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兼具勇气、见识、智慧与格局，陈兴良教授才能不为名声所累，在学术上顺利转型；也因此，在进入中年之后，如愿迎来第二次学术高峰，在实现“走向规范的刑法学“之后，继续向”走向教义的刑法学“进发。
在陈兴良教授的诸多著作中，「刑法的致知」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显得并不起眼。不过，在我看来，这本小书自有重要意义，很适合作为了解其学术思想的入门之作。
现在的年轻学子，想要较为全面地了解陈兴良教授的学术思想，会遇到两个明显的障碍：
其一，陈兴良教授的著述太多，全部读完绝对是一场考验毅力的旷日持久战。
其二，陈兴良教授在个人学术生涯中经历过反思与转型，他早期的学术风格及思想与后期相比存在明显的差异。
他学术上的转型，可以从不同时期出版的三本自选集中体现出来，即「走向哲学的刑法学」
1999年
，「走向规范的刑法学」
2008年
与「走向教义的刑法学」
2018年
。
大体而言，以十年为界，陈兴良教授在他的学术生涯里，经历了走向哲学、走向规范与走向教义的三个发展阶段。
在其学术历程中，“走向规范”这一阶段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既是作为他个人学术转型的重要开端，又是承上启下引出下一阶段的必要前提；他此后在学术上的“走向教义”，其实是“走向规范”的必然的逻辑结果。
「刑法的致知」一书是陈兴良教授的讲演集的汇合，从所收集的专题内容来看，主要是“走向规范的刑法学”阶段的作品；从时间跨度上而言，恰好代表的是他在实现学术转型之后，趋于稳定的学术思想与见解。
由于是讲演稿整理而成的作品，不至于像论文那样，受选题与写作要求所限，专则专矣，往往只能体现一个学者学术思想框架中的某个角落。
相反，讲演作品在内容安排上要率性得多，不仅能如实呈现一个学者真实的性情与价值观，在知识面上也可做较多的拓展。
同时，由于讲演的对象是学生，会考虑可接受性与接受度的问题，故而，本书与一般学术作品的艰涩难读不同，书中的内容显得深入浅出，注重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的结合，容易为造诣尚浅的年轻学子所理解。
作为当代最负盛名的刑法学家之一，陈兴良教授无疑不只是中国法治进程四十年的见证者，甚至也不只是单纯的亲历者。
他个人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四十年，恰好与中国法治进程生发的四十年相契合。在此种意义上，他在四十年中殚精竭虑所做的学术努力，本身构成中国法治进程历史的组成部分，甚至根本就是这段历史本身。
当前刑法学的知识体系，正是以他为代表的这一代学者所做的巨大努力的结果，是由他们的学术努力凝结而成。因而，阅读本书的意义，还在于能够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与体悟，并为进入刑法学殿堂领略刑法理论之美而奠定必要的基础。
在读完「刑法的致知」一书之后，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提炼其核心主旨，那么，这个词，非“转型”莫属。
此处所谓的“转型”，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对陈兴良教授个人来说，它意味着学术走向上的转型；
二是就我国刑法学的理论体系而言，它意味着知识论与方法论上的转型；
三是于中国的法治进程而言，它意味着对刑法理论的现实需求上的转型。
后两个层面的转型，彼此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
刑法学在知识论与方法论上的转型，显然不能简单理解为某些学者或学术群体的自在自为，而是人们基于对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的判断而得出。
说到底，法治进程本身的发展，会制约法学理论的发展；法治进程未发展到相应的阶段，刑法理论也不可能感受到有转型的需要。
正如陈兴良教授在书中强调指出的，文学领域可能会出现“国家不幸诗家幸”的现象，但法学不是这样；动乱之中不需要法律，也不可能产生法学理论。
在法治建设中，由于存在对法学理论的社会需求，法学才能发展，故法学理论的发达程度与法治建设的发达程度是成正比的。
由转型的概念切入，对于书中相关内容的主旨，可归结为以下四个命题：
其一，刑法理论的去苏俄化。
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承袭自前苏联，以服务政治需要作为自身的首要诉求，意识形态色彩极为浓厚，而缺乏必要的独立性与学术性。以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批判为标志，从而吹响批判的号角开始，陈兴良教授当仁不让地对传统刑法理论展开了拨乱反正式的清算。
之后，他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的命题。基于此，书中所涉及的犯罪构成或刑法知识转型等方面的内容，都论及去苏俄化的问题。对传统刑法理论进行批判式的清算，无疑是推动刑法理论顺利完成转型的前提条件。
