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5日，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新闻学院主办的“新挑战·新坐标：传播学教育发展论坛2017”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此
次论坛别开生面，分四幕
探讨当下中国传播学教育所面临的新挑战
，并在新的历史阶段
探寻传播学教育的新坐标
。四幕分别为：第一幕—
探路
，第二幕—
视野：中国与世界
，第三幕—
求索：知与行
，第四幕—
薪传
。此次论坛既包含历史纵深，又不乏开阔视野，既有业界与学界的对话，又有学术代际间的传承。
在中国传播学主体性建设的范畴下，涉及传播学主体性建设方向、传播学研究的政治性、非西方世界图景、城乡良性互动等实质性议题。
以下为澎湃新闻的报道。
传播学教育发展论坛2017：如何建立中国传播学主体性
传播学作为一门“年轻”的舶来学科，进入中国已逾三十年。然而这三十余年恰恰是中国经济社会狂飙突进和媒介环境日异月殊的年代，传播学所面临的挑战，是既要在中国大地落地深根，建立中国传播学的主体性，又要应对瞬息万变的时代潮流，建立新的研究和教学模式。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两项任务是一体两面的。
中国传媒大学拉美传播研究中心揭牌。（图/蓝天）
11月5日，中国传媒大学
“新挑战·新坐标”传播学教育发展论坛2017
会议在京举行，三十余位传播学者和业者与会，就传播学的主体性、方法论、教学模式等议题展开讨论。在此次会议上，中国传媒大学拉美传播研究中心揭牌，会议还探讨了中国的对外传播模式和委内瑞拉等国媒体情况等议题。
澎湃新闻整理了会议的两场主旨演讲的主要内容
。
（图/蓝天）
赵月枝：中国传播学是时候“看山还是山”了
赵月枝教授发表了题为“看山还是山：中国传播学术主体性在认识”的主旨演讲，她将中国新闻理论和实践形象地总结为“
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
”的三个阶段。
“看山是山”的第一阶段是从国际共运史的视野下理解新闻理论和实践
。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商业性媒体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文化领导权的基础设施。列宁曾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进一步明确的党性原则，而且认识到仅仅取消书报检查本身还不是“出版自由”的全部内涵，出版事业必须有独立于资本家牟利的自由。而毛泽东则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
里强调：“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到了八十年代，美国新闻传播学舶来中国，学界对于中国新闻理论和实践的认识进入了“看山不是山”的阶段
。1956年美国“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等人曾合著出版了《报刊的四种理论》，颂扬了与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一脉相承的社会责任新闻理论，而对当时苏联的共产主义新闻理论进行批评性的叙述，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成了国家和党的工具，同时将中国作为苏联卫星国来描述。这一学说传入中国后，影响了中国学界对于新闻理论和实践的理解，一套关于欧美媒体专业主义、社会责任、客观理性的叙事被逐渐建立起来。但实际上，此书作为“冷战新闻学”带有的意识形态局限已经在西方新闻理论中已经被清算，而这一后续事实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普及。同样的，西方传播学界内部的反思和对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的赞许性认识也在传播学主流叙事下被遮盖，比如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发展传播学重要人物罗杰斯曾提到毛泽东的自主发展概念：“每个国家，也许每个村庄，都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些事实鲜为人知或者传播有限，多少显示出中国传播学在面临西方学术领导权时的不自信和主体性缺陷。
而赵月枝认为，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和历史拐点上，中国传播学是时候进入“看山还是山”的阶段了，
她总结了
建立主体性过程中需要关注的
十个要点
，其中包括一系列传统中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传播经验：其一，技术的社会性，寻找一条社会主义的技术政治路线，应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其二，传播或舆论的重要性，文化领导权和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挖掘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宣传教化内涵；其三，媒体的非私人资本所有和控制原则，传播的社会效益第一原则；其四，将党的先锋队作用和群众路线作为基本政治传播模式；其五，以正面报道为主，重视倡导性新闻；其六，全党办报与全民办报；其七，传输传播模式与仪式传播模式的结合，构建意义共同体；其八，将作为信息的新闻和作为娱乐的新闻结合在一起，回到中国传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传播智慧；其九，知行合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术研究在认识世界中改造世界，改造自己；其十，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思想高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在上述关切之下，赵月枝的学术主线是致力于构建
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其基本框架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后殖民文化研究有机结合，强调历史的开放性、现实的多重性，尤其是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式在不平等世界体系中碰撞而产生新文化形式的可能性。
而在实践层面上，赵月枝创办了河阳乡村研究院，乡村被作为重新审视、解读与想象世界体系和全球性议题的切入点而被赋予新的意义和可能，研究者也以自己的学术实践影响了村庄和村民的主体重构过程。而反过来，年轻学者在此过程中不仅得到了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历练，也锻造了自己的学术自省精神和批判性的世界性主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