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
一边是竞争激烈、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大城市；一边是生活单调、“熟人社会”主导的家乡，“留不下的北上广，回不去的故乡”，正在成为当下无数年轻人的心声，也成为每年全国两会上，一个关乎数亿中国人口迁移的重要民生话题。
人口迁徙、流动人口管理和户籍制度改革一向是全国及地方两会热议话题之一，而北上广深几个一线城市人口高度集中的现状，以及由此对全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利弊影响，更是热点中的热点。
不足1%的国土面积上，却拥有占全国总人口数5%的常住人口、贡献了12%的全国GDP，丰富的就业机会、宽松的创业空间、领先全国的收入水平、较为完备的公共服务……北上广深，无疑是很多中国人的终极梦想。但近年来，随着人口的集中，拥有房子、车子、户口的代价越来越高，局促的卧室、拥挤的车厢、刺鼻的雾霾、攀升的物价，在大城市生活的压力，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数千万人次主动或被迫选择逃离，返回家乡。然而，当早已习惯大城市节奏的他们重新站在乡土之上，却发现，已经无法适应家乡的单调生活、有限资源、人情社会，“逃回北上广”在所难免。
“留不下的大城市，回不去的故乡”，是当下无数年轻人的心声，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民生话题。腾讯QQ大数据一项针对全国5334万北上广深外来人口用户的网络调查显示，12%的人在2015年春节假期结束后没有再回来，广东、江苏、河北、山东、湖南、浙江的一些城市成为他们新的落脚点。但是，在诸多逃离者中，又有近三成人打算重返北上广。
网络问答社区平台“知乎”上，一则有关如何看待从“逃离北上广”向“逃回北上广”转变的提问，已被浏览340余万次，近370人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数据观察。
从逃离到逃回的转变背后，隐藏着家乡与客乡间资源和观念上的巨大鸿沟，它将北上广打造成一座座“围城”，在倍增的生活压力与机会面前，里面的人想逃出去，外面的人想挤进来。利益的权衡、户口的有无，乃至阶层和政策的分化，都将伴随去与留的挣扎，甚至左右着中国数亿流动人口的迁徙故事。
“在今后较长时间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仍是中国人口变动的主要特征。”在国家卫计委最新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中，包括逃离和逃回者在内的流动人口规模高达2.47亿人，相当于全国每6个人中便有1人来自外地，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突破3亿大关。届时，北上广及周边城市群仍将是流动人口最为青睐的目的地，人口的迁徙、去留的挣扎或将更为激烈，这些变化都将对其家乡和异乡带来巨大影响。
“北京就像一道选择题，同老家比，这里的机会更多，生活更充实，确实是一个值得一拼的地方，但在这儿打拼的时间越长，越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永远追着房子、车子、医疗、教育跑的奴隶，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压力太大了。”来北京读书、工作7年后，天津女孩付莹选择“逃离”。
“逃离”前，付莹在昌平区一所公立学校任教，由于地理位置偏远，朝七晚五的教学生活之外，吃住都在学校。一向精打细算的她算了笔账，自己月薪为4000元，如果学校不提供食宿，日常开支十分巨大，光是在学校附近租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卧室就要花费近2000元，还不包括均摊的水气电网、供暖、物业等费用。如果再算上看病、购物、探亲等额外花销，一年下来工资所剩不多。如果要在学校附近买房，每平方米4万元的二手房均价令没有户口和编制的她压力倍增。
认为“看不到未来”的付莹向学校递交了辞职报告，和丈夫搬到河北廊坊定居，那里距离老家和北京都不远。更重要的是，同样的工资水平在廊坊能换来更为余裕的生活，毕竟仅与房子相关的开支就能省出一半多。
2015年，腾讯QQ大数据显示，约1084万人做出了同付莹一样的选择。该年北上广逃离率为12%，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北京更以19%的逃离率成为人们最想逃离的城市。
“学历、技能等自身条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提供就业机会、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落户难度、子女入学门槛等城市环境，是左右外来人口去留的两大关键因素。”田明在调研北京、东莞等地流动人口时发现，许多年轻人离开家乡时比较理想化，更愿意去北上广等大城市打拼，但当他们逐渐发现当地就业压力大、生活成本高，“逃离北上广”便成为这些城市新移民的无奈之选。
