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大教授为什么不愿当房奴？

我最近参加同学老友们的聚会，发现大家见面第一句话常常是:你买房了吗？毕业以后，买房就成为年轻人的头等大事。因为近些年来房价不断在涨，买得越晚，感觉吃亏越大。

群体焦虑互相感染，似乎不买房就是落后一筹。反之，买了房的年轻人，往往要把自己多年打拼的收入全交给房地产商，甚至还要搭上家人的辛苦积蓄，这种体验也不轻松。那么，当代年轻人应该怎么看待买房这个问题呢？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并不热衷于买房。尤其是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他们的居住状态具有代表性—— 虽然教授们收入丰厚，但是他们大多在校外租房住，很少人买房。为什么北大教授们不去买房呢？

胡适与江冬秀

民国时期，居住在城市里的年轻人还没有不买房不能成家的“刚需”，丈母娘们也没有不买房不能嫁女儿的“硬要求”。不仅广大的青年朋友，即便是寄寓城市的名流学者，也不在乎买没买房。当时的北京大学，没有专门的教授宿舍，只为未婚教师提供一些单身宿舍，教授们都需要自己找住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租房居住，很少人选择买房。

比如国学大师熊十力，经蔡元培校长聘请到北大教新唯识论，虽然他长住北京，却始终没有私房，靠租赁房子住，而且几次搬家。更有趣的是，北大校长蔡元培自己就是一名老牌房客。蔡元培不管在北京还是上海，都是长年租房。对此，恐怕当代人很难理解，民国名人为什么不热衷买房？他们的安全感就这么满溢嘛？

不仅北大教授群体，今日大众熟悉的知名伉俪，如梁实秋与程季淑、郁达夫和王映霞、徐志摩和陆小曼、沈从文和张兆和、郑振铎和高君箴等，这些名人结婚的时候，都没有买房，结婚以后也是租房居住。大名鼎鼎的章太炎，在上海结婚时不但婚房是租来的，甚至连新房里的家具也全是借的。只有冰心后来在重庆买了一套二手房，但是她跟社会学家吴文藻结婚的时候，北京的婚房也是租来的。

鲁迅与许广平

有人说，文化人不买房，可能是因为一个字：穷。

熊十力先生在南京学佛时，“穷得只有一条裤子”。每次睡觉前洗裤子，等第二天晒干了再穿。假如遇到阴天下雨，裤子没干，“便只好穿一件空心长衫”。因此他常被同门取笑。后来，熊十力先生受聘于北大，生活条件才得到改善。他在北京不买房，似乎可以从经济方面理解。但是，文化人不买房，都是因为穷吗？

事实并非如此。文化名人不买房，不是因为他们不能挣钱，相反，他们挣钱挺狠的。 比如胡适、张恨水等人收入之高，历来是热门话题。即便是一向以贫穷出名的郁达夫，稿酬较高的那段时间，一个月的收入也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十几倍。胡适初入北大任教时月薪即高达260元，后来升至600元。此外，他还有版税稿费等各项收入，经济实力不容小觑。在当时的北京，买下一座小四合院也只需要几百块大洋。胡适完全有能力买豪宅。

同样，畅销书作家张恨水也是挣钱能手，由于他粉丝众多，稿费优厚，以至于民间谣传他“十分钟收到数万元稿费，在北京买下一座王府”。虽然张恨水也有购买豪宅的经济实力，但实际上他长年租房住。从上海到北京后，他也只是用稿费在大栅栏租了一套房子。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都市女性

又如鲁迅先生，他在1929年一年的收入，够在北京购买四到五套四合院。鲁迅在北京第一次买房，已经38岁，此前一直租房住。他和周作人闹翻以后，北京房子给了家人，自己二次置业。但后来在上海，他和新婚夫人许广平还是租房住，要说再买婚房那是没有的。许广平一度想在南翔购房，最终也不了了之。

民国时期，城市里热衷于买房的 首先是投机商人 ，他们买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投资。那时和现在一样，在一线城市投资地产是一门暴利生意。民国时期，上海、广州、南京、杭州、北京，都是一线城市，具备各种优势条件，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人才和青年学子。这些城市的地价是比较高昂的。

名医陈存仁回忆，有一次他听丁福保谈“购房经”。清末，丁福保曾经以八百元银币的价格，在上海静安寺路（ 今南京西路）和派克路（今黄河路）口购进一处地产。到了民国，这里“市面已旺盛起来”，地价暴涨，有银行家“以十三万六千元”的高价购买，扩建成“二十四层楼的国际饭店”。丁氏因此大赚一笔，得出一条人生经验：“理财的方法，以买地产为最可靠。”陈存仁听了，“大受刺激”，因此也动了积蓄资金购买地产的念头。

民国时期的上海

从投资获利角度而言，在大城市买房，是有利可图的。例如，从1912年到1937年，上海部分地价几乎一年涨一倍，许多在上海购房的人都发了财。张爱玲的《金锁记》创作于1943年，其中有这么一段情节：女主角曹七巧想要姜季泽的房产，但姜季泽不愿意卖。因为他说，“谁都不赞成我脱手”，上海的房价“还要涨呢”。他认为现在卖房太吃亏。而且，他还打算把村里的土地都卖掉，集中资金在上海炒房。不仅大小商人，当时的政界人物，也紧盯着房地产，因为其中有利可图。

也许民国名人的住房理念和今天不太一样，用作家李开周的话说：“那个时候人们只求有房住，不求有住房。”

文化名流不买房，首先一个重要原因是居住观念与今天不同。 在北大教授眼里，人生价值不需要通过外在物质来彰显，个人与家庭的幸福也不是寄托一座房子上。在他们眼里，恐怕有太多事比一座房子要重要。

民国旧报上名人买房的新闻

其次，自晚清以来，知识分子的城市化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当时的大量受过学校教育的年轻人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最后选择在城市定居，而不愿意回老家买地建房。因此，民国城市人多地少，住宅不足，房荒比较严重，导致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在大城市购买一套住宅，非普罗大众可以轻易做到。

以上海为例，最贵时的一亩地，能卖到300万大洋，广州最繁华的惠爱路两边土地，每井高达40万大洋。据说当时上海的房价，比法国巴黎还要高。对于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收入远不及知名学者丰润，买房对他们来说，是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

最后，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当时社会，不管是教授学者、文化名流还是中小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经常变动。 个性鲜明的学者常常因为个人原因，甚至只因为与学校领导理念不合，便“事了拂衣去”，受聘到其他地方。尤其到了抗战爆发以后，教授学者们随时局漂泊，居无定所，买房置产更非合理的需要。所以，当时的教授们大多选择租房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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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排：@邱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