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与档案影像
电影学者托马斯·埃尔塞瑟(Thomas Elsaesser)在《作为媒介考古学的电影史》(Film History as Media Archaeology)中这样阐述视听媒介对于历史与记忆的影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运动影像这样广泛、详尽、瞬时化和即使存储的媒介来铭记人类的行为和事件。
尽管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但电影院仍然被那些负责公共记录和官方记忆的机构(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学家)极度怀疑。
他们甚至从未接受所谓的「纪录片」(更别说剧情片)作为历史记录的证据来源。
”
对于运动影像生产资料系统性的忽略在早期电影中已经开始进行,「汇编电影」(Compilation Film)的先驱,苏联女性纪录片导演叶斯菲里·舒布(Esfir Shub)收集战时摄影师从地窖、金库和壁橱中偶然发现的截然不同的镜头(旧新闻片、业余镜头、皇室官方摄影师拍摄镜头)完全用档案材料创作出了《罗曼诺夫皇朝的灭亡》(The Fall of the Romanov Dynasty )(1927)作为庆祝布尔什维克党崛起的三部曲之一,然而这份“二月革命”的珍贵影像素材从未得到苏联官方的承认。
△《罗曼诺夫皇朝的灭亡》(左图)与导演叶斯菲里·舒布(右图)©Women Film Pioneers Project官网
在七十年代外国导演来华拍摄的热潮中,左翼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
ichelangelo Antonioni)纪录片《中国》(Chung Kuo, 1972)展现出一种另类视角。
他游移出官方安排主导的行程规划,不断捕捉中国人面对镜头好奇、茫然的脸庞。
△上海外滩街头清晨做集体操的年轻人看向镜头 ©《中国》(Chung Kuo, 1972)
“《中国》里不断出现的一些拍摄手法,例如摄影镜头与被摄者之间长时间的沉默对视、旁白佐助的极简零星、以及传统问答访谈形式的扬弃阙如,一方面象征着西方与东方之间难以逾越的文化隔阂与凝视距离,正如艾柯(Umberto Eco)所言的,安东尼奥尼作为电影版「马可波罗」文化大使的不可能性,二方面也正如周蕾(Rey Chow)所言,《中国》一片代表着西方世界对于长期被异国化、神秘化、他者化的「中国」,那持续不断地、意图赋予其「可见性」(V
isibility)观看欲念的一个现代电影起点,至今仍未停息。”而这种差异也带来了争议风波,在波谲云诡的七十年代被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