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慎锐评 | 回归学术初心——体制下的自我救赎

引    言

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学术界（科技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纷繁复杂的局面：在一些人欢呼学术的春天来临时，另一些人却感受到寒风料峭。一方面是层出不穷、热热闹闹的头衔、评比、计划、工程，争帽子、抢项目、评奖成为学者（科技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另一方面是真有价值的学术（科技）成果（特别是原创成果）寥寥，学术（科技）对社会经济的支撑作用乏善可陈。更严重的情况是，“学术”不时沦为骗术，假论文泛滥，学术界演变为“权术界”，学术腐败正在动摇国本。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虽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但成效不彰，争议不断。因此，本文试图以“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与“去体制化（anti-institutionalization）”的视角对当前的学术生态进行分析和解读。

启    示

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虽未能获得奥斯卡奖，但在互联网电影资料库（Internet Movie Database，简称IMDb）中被超过160万以上的会员选为250部佳片的第一名，并入选美国电影协会（The American Film Institute）“电影史100部最伟大影片”清单。该片讲的是年轻的银行家安迪蒙冤被关入肖申克监狱。在鱼龙混杂的牢狱中他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求生之道，但对自由的渴望仍促使他朝着心中的希望和目标前进，并经历了19年的等待最终越狱成功。涵盖全片的主题是“希望”，全片透过监狱这一强制剥夺自由、高度强调纪律的特殊背景来展现作为个体的人对“时间流逝、环境改造”的恐惧，长期以来一直引人深思、给人启迪。

体制化与去体制化是《肖申克的救赎》的真正主题。其中一句经典台词则道出了自由人性对体制束缚的超越：

历    史

体制化与去体制化两个相反的路向在中国历史中可谓源远流长。始于隋唐、完善于北宋的科举制，可谓体制化的典范，前后经历一千三百余年，成为世界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的办法。一方面使得拥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获得施展才智的机会，但也使人不讲求实际学问，不探索自然界的根本规律，束缚思想，阻碍创新。与入世为官相反的趋势是出世归隐，读书人不再汲汲功名、权位，转向精神自由的追求，专心于文学艺术创作，比如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杰出诗人陶渊明就是代表。归隐田园的读书人可谓去体制化的文化先锋。

如果说科学、理性是源自古希腊、发扬光大于欧美的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国文化则是富有艺术气息的诗意文化。但是，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形式，科学创造和艺术创造的根本都在于独立自由的灵魂。爱琴海文明始于公元前800年终于前146年的古希腊时代和华夏文明始于公元前770年终于前221年春秋战国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两个思想家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不同之处在于，虽然经历了封建割据、教会专制、科技发展停滞的中世纪“黑暗时代”，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源自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思想、科学精神、文学艺术得到继承和发展，形成整个西方现代文明的自由与理性主义传统。而通过秦始皇武力统一、中央集权、汉承秦制、独尊儒术，建立了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外儒内法”官僚体制，世袭君权，钳制思想，形成深入骨髓的“官本位”文化，并演变为东方文明的主要特色。

科    学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章明义地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并认为哲学（古希腊时代哲学和科学尚未分开）产生的三个条件是：惊讶、闲暇、自由。《形而上学》认为智慧或真实的知识是关于原因的知识，尤其是关于终极原因的知识，它在总结了前人关于原因的种种理论之后，提出了“四因说”，认为事物的存在和变化的主要原因有四种，即形式因、目的因、质料因和动力因。形式因指事物内在的或本质的结构形式；目的因指事物变化发展所追求的内在目的；质料因指构成事物的材料；动力因指促使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亚里士多德认为形而上学研究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考察万物的本原或终极原因。

在古代文明中，唯有古希腊以精确知识的追求为重要使命。亚里士多德认为分析学或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的工具。他是形式逻辑学的奠基人（主要体现在《工具论》一书中），力图把思维形式和客观存在联系起来，并按照客观实际来阐明逻辑的范畴。亚里士多德把他的发现运用到科学理论上来。作为例证，他选择了数学学科，特别是几何学。亚里士多德还曾提出许多数学和物理学的概念，如极限、无穷数、力的合成等。形式逻辑方法突出地应用在欧几里得几何学（《几何原本》）中（基于定义、公理、公设的演绎逻辑），也形成了后期理论科学研究的一般范式，融入西方科学的滚滚洪流。牛顿力学的经典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实际上是以几何学方式来写作的。爱因斯坦也认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

相比之下，在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文化中，最重要的是权力的获取与维持，以及体制内的上位，极少有人会产生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和探索的欲望，极少有人真正重视精确知识与严密逻辑，“自由”观念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读书人的主要追求目标是科举进仕、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为帝王（权力）所用成为人生最高目标。由于缺乏科学传统，即便是有少数不满现实的读书人出世归隐（远离体制），也主要从事文学艺术创作。虽有东晋葛洪“神仙”等隐居深山炼丹不止，在化学和医学上建树卓越（其《肘后备急方》直接启发了屠呦呦教授青蒿素的提取），但最终未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李约瑟难题”，即“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但如果能理解“科学”与“技术”的联系与区别，“李约瑟难题” 则根本不成其为难题。 科学是探索和解释自然与社会的根本规律（a way of knowing），技术是解决怎么做的问题（a way of doing）；科学与求知可以成为信仰的一部分，技术主要是为了实用目的。用亚里士多德的区分，科学是“形而上”的，技术是“形而下”的。由于中国文化强烈的现世主义传统与实用主义倾向，追求功名成为读书人的主要目标，对科技创造满足于“实用”目的，不重视终极原理的追问，也缺乏形式逻辑的支撑，无法发展出系统的科学理论及以之为基础的技术革命也就不难理解了。

