：今隶陕州），子孙又家焉。征东而下，皆葬今涑水之南，横原之北，卷阿之足，号曰晋马墓，以其出于晋之宗室也。墓前有二古碑，其一周建德二年立，其一隋开皇十三年立。建德碑自称九世孙，其言西晋以前事，多讹舛难据。开皇碑无他发明，但书“大晋安平献王之后”。然则征东之来，在太和前明矣。

据《晋书》所载，司马孚育有九子，即邕、望、辅、翼、晃、瑰、珪、衡、景，可谓子孙繁茂。后代开枝散叶，聚散无常，难以详考。因此，司马光及其后人在追溯祖先自河内郡向外迁徙的轨迹时，便根据残存的家族史料，尊奉征东大将军司马阳为定居夏县的始迁祖。据县志所载，司马阳墓清代时尚有遗迹可寻，“在温公墓东南半里许，岁久土平，石羊虎并柏数株尚存”。司马光家族的源远流长、传承有序，于此可见一斑。

司马阳的生平事迹不详，仅知曾任征东大将军之职，其将家族迁至夏县（当时称安邑）定居的时间，也难以详考，前述引文中司马材推测“在太和前”，大致可信。“太和”是北魏孝文帝的年号，时间跨度为公元477至499年。而司马光曾孙司马宗召在《续刻涑水谱系小引》中提及：“温公作《涑水谱系》……自征东大将军而下十有余世，支分派引，甚详而核。”可知司马光距司马阳十余世，四五百年。司马光生于1019年，上推四五百年，便是北魏时期。此外，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所修《夏县志》，卷八《人物志·仕籍》所列“武职”中，第一个便是“后魏司马阳，征东大将军”。后魏即北魏。因此，我们可以笼统地说一句，司马阳在北魏时迁到了夏县。

前文所引司马材的叙述中，提及司马阳有二子，一位是“假征南将军、徐州刺史大槐”，另一位是“假前将军、并州刺史小槐”。这里的“大槐”和“小槐”，显然是假借之名，因两人真实的名讳无从考见，只得在叙述中用“假……”的方式表示。虽然司马阳子孙的姓名字号不可考见，但这个来自河内温县的司马氏家族，自此便在夏县涑水河畔繁衍生息。

司马光家族的具体定居之处，据其自述，为“陕州夏县涑水乡高堠里”。现存的司马光家族陵墓，位于夏县水头镇小晁村，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所谓的涑水乡高堠里，也应该在这附近。

涑水乡因涑水流经其地而得名。自司马阳而下直至司马光的这一支，因世居涑水乡，便被称为涑水司马氏。于是我们看到，司马光平日作书札、序跋，常自称“涑水司马光”；世人提到司马光时，又称之为“涑水先生”。而“涑水”二字，也就成为司马光家族的重要文化标识，“故司马氏之后，与成都、龙门异派者，远则称河内，近则称涑水，为两得云”。

隋唐以来，仕宦陵夷，降在畎亩，不为商贾奇赢之事，惟力田是务。故能迄于唐季四百年间，子孙同居共爨，未尝去乡里。方是之时，称宗族之盛，孝弟之美者，举司马氏为首。

可知到了隋唐之时，涑水司马氏降在畎亩，以耕田为业，族中并无仕宦之人。在这个布衣之家中，除了前述“清白尚义”“树德崇俭”外，还世代传承着以下两条优良家风：其一是“敦本务农”，其二是“同居共爨”。

古代社会以农为本，所谓“士农工商”，士居首，其次便是农，而以工、商为末流。在古人眼中，最好的出路自然是读书出仕，兼善天下；若不可得，次优的选项便是敦本力田，独善其身。商贾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行业，其价值自然不可小觑，但古人大多认为，商人逐利，相对更易流于投机取巧、旁门左道。就家庭教育而言，他们更愿意子孙做一个勤劳本分的农夫，只有敦本务农、清白相守，才能为家族日后的繁荣昌盛奠定坚实基础。司马光就曾盛赞其父的一位堂兄司马沂，面对“家之食口甚众，而生业素薄，无以赡之”的境况，能够“治田畴，缮园圃，修阑笠，完囷仓”，最终实现“田不加广而家用饶”，令全族衣食无忧，并特别指出：“未尝为商贾奇邪之业，一出于田畜而已。”

至于“同居共爨”，即今天所说的不分家，更是古人公认的一条优良家风，也是古代认定“义门”时的一个主要指标。如郓州寿张（治今山东阳谷县寿张镇）的张公艺家，因“九代同居”，先后得到北齐、隋、唐数朝的旌表，唐高宗曾亲临其家，问询治家良方。又如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的陈昉家，在宋初即“十三世同居，长幼七百口，不畜仆妾，上下姻睦，人无间言”，在其优良家风的浸染之下，甚至出现“有犬百余，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的奇观。正因如此，涑水司马氏对其同居共爨的家风极为珍视。这也难怪司马光在为族中先辈树碑立传时，屡屡提及“司马氏累世聚居”“累世兄弟未尝异居”“累世同爨”；在其所撰《温公家范》中，也对汉朝“三世共财”的樊重家族、隋唐时“累世同居”的刘君良家族、宋朝“子孙数世二百余口，犹同居共爨”的李昉家族赞赏有加。

我们以司马氏家谱的相关记载为基础，辅之以墓志铭、地方志等史料，对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以前家族中比较重要的人物，逐一进行介绍。

自司马阳之后，涑水司马氏有姓名事迹可考者，以司马光的高祖司马林为最古。司马林，据说为司马孚十七世孙，生活在五代时期，以仗义任侠闻名乡里，乡党宗之，称其为“十五父”。妻赵氏，董泽（今山西运城闻喜县）人。有子司马政。

司马政，字正叔（一作存举），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公元931年）生，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卒，年八十四。尚气节，不求仕达，力行积德。后以曾孙司马光贵，赠官太子太保。苏轼所拟赠官制辞，称其：“笃行有闻，信于乡国。怀道不试，遗其子孙。天不吾欺，再世而显。至于曾孙，其德日跻。”妻薛氏，绛州（今山西运城新绛县）人，是仁宗朝名臣薛奎的祖姑，赠温国太夫人，制辞称：“专静有守，柔嘉维则。经之以孝慈，纬之以恭俭。使清白之训，不坠于子孙；而隐德之报，可质于天地。”有四子，即炳、珂、炫、炽。其第三子司马炫，便是司马光祖父。

司马炫，字光伯，一字克明，一作“字华国，又字德昭”。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生，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卒，年四十八。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进士，试秘书省校书郎。出为耀州富平县（今属陕西渭南市）令，县志称其“在官未几，境内大治，以贤称”。性恬退，未老即乞休。后以孙司马光贵，赠官太子太傅，制辞称：“笃学力行，追配前人。仕道难进，止于一命。无疆之庆，在其子孙。”景祐间状元张唐卿撰墓表，其碑今尚存，但剥落过甚，几乎不可读。妻皇甫氏，赠温国太夫人，制辞称：“令德孝恭，著于闺门。好礼慈俭，刑于姻族。”有一子，即司马池。司马炫是其家族中的首位进士，家谱称“涑水仕宦，推富平公为破天荒”。致仕归家后，筑一南园，园中有树德堂、崇俭斋，可知其志之所向。他曾给子孙留下意味深长的两句话：“我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我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后人诵其语，共相勉励。虽然南园后来毁于兵火，但司马炫倡导的“树德崇俭”家风，却一直为司马氏所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