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金融活动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金融的本质和运作原则并非现代文明的独有产物。早在几千年前，中华文明就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金融哲学与智慧，这些思想不仅影响了古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诸多启示。
《中国古代金融哲学和智慧漫谈》系列文章旨在挖掘中国古代金融活动背后的思想基础与实践方法。我们将穿越时空，回到周朝的井田制度、秦汉时期的货币统一、唐宋时期的飞钱与交子等金融创新，以及明清两代的钱庄与票号等机构，探寻这些古老智慧如何塑造了当时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秩序。
我们将尝试建立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思考这些古老的金融理念对于解决当代经济问题有何借鉴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领略到先贤们的卓越智慧，还能激发我们对现代金融体系更深层次的认识与反思。经《金融博览》杂志授权，“IMI财经观察”特推出本系列文章，以飨读者。该系列共十二期，本文为第四期。
中学课本在介绍“交子”的时候，简单一笔带过，给人的错觉是北宋时期四川地区曾昙花一现地出现过纸币现象。但细考历史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现象，而是一个“时代”。
马克思是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定义为货币的，因此，笔者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信息，是对商品的交换价值（抽象价值）拷贝而形成的集合，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货币形式就是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可以承载抽象价值的载体的形式。最初的货币形式是商品形式，这是因为只有货币商品自身的实物价值可以保证作为货币的抽象价值成立，这时的货币形态是实物价值与抽象价值融为一体的。直至货币产生标志着两种价值的分离，抽象价值得以独立存在，但是这需要社会的信用保证和信息技术水平达到一定阈值。
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商品经济活跃，科技水平不断提升，为纸币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晚唐时期，“飞钱”已经诞生，这种汇票性质的金融工具标志着抽象价值的独立运动已经呈机制性、系统性地运行。
北宋初期，在“飞钱”的基础上，“交子”横空出世，人类历史上的纸币时代就此开启。结合《宋史·食货志》的内容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交子”的如下一些特点：（1）“交子”取法“飞钱”产生于唐末、宋初钱荒的大背景下。经短暂的私人经营之后，收归官营，并设置了专门的官方经营机构。（2）“交子”具有严格的、硬性的制度保证，严禁私造。“交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北宋大部分时期），运行稳定。（3）“交子”与金属铸币并行，其发行具有确定的限额、期限，分界发行以延续使用。（4）“交子”配有相应的“称提”措施，通过“钱引”“盐引”“茶引”“度牒”及金属货币、新发行的“交子”，来足值或折价对付届满“交子”，维持其信用。“交子”具有发行准备，但在特殊时期尤其是朝代末期，政府无力维持。（5）北宋运行的纸币名为“交子”，南宋运行的称“会子”。“会子”原初的工作机制也是取法“飞钱”，为汇兑工具。后来的巨额发行及货币使用，使其失去了原初的“飞钱”性质，成为南宋政府的纸币。而整个南宋的纸币发行是一个愈演愈烈的泛发过程，直至王朝结束。
