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书｜反思西方现代性危机、探讨共和理论的深邃著作

潘戈（Thomas Pangle）

政治哲学与社政思想领域当代知名学者、教育家，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人文学院政治系教授、乔·R.朗（Joe R. Long）民主研究讲席教授、托马斯·杰斐逊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加拿大皇家学院终身成员、巴伐利亚科学学会海森堡纪念讲席客座教授。致力于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与平易讲教，精研古典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实践、后现代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的道德哲学基础等。著述颇丰，如《孟德斯鸠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柏拉图〈法义〉译疏》《18世纪北美的共和主义与洛克哲学》《古典理性之光》《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卢梭〈孤独漫步者的遐思〉中的生活智慧》等。

苏婉儿

法学博士，副教授，任教于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专注西方法政传统的观念史与语言语用、法比较学、法权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基础学术史、观念与话语的社会历史构成性、法权精神的汉语化再创造。代表著作《宪制的伦理生命》，译作《康德政治哲学讲稿》《城邦变形记》《希罗典制》等。

作者托马斯·潘戈是施特劳斯学派第二代重要代表人物，是当代英语学界活跃的政治哲学家，颇富思想力度。

在这本书中，潘戈深入探讨了当代盛行的多种后现代主义思潮，揭示了这些思想在反思现代性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肤浅与偏差。他巧妙地将“对解构的解构”嵌入到冷战结束后欧洲文化复兴的独特情境中，以此为切入点深刻挖掘现代大学教育系统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与教育体制中存在的危机。潘戈强调，古典政治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传统或许能为应对当下的社会挑战提供启示和解决方案。

一部因其严肃和晓畅而值得推荐的书：本书是对一个重要观点的既强悍又富于责任感的阐述和论说。

——费什（Stanley Fish）

杜克大学

本书充满学识和智慧，为苏格拉底式辩证在西方传统“伟大群书”中的现代应用给出了强有力的辩护。本书呈现了一个挑战，但凡严肃思索民主和教育的人，皆无法回避。

——卡根（Donald Kagan）

耶鲁大学

潘戈的论辩迫使我构思和表述、加深和磨砺我自己的看法。本书正是辩证的一个出色例证，而辩证，正是潘戈着意捍卫的种种之一，本书因此将为公民教育做出重大贡献。

——麦克威廉姆斯（Wilson Carey McWilliams）

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

潘戈写出了一部思想极为深刻的探讨共和理论的著作。本书至高的德性在于它的严肃性。

——《美利坚政治科学评论》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一部说理严谨又充满激情的书，非常“保守”——如果要贴当今流行的光谱标签的话，但一定能唤醒精神独立的本真欲望。

——《政治哲学》

（Filosofia Politica）

中文版序

托马斯·潘戈

本书出版于1992年，适值冷战告终，未来的版图上正随之浮现出大片未经勘测的文化之海。苏联解体暗喻了一场美利坚及其西方盟友的和平胜利。

我以将某些历久持存的、超历史性的诸究问重又引入公共辩论而回应这一世界历史式转捩点，我所重又引入到公共辩论的那些历久持存的、超历史性的诸究问与“无拘”“德性”“哲学式智慧”这三者之最深邃且最完满的诸意义有关。

我的研究发轫于这样一个佯谬的观察：西方之自由式民事文化，正是在自己已然被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渗透之时，迎来了自己表面上显而易见的胜利，而那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吐露出这样的一种对信仰之浩渺而深彻的丧失：此信仰乃对西方之道德上的与哲学上的诸根基的信仰。如此之诸根基，深嵌于一种关于“诸应然”的规范式科学：此一规范式科学所针对的那些“诸应然”，可从“感官经验性的自然/本性”中发掘出来，构成了超文化性的且超历史性的“自然权利/自然正确”与“自然诸权利”(尤其是私人性的财产诸权利)，开出了恒固不移的法——“‘自然/本性’与‘自然/本性之神’二者之法”(laws of nature and nature's God)，并扎根于诸概念——“自然状态”“社会协定”与“定言律令”这些概念。我主张，当我们的这一信任——我们对这些不可或缺的、隐含于根底上的诸理念的信任——死亡时，我们在或者尤其在这一胜利的历史时刻也深陷于一场精神危机了。冷战，这一与伟大对手的遭逢，曾让西方得以不必遭逢自己智识上的诸根基的销蚀或衰朽。然而，伟大对手的陷落，也让处在西方的我们被迫去面对并抗击我们的这一无力——无力再去发现我们的民事文化由之萌发并赖以生长的那些哲学上的诸原则依旧是靠谱而可信的。

今天，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自由西方的这一精神危机仍未消退，反倒愈演愈烈。构成“自由‘现代性’”的那些道德上的诸原则，在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康德的各部专论之中，得到了最强有力的构思和表述。这些思索者们，引领了一场成功的革命，这场被称为“启蒙运动”的革命，煞费苦心地掀翻并替代了先前的那一伟大传统，即“‘古典式’政治哲学”这一伟大传统，这一植根于希腊—罗马版的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之中，也植根于中古诸基督教政治神学家(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之中的伟大传统。我主张，为了找回我们可以信赖其“真”的那些根本性诸原则，我们需要去重启并重思那一伟大的哲学式交锋，并且需要在该交锋之中替我们自己再度论辩。那一需要去重启、重思并在其中替我们自己重去论辩的伟大哲学交锋，即“前现代的、古典式的、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哲学”与“启蒙运动之中的、现代的政治哲学”之间的交锋。

这是在重又上演“古今之争”，而据我的建议，这样的一番重演，会让我们发觉，我们的、启蒙运动中的那些关于此二者——即“属人自然/本性”以及“自‘该自然/本性’派生而来的诸规范”——的根本性的诸观念，是值得被给予相较于其从今天哪怕整个智识界那儿所获得的都更大也更多的尊重。但是，我也指出，我们会发觉，关于“属人自然/本性”的那些现代的、启蒙运动中的诸观念，其中的一种决定性的囿限——一种肤浅轻薄、一种过度简化，也会昭然现露，一旦该诸观念被放置在了为反驳这样的观念——种种由古典式的、苏格拉底式的哲人们所详尽阐述的、关于“规范性的属人自然/本性”的更深邃也更宏阔的诸观念——而给出的论辩之中的话。正如我在本书导言中所说的：

通过重新借用“古典民事理性主义”，我们或许会得到一种框架：这种框架将现代理性主义的最有政治性义蕴的诸发现，整合进了这样一种关于“人/人性/人道”(humanity)的观念之中，关于“人/人性/人道”(humanity)的这种观念将公允地对待全部范围内的属人疑难与属人潜能，并且其方式、其程度，都将是现代理性主义从未取得过的。正是着眼于激发读者严肃地探究在这一确实怪异并且肯定也是可辩论的论点之中是否有着可能的“真”，以下的篇章得以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