其二，从对理念与体制的研究转向对技术与方法的研究。
在法制初创的时期，对于基本理念与宏观体制的研究，自然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但是，随着法制发展进入正常的轨道，便需要考虑如何借助司法技术来实现司法理念的问题。可以想见，没有配套的技术与方法作为支撑，抽象的理念便完全是空中楼阁，只是看着美好而已。
书中不少地方对一套精密化与精确化的刑法知识体系的向往，对刑法学术研究的专业槽的倡导，都是针对这种转向而提出，体现的是对法治理念的践行面向的强调。
其三，实现由立法导向的研究向司法导向的研究的转变。
传统的刑法理论注重立法论层面的问题，往往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立法论批判与相应对策的提出上，根本无暇顾及，也没有能力，对刑法的司法适用进行体系性的理论建构。
传统理论这样的研究风格，导致解释论极其不发达，以致在个案或个罪的研究上，知名学者的关注与办案法官的关注，经常并无实质性的差别，而表现出高度趋同的特点。
书中对案例指导制度的高度肯定，对刑法规范的解释的重视，对犯罪构成思维方法与适用原则的梳理，以及对刑法理论教义学化的呼吁，都无不以自觉推进学术研究向司法导向的转变为宗旨。
其四，倡导多元化的刑法学术研究。
对于储槐植教授提出的三种研究进路，即刑法之上研究刑法、刑法之中研究刑法与刑法之外研究刑法，陈兴良教授在书中明确予以肯定，并深以为然。在此基础上，他更提出第四种研究进路，即在刑法之下研究刑法，倡导注重对司法实务案例的研究。
与其他学者往往只愿承认自己所采研究进路的偏狭不同，陈兴良教授高度认同不同研究进路的重要性，认为这四种进路之间的研究并不相互对立，而是互为补充，是从不同的视角对刑法问题所展开的研究，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这样的学术视野与立场，使得他在自身转向教义学研究之后，仍能超脱于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间的无谓争战。
作为与中国法治进程同步成长的一代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与其同辈学者出色地完成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这种承上启下，既是学术传承意义上的，也是针对中国的刑事法治事业而言。
与经济发展类似，我国的刑法学术与刑事法治的发展，也可谓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正是经过以陈兴良教授为代表的这一代刑法学者的卓绝努力，一方面，在学术层面上，一套独立于政治的，兼具逻辑性与实用性的刑法理论体系得以初步建立。
这套体系的形成，使得中国学者与德日刑法学者的沟通与对话成为可能，也使得中国的刑法理论有望不断拉近与德日刑法理论之间的距离。
另一方面，就刑事法治的事业而言，从当年的无法无天到如今的有法可依，尽管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国的刑事法治毕竟是进入到了正轨，而这样一种重大的历史进步，也正是由这一代的刑法人所主要促成。
在我看来，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陈兴良教授身上最让人崇敬之处，莫过于对学术传承与刑事法治事业的使命感。
正是这种使命感，使得他个人在既往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不断地反思自己，甚至不惜部分地否定以往的自己，努力追求自身所能达到的学术高度；与此同时，在专业教学与培养年轻刑法学人方面，也不惜投入巨大的时间与精力。
作为一名学者，陈兴良教授在1992年出版他的成名作「刑法哲学」之后，学术声名便如日中天。很多学者在获得这样的声名之后，往往止步于此，因为单凭之前所取得的声名，就足以在学术界立足。
与之不同的是，在功成名就之后，陈兴良教授仍努力在学术上寻找突破，力求在认清时代发展的需求之后顺势而为。这样的方向感意识，以及为此所做的努力与探索，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颇难。
对于一名学术上臻于成熟的学者而言，想要走出知识上的舒适区，摆脱先前的思维惯性，而不复制以前的成功，不啻于对自己进行革命；不仅需要莫大的勇气，更需要见识、智慧与不同一般的格局。
可以说，正因为兼具勇气、见识、智慧与格局，陈兴良教授才能不为名声所累，在学术上顺利转型；也因此，在进入中年之后，如愿迎来第二次学术高峰，在实现“走向规范的刑法学“之后，继续向”走向教义的刑法学“进发。
我料想，这一路走来，他在收获诸多旁人所无法体会的愉悦的同时，或许也会因为在学术上的不断攀登而感到孤独。
正如他在书中所言：
当你进入某个学术问题前沿的时候，就像登上高山顶峰，四顾无人，一种灵魂上的孤独感油然而生。
对于学者而言，能够有机会体会这样的孤独感，既让人心酸，又让人骄傲。
无论愿不愿意承认，每个学者都或迟或早，必然会面临学术创造力衰竭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