基于对“交子”的总结，我们得出以下一些结论：（1）无论“交子”还是“会子”，宋代纸币皆为真正意义上的纸币，是政府从宏观角度、面向整个社会发行的信用货币，其价值承载由政府信用保证。（2）“交子”和“会子”在正常运转时期有效解决了当时所面临的钱荒问题，提高了货币使用效率，充分调配了资源，疏通了商路，完善了市场，成为政府为社会提供的高效公共服务系统。（3）宋代纸币制度运转失灵的直接原因在于泛发，而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泛发的原因是由于王朝的内忧外患所造成的财政危机。
宋朝文化的冲击，使得蒙元从物物交换的相对原始状态，直接进入纸币交易时代。《元史》记载，元太祖晚年开始印制“会子”，太宗八年印制交钞，宪宗三年设专司管理。相对集中规范的纸币制度以中统开始。元代纸币与两宋一脉相承，是一种由政府垄断发行与运营、具有发行准备的纸币制度。宋元两朝纸币具有十分直接的承接性：其一，元代开始发钞的时候，南宋尚未灭亡，两朝纸币并行近半个世纪。其二，两种纸币直接兑换。公元1276年，元人占据江南时，用中统钞收回南宋“会子”。如此，我们可以看出，宋、元纸币属无缝衔接。元代纸币制度相较于宋代，向前更进了一步，在制度、机构、工具、模式、功效等方面都达到了更高水平，更接近于现代纸币制度，具有如下几点里程碑式的创新：
第一，纸币成为排他性的唯一货币。元代发行了两种纸币：中统钞和至元钞，且不立界限，随时以旧换新。元代纸币已经跃升为货币主体而非金属货币的补充。元代几乎没有铸币，作为纸币价值保证基础的金银则由政府管制、专营，禁止民间私相买卖。因此，纸币为唯一合法货币，具有排他性垄断地位，使元代成为纯纸币时代。
第二，发行准备的变化。“交子”的发行准备为铜钱，元钞的发行准备为金银，两者自古即同为主要金属货币，但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两宋的铜钱显然是货币，
而元代的金银则被强制地排斥于货币范畴之外，属于商品范畴，且被严格管制，禁止私相交易。因此，金银作为实体价值形式成为符号价值形式——纸币的专司价值保证而禁止他用。这一设计使纸币具有了金银的价值承载力同时摆脱了金银的实体形式。
第三，通过平准机制弹性调节货币量与货币价值。《元史·食货志一》中记有“（中远）五年，设各路平准库，主平物价，使相依准，不至低昂……”至元24年颁发的《至元宝钞通行条画》第二条规定：“依中统之初，随路设立官库，买卖金银，平准钞法，私相买卖，并行禁断。”可见元代把传统的平准机制运用于货币调节。
第四，建立了制度体系。至元19年颁发《整治钞法条画》，至元24年颁发《至元宝钞通行条画》，对纸币的发行、管理、准备、新旧更替等诸多方面的规则加以厘定，成为最早的纸币管理条例，使纸币运行具有了成体系的、完备的制度制约与保护。元代的钞法是一次承上启下的历史总结。因此，元代建立了机构、制度、工具等诸多要素健全的宏观货币发行管理体系。
明代的宝钞制度由朱元璋建立，与前朝的纸币制度大体相仿，皆由政府发行、管理，并具有排他性。持续了百年后，明英宗、宪宗时期，开始逐步放松对银钱的相应管制，钞法便难推行，到了嘉靖年间已不能流通。其后宝钞仍做官俸使用，并在一个小范围内运行。明代的宝钞制度虽无本质性创新，但自有其特点。
第一，形制统一，不立界限。与元代纸币不同，明代仅创立一种形制的纸币——大明宝钞，再无他式。且无界限的规定，政府于纸币流通中相机以新换旧。这种做法与两宋交会的分界截然不同，与现代纸币使用完全一致，成为无期限限制的纸币。
第二，不设发行准备。在史籍中没有找到有关发行准备的记载。在这一点上相较元代纸币属制度方面的跃升，这意味着纸币不靠某些特定商品保证信用，而是从整体角度建立纸币范畴与商品范畴之间的对应关系，如此，则更加具有现代纸币特征。
第三，使用强制措施推行纸币使用。最初，宝钞是与铜钱并行的。为了推行宝钞的使用，规定在交易、征税、薪俸等方面使用宝钞的比例，甚至一度禁用铜钱金银，强制专用宝钞。明代继承了蒙元强制推行纸币的做法，说明了国家权力在纸币推广使用过程中的直接作用。
第四，半途夭折。宋元的纸币都伴随王朝始终，甚至政权的覆灭也未使其终结而延续到后朝。而大明宝钞则于明中叶便消亡。明于宣德三年（1428年）停止印钞，正德元年（1506年）以后，公私收支皆用白银进行，宝钞使用仅限于朝廷赏赐、官俸军禄等方面，已经丧失交易媒介职能而退出流通领域，成为类似白鹿皮币式的特殊价值体。
第一，“纸币时代”的形成。通过上文的描述，我们可知由宋代开启的、甚至可以说始自晚唐的是一个长达近七百年的纸币时代，不仅横贯两宋，且在宋元、元明之间几乎无缝对接，形成一个连贯的运行过程，而且不断实现“版本”升级，大明宝钞几与现代纸币无异。而且在宋、元、明三个朝代，纸币的使用都是由政府主持、面向全局，即纸币使用的规模也是空前的。试想，当时已经成为超大规模国家的中国，在长达近七百年的时间里，大规模、全局化地使用纸币，其国内、国际影响都十分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