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龙战争的启示

作者： 胥瑞琦

19 世纪末的美国曾发生过一场 “恐龙战争” —— 这并非好莱坞科幻片里暴虐龙大战霸王龙的殊死决斗，而是当时两位著名古生物学家之间的恩恩怨怨 —— 来自耶鲁大学的奥塞内尔·马什（Othniel Marsh）与费城自然学会的爱德华·科普（Edward Cope），二人在发掘恐龙化石上的拼斗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这场声名不佳的竞赛亦被后世称为 “化石战争”（The Bone Wars）。

在那个年代，硕大无朋且历时久远的巨兽遗骸刚刚引起自然学者们的注意。这些被命名为 “恐怖蜥蜴”（dinosaur）的物种成为古生物学圈探索的蓝海，方兴未艾，马什和科普便是这一浪潮中的先锋。

同自由市场中的竞争机制一样，学术上的自由竞争激发着参与者们不断地创造价值，以赢得学界声望、地位名誉及科研资金 —— 马什与科普的竞争关系起初也如这般简单纯粹；他们相互挑对方在化石上犯的错误、各自组织科考队努力地寻觅查究，极大地推进了民众对恐龙的认知和兴趣，如今家喻户晓的三角龙、剑龙、梁龙等 100 余种类皆由他们二人发现。

随着竞争白热化，马什和科普的关系开始针锋相对；原先顶多是恶语相加，后来却发展到派遣队员偷窃对方的化石标本、雇人到对方的挖掘地点搞破坏，或埋设炸药并在离开后炸毁发掘点而不让对方靠近，有时还会销灭自己冗余的化石样品以免落入对方手中等等 —— 他们甚至曾短兵相接，双方队员互掷石块打成一团。

马什与科普的发掘竞赛从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疆，演化为一场包括盗窃、暴力及蓄意破坏的 “战争”，亦使许多可能重要的标本毁于一旦，这结局令人唏嘘。

有人会将此遗憾归咎于竞争中的自由放任，然而，值得反复强调的是，自由不是为所欲为—— 恰相反，问题的根源正是他们突破了自由的边界：二人都试图使用强制力谋得排他的地位，以获取不公正的垄断优势。

在今日的市场竞争中，当然鲜有人扔石块或埋炸药，但现可利用政府提供的强制力，合法地实现同样的目标 —— 通过政府的力量获得特权利益，即 “寻租”（rent seeking），这种现象在当下的经济中并不罕见，诸多行业里都有特殊利益集团在寻租。

尽管无处不在，寻租这个概念却不为人所熟知，这或许是寻租行为常常让人们在付出代价时毫无察觉的原因。

以最流行的汽水饮料为例，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美国，一贯使用蔗糖作甜味剂的可乐，忽然改用玉米糖浆增甜。这一重要的替代会让饮品的味道稍有变化，但可口可乐公司决定这么做的目的不是因为这种替代能改善口感风味（直至今日世界上大多地区的普通可乐仍旧添加蔗糖），而是为了省钱，因为美国政府在彼时对蔗糖进口实施了严苛的限额。

联邦政府这一管制进口的限额背后就是寻租的身影；在 70 年代，坐拥大量玉米资源的美国最大农企之一 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为了推广自己的玉米糖浆制品，面对主要来自热带地区售卖物美价廉的蔗糖竞争者，心生一计：游说政客推动蔗糖进口限额的立法。

略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供给减少将使价格升高；不出所料，蔗糖进口限额生效后，美国的蔗糖价格翻了一倍，这令包括可口可乐在内的很多需要甜味剂的厂商不得不寻求相较更便宜的替代品，玉米糖浆随即成功上位。

据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及美国商业部的估算，针对蔗糖的进口限制，每年给消费者带来的额外成本约 30 亿美元 —— 这绝非一个小数目，但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因为将这笔费用平摊给 3 亿美国人口，每人每年在含糖食品上只是凭白无故多花 10 美元，多数人对此都难以觉察。

即便有些人发觉花了冤枉钱，又有几个人愿意为了每年区区 10 美元而去跟这项政策较劲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30 亿美元对于一个仅有数万人的群体则是一笔巨款，即巨头农企以及所有玉米农场主；他们平摊下来是每人每年至少十万美元的收益，冲着这块大饼，他们便有极强的动机去为了打压竞争对手而大费周章、去想尽办法游说政府设置进口限额 —— 这正是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对屡屡出台侵害多数人利益的糟糕政策给出的精简解释：分散的成本与集中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