现    实

回到当前学术界（科技界）现实问题的讨论，自1998年教育部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为提高中国高等学校学术地位共同筹资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来，各地各方各种学者头衔呈“涌现”之态，包括黄河学者、珠江学者、泰山学者、黄山学者、燕赵学者、楚天学者……据统计达38种之多。各类人才计划和工程也花样百出，如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组部引进海外人才的“千人计划”、中组部面向已经在国内高校、研究所工作人员的“万人计划”，等等。同时，将人才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形形色色的学术等级体系是否就如同自古以来官员头顶的乌纱帽，让人忘却独立、平等、自由的学术精神？

接下来是各种计划和工程，例如高等院校的985工程、211工程，以及换汤不换药的“双一流”建设项目。大学生产的主要“产品”是人（学生），高等教育的各类计划同样演变为学生的等级身份，而这些身份将伴随毕业学生的一生。目前许多单位招聘时都明文规定：应聘人才必须本科毕业于985和211大学。 在科技计划方面，有国家科技部主管的国家高技术研究计划（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计划、国家政策引导类科技计划，以及后来整合而成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管的重大研究计划等等。此外，各省也都有与国家项目相对应的省级科研项目。 由于在科研考核和学科评估中，拿到科技项目就成为学术水平和科研实力的衡量标准（产出如何往往被忽视），因此科技人员的主要努力就放在争取项目的过程。

然后是各级奖项的设置，国家级奖项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一般授予在科技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国家自然科学奖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个人”；国家技术发明奖授予“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材料、器件及其系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的个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完成和应用推广创新性科学技术成果，为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授予“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与国家级奖励相对应，各省、部委、学会等也纷纷设立了自己的奖项。 科技奖励设置的目的是为了鼓励科研从业者，为科研提供激励与动力，而近年来有些奖项却偏离其初衷，变成为背后运作、跑关系、费时费力的浩大工程，最终遗忘的却是求真务实的学术初心。

此外，以量化指标作为主要考评依据的科技评价已经越来越普遍化，类似于经济领域基于GDP指标的量化考核管理方式已引入科技界。人类的科学技术好比一颗大树，包括树根（理论原创）、树干（理论发展）、树枝（技术创新）、树叶（技术改进），需要合理评价，均衡发展。科研成果的评价应是质量绝对优先，量化指标的导向主要针对论文、专利数量等。对于跟踪型的研究（技术改进），论文发表速度很快，而科学价值更大的原创研究难度更大，需要更长时间进行研究，还存在失败的风险。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就会造成不公平和学科失衡——某些领域产生了很多无用的文章，而有些学科发展或者国家需求上特别需要加强的领域却无人问津。在官方考核指标的引导下，靠人海战术，短期内论文数超过别的国家并不是件难事。但这是以牺牲重大原创研究为代价的，也违背了科学本身发展的逻辑，获得的只是表面指标的繁荣，而将使国家失去实际创新能力整体提高和超越的机会，得不偿失。这种导向不仅影响到科研工作者个人，也危害整个国家的科研生态，使学科与人才的结构逐渐失衡，影响到国家未来的发展。

反    思

可以看出当前的科技与人才管理举措已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总的思路都是传统集权管理方式的延续，这可称为“历史的惯性”。

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成为基本国策的情况下，学术界（科技界）应该少一些封闭和官僚，建立开放、透明的思想市场（自由学术市场）。计划模式（如863计划）曾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国际上也有重大工程计划（如阿波罗登月计划）的成功案例，但这些科研计划都是以明确目标的单一任务为主，更多在于工程实现（系统集成）而非原理创新。价值最大的原始创新（科学发现）具有极大的偶然性，本质上是无法计划的，所以计划模式应逐渐退出。国家应该以更开放的视角来面对科技事业，秉持公正、透明、民主的决策机制，真正提升的国家的科研水平。

将科技人才划分为层层等级，并采用“发帽子”的方式进行管理，更是套用了行政官员提拔与政绩评价方法，演变为形形色色的学术造神运动，不但严重违背了学术（科学）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也将科技界（学术界）直接变为江湖和官场，弄虚作假，败坏学风。在“自由、平等”已成为人类文明主流的当下，给人才定身份和等级其实是打着学术旗号的行政暴力，是“ 从身份到契约 ”的社会进步运动的逆转。如果说理论研究的驱动力主要在于科学家自身的好奇心及兴趣，应用创新的驱动力则主要在于市场前景，而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创新都需要科技工作者的倾情投入。 政府赋予的荣誉和奖励不应成为“升官发财”的资本和虚假光环，也不应成为催生泡沫和表面文章的添加剂。

