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为防止殷商残余势力作乱，分封其弟管叔、蔡叔、霍叔建置三监进行监控。武王死后，因其子成王年幼无法理政，由武王之弟周公姬旦摄政辅佐。这引起管叔、蔡叔等人强烈不满，他们联合殷商残存势力，兴兵作乱，后被周公平定。
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武王统兵灭掉殷商之后，所面临的是一片荒芜的土地和一群不安分的殷商土著居民。其中，特别是商朝的遗老遗少对刚刚诞生的周王朝更是耿耿于怀。商纣王虽然死了，但他的儿子武庚却还活着，并且拥有数量可观的军队。
容酒器。尊做成站立的鸭形，鸭腹圆厚丰满，双足粗大有力，造型稳重典雅，塑造出了鸭的特点。
如果继续统兵进攻武庚，势必又将战火扩大，国家和黎民百姓将遭受更大的损失，也不利于新生的周政权维持统治。但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特别是对东方广大地区诸侯国的控制，令周武王大伤脑筋。
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是文王的第四个儿子，是辅佐父兄夺取政权的重要帮手，也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因其采邑在周(今陕西宝鸡东北)，爵为上公，故此尊称其为周公。周文王在世时，周公就很孝顺，为人处事皆以仁爱为本。
后来辅佐武王伐商纣，因功封地于鲁。周公没有到封国去享福，而是继续留在武王身边，辅佐朝政，为周安定社会秩序，建立统治制度。
见武王犹豫不决，周公就将考虑已久的想法和盘托出，向武王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对武庚采取安抚的手段，将他封于商都——殷，承续殷祀，同时责成他继续施行殷商之祖盘庚的德政。用这个办法来安抚殷商的遗老遗少，防止他们兴风作乱，此举再好不过。二是派驻亲信对武庚及其部族乃至广大东方地区的诸侯国进行严密监视。
武王听后大悦，于是采纳了以上两条建议。殷商旧民见武王不计前嫌，没有派兵前来讨伐，无不击掌称快，暂时避开了巨大的战争压力，也就俯首归顺，作了周朝的臣民，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武王则未雨绸缪，防止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在原来殷商京畿河内地区建置三监，封他的弟弟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叔处于霍，他们有一项共同使命，就是各负其责，监视武庚和自己所在地区的治安，一旦发现武庚有叛乱之心，就向武王汇报。历史上称这三人为“三监”。
历史词典
西周的法制
西周时期的司法审判制度有了较大的发展。西周王朝的主刑机构在处理狱讼事务时，纠纷双方都必须到场，审判时用五种方法来处理狱讼：一是辞听，二是色听，三是气听，四是耳听，五是目听。也就是说通过观察发言者的神态气势，判断其中的是非曲直。
为了司法的公正，在断案时还要“讯群臣”、“讯群吏”、“讯万民”，通过广泛地征询群臣、群吏、万民的意见，来决定对犯罪者判以重刑或轻刑。西周时期的主要刑罚有监禁、五刑、五罚、五过等。
西周的贵族可以享有一定的特权，审理案件时，命夫、命妇不必亲自出庭，而是由其下属代之出庭，以免亵渎其尊贵的身份。周代还规定，周王同族的人如果犯罪不在市朝公开行刑，以示对王族的尊重。
对于犯法的贵族，在议刑时也有种种名目予以开脱，即所谓的“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对于亲亲、故旧、贤良、能者、功勋者、显贵、勤劳官事者、宾客等八种人，在议刑时可予以宽容，从而使罪犯得以减刑或赦免。这反映了西周王朝司法审判的阶级性质。
在中国历史上，被人们与孔子并称为圣人的只有两位，在唐宋之前是周公，唐宋以后是孟子。周公与孔子并称的时候，也是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可见周公的地位甚至要高于孔子。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周孔地位渐渐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了平起平坐的局面，周公被称为“元圣”，封为文宪王;孔子则称“至圣”，封为文宣王。周公历史功绩的卓著和个人才华的卓越由此可见一斑。
消灭商纣之后，武王病重，身体日渐衰弱。而此时国家初定，百废待兴，自己的儿子还小，无力担负起如此重任。武王环顾四周，只有自己的弟弟周公可堪此任，便欲传位给周公。
周公听闻兄长之言，哀伤涕泣，却坚决不接受兄长的安排。武王死后，其子姬诵继位，称为成王。但成王当时年龄实在太小，无法处理繁重的政务;国家又是刚刚诞生，立足不稳，内部有权势利益的分配和争夺，外部仍有图谋复辟的殷商残部。为了稳定局势，按照武王的遗嘱，周公毅然担当起治国安邦的重任，辅佐成王，代理朝政。
周公辅政期间，不仅将全身心的精力都投放到治国布政上，同时还非常地关心成王的健康与教育。
周公摄政，前后共计七年。据《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基本概括了周公摄政期间的历史功绩。
虽然周公德才兼备，但在武王死后，由他来代理朝政，还是引起了管叔、蔡叔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无论按资历，还是排辈分，都轮不到周公。
单拿管叔来说，他治下的管国作为周初的一个诸侯国，在当时地位非比寻常。《逸周书·大匡》云：“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王乃旅之，以上东隅。”
也就是说，周武王通过管叔的监控，实现了对东方诸侯的控制。说明管叔是兼王官与地方诸侯的双重身份，直接听命于周王，完全享有控制东方的大权。因此管、蔡等人的权力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监视殷商残部，他们对地方，包括管、蔡之地，甚至对殷地都有了政治统治权。
管、蔡的政治地位因此极高，他们是地方的方伯，相当于姜太公的地位。可以说，管地是周王朝控制东部地方的战略要地。这有利于中央权力对地方加强控制，但也使得管叔和武庚密切了联系，埋下了日后的祸患。
试想，管、蔡在建国之初就受此重任，必然期待着获得更大权力，在武王去世之后，看到周公摄政，他们怎么能容忍重权旁落，自己却仍是一地方国之主。为了发泄自己的不满，管叔、蔡叔就派人四处造谣，散布流言，说周公欺成王年幼，企图篡夺王位。
这些流言也确实起到了中伤周公的作用，不仅群臣和百姓产生疑虑，甚至成王自己都怀疑起了周公。在如此情形之下，周公既不能弃国事于不顾，一走了之，又不能态度强硬不作任何解释。他首先耐心地说服在周初政权中享有崇高声望的武王之弟召公和功勋卓著的姜太公。获得了召公和太公的理解，通过他们稳定了人心，又不断安抚内外，平息争端。
然而，情势愈演愈烈，管叔、蔡叔等人不甘大权旁落，不但不再监控殷商旧部，反而与武庚串通起来发动叛乱。同时他们联合了原殷商在东方的附庸国徐、奄、薄姑等，一时间反周声势极为浩大。
面对如此严峻的斗争形势，周公甚是无奈，却也能沉着应对。周公认为，如果不将动荡根源消除，这种混乱局面会日益严重，此前费尽千辛万苦创下的伟业就可能毁于一旦。
他作为武王托孤重臣，如果不能平息内乱，将无颜面对先王。《尚书》记载周公之言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于是，周公亲拥成王率军东征，对叛臣进行讨伐，第二年就打败了武庚和“三监”。之后又经过两年苦战，最终把全部叛乱之军镇压下去。武庚、管叔被杀，蔡叔也被流放到很远的地方，不久就客死他乡。
在平叛过程中，成王逐渐成长起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已经能独立处断国事。周公见此，大为欣慰，于是还政于成王，成为了千古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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