《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6）》显示，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经济和家庭人际方面的压力感均高于其他城市，物价、交通、收入、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都是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
城市户口，由于意味着固定的身份和房产、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特权，成为不少人眼中融入城市最有力的证明，而这也是留在北上广深的主要障碍之一。
加上近年来北上广相继出台设置人口规模上限、疏解中低端产业等诸多遏止流动人口汇聚的政策，人多车堵、竞争激烈、房价物价高，乃至频繁而至的雾霾天气都化作巨大的现实压力，不断抹消异乡人对北上广的憧憬与期待。
2015年，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与北京工业大学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无法在京置办房产、看不到职业发展前景、经济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近八成外地大学毕业生或在35岁前选择逃离。
但显然，逃离和驱离并不都意味着终结。
2016年，柯俊放弃了江西省厅公务员的工作机会，到广州一家新媒体公司寻梦。短短半年内，并不理想的薪酬待遇及与同龄人事业上的落差，促使他逃回县城老家，在家人的安排下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但很快，单调的生活、贫乏的圈子，甚至亲戚的嘘寒问暖与频繁安排的相亲，都令这个早已习惯大都市便利的年轻人倍感绝望，感觉“整个人都要废掉了”的柯俊决定逃回广州。
柯俊并非唯一逃离又逃回的人。上述腾讯QQ大数据调研发现的1084万名大城市“逃离者”中，接近三分之一的用户也有同样的打算。
“知乎”上，有关逃回北上广的探讨已被浏览了340余万次，获得最多赞同的用户多少道出柯俊们的心声：“当初嘴里念叨着离开北上广，到家才发现自己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与大城市相比，小城市更加靠关系、‘拼爹’，反而大大弱化了个人奋斗的希望。不思进取的生活方式，观念的代沟，思维方式的差异，精神生活的匮乏，一眼便望得到头的生活……还是回北上广深吧。”
逃回的背后，是人们对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和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的不适应。
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调研发现，四线及以下城市除交通和住房压力感低于一、二线城市和全国平均水平，其他经济压力并非最低，收入、教育、医疗、健康、赡养老人、工作、学业等其他压力仍逼近全国平均水平。而其在家庭人际和就业方面的压力更是高于整体平均水平，有些甚至不亚于一线城市。如承德、肇庆、舟山等四线及以下城市的就业压力高达3.93，仅次于得分3.97的广州，比北京、天津、深圳等其他一线城市高出不少。
这一结论同样被写入当年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认为逃离北上广，返回小城市后，工作机会减少，做什么都要“拼爹”拉关系，“身在异乡为异客，回到故乡仍为异客”正是对逃回者心态最为形象的描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专职研究人员王业强曾对媒体表示，由于整个社会资源错配，一线城市发展机会多、收入高、压力大，而三四线城市工作机会少、收入低、拼关系、压力小。“从个人发展机会角度看，到哪儿发展，主要看你考虑生活成本压力还是职业发展成长的压力。”王业强说。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总数达2.47亿，比上年减少了600万左右。田明认为，中国流动人口在经历20年的快速涌入期后，开始慢慢沉淀下来，随着在外长期居住和实现落户的流动人口比例快速上涨，稳定性越来越强，未来全国流动人口的增幅可能还将不断下降。这种下降一方面是农村人口减少造成的，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落户。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畅、付莹、柯俊为化名。）
记者/卢伊
编辑/孙杨 制图 美编/黄静
新媒体编辑/丰泽 马茹均
本文节选自《“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7年第7期，总第608期。
《朝鲜艳谍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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