科技的繁荣是需要一定社会文化基础的。 当前中国科技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精神是每一位科技从业者都应该坚定秉持的价值取向 ，而纵观世界文明史，“科学、逻辑、自由、民主”同时诞生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也绝非偶然。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讨论了科学精神气质与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即科学界的社会关系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科学和民主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科学的普遍性蕴涵的成就评价的非个人标准和社会地位的不固定，描绘了民主社会的特征。” 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莫兰在阐明科学共同体的认识论基本原则（客观性原则、检验原则和事实上的证伪原则）后得出结论：“科学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好的民主社会。”在这方面，英国数学家、科学史家布罗诺乌斯基的阐述更为详尽，他强调科学共同体具有自由、民主的气质和稳定性，没有一个教条的社会能够具有科学共同体的这种稳定性。美国数学家莱维特注意到，科学与民主之间存在历史的和逻辑的纽带：“一般的规律是，民主和科学这两个概念中任何一个的热情爱慕者都倾向于以同样的热忱来支持另一个。这两个概念历史地，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内在逻辑而被联结在一起的。”美国化学家西博格在审查自由和科学的关系后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科学是在自由之上茁壮成长的。人的好奇心、对真理的追求和新观念的应用，似乎在没有束缚的、存在激励和因好工作而受奖赏的环境中才能得以最佳地发展。……在许多方面，自由的本质和科学的本性是平行的。” 如果说政府行政管理方式在科技事业发展方面已经捉襟见肘，那么未来的希望只在于自由、民主的科学共同体的培育和思想市场（自由学术市场）的形成。

觉    醒

从“五四”喊出“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的口号以来，迄今已近100年历史，但这两位“先生”在中华大地上依然步履蹒跚，科学启蒙不但未完成，反而倒退迹象明显。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欧洲历史上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是14世纪到17世纪发生在欧洲范围内的思想文化运动，当时的人们认为，文艺在希腊、罗马古典时代曾高度繁荣，但在中世纪“黑暗时代”却衰败湮没，直到14世纪后才获得“再生”与“复兴”，因此称为“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实质上是“旧瓶装新酒”，并非单纯的古典复兴，而代表了理性和思想的巨大变化。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下，自然科学取得很大进展。科学家们揭示了许多自然界的奥秘，天主教会的很多说教不攻自破，人们有了更多的自信。在17世纪到18世纪在法国、英国等国家发生了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文化解放运动，被称为“启蒙运动”。启蒙运动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有力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宗教愚昧及特权主义，宣传了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同时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对于中国来说，科学、理性本来属于舶来品（只有先秦墨家和后期的道教作了一些未成系统的科学探索），“文艺复兴”无从谈起，但科学思想启蒙却是必要的。我国在尚未完成启蒙的情况下，通过学习引进西方现代科技和经济管理模式和人民的辛勤劳动，短期内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其实这个地位并不踏实。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更应与时俱进，不能沦为形式主义、概念升级和口号创新 。 当前的科技体制只不过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官本位体制旧瓶装上了一些论文/专利/科技奖励数量的新酒，与科学精神和原始创新基本没有关系。在体制和文化根基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政府的巨大投入只会变成巨大浪费，不经科学启蒙而跃升为科技强国也仅仅是空谈。

现实的体制有极强的同化力，被体制化的人会对体制本身产生强烈的崇拜和依赖。《肖申克的救赎》中的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伦，在狱中度过了整整五十年，监狱是他唯一熟悉和有安全感的地方。被假释后的老布伦，无法适应外面自由的生活，在绝望的谷底，他选择了上吊自杀，离开这个不喜欢的世界。就像影片说的：“监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是体制化。”科技创新的基石是具有真正科学精神的科学家群体（科学共同体），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则是科学精神的前提。体制赋予的外在力量总是有限的，唯有自由的灵魂才能给人内在的动力、持久的使命感以及创新的激情。对科技工作者，觉醒的含义就是自己内在灵魂的觉醒。

救    赎

《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始终在绝境之中保持着希望，通过不懈地努力，最后复归自由，身体和灵魂都属于自己，终于完成了自我救赎。对于学者（科技工作者），迈向学术卓越的唯一途径是找到自己真正愿意倾情付出的，与生命融为一体的研究兴趣，而不仅仅是将学术研究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

爱因斯坦《我的信仰》一文中说：“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真、善和美。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

人类的科学知识遵循自身的发展逻辑，2000多年的科学发展历程不会因为个别国家某一时期自设的评价管理体系而变道，世界科技发展的洪流依然会滚滚向前。真正的学术（科学）依然是人类文明中最高尚的一部分，也是值得为之毕生努力的目标和信念，科学精神更需要有人来捍卫和坚守。学者（科技工作者）的自我救赎应从灵魂转向开始，从想方设法谋求体制内上位，到全神贯注于所研究的客观世界本身。 坚守内心的澄明和本真，保持纯正的学术初心，那才是安迪手中那把通往美好未来的鹤嘴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