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新反犹主义”：“反犹”与“反锡安”的滑动与交叠 | 欧罗万象·法国

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

撰稿人：杜卿

2月16日的黄背心运动中，法兰西学院院士阿兰·芬基尔克劳（Alain Finkielkraut）遭到一群示威者的围攻。记者拍下的视频中，我们可听到“快滚，狗屎锡安主义者”、“法国是我们的！”等辱骂。这并非近期反犹事件的孤例：犹太女政治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Veil）的画像被涂上“卐”字；一家百吉圈（bagel）店的橱窗被写上Jugen（德语“犹太人”之意）；为纪念Ilan Halimi（2006年，这位犹太青年被一帮郊区青年绑架、谋杀）而植的两棵树被锯倒；下莱茵省一座小城的犹太人坟墓被毁。内政部长卡斯塔纳（Castaner）宣称，2018年，记录在案的反犹案件（侮辱、袭击、谋杀等）增加74%，达到541起。

犹太女政治家、大屠杀幸存者西蒙娜·薇依（Simone Veil）的画像被涂上“卍”字

此一系列事件引发大众哗然。2月19日，各大党在巴黎组织联合游行，近2万人参加；2月20日，在法国犹太机构代表委员会（CRIF）组织的宴会上，马克龙宣称，将把犹太大屠杀国际纪念联盟（IHRA）给出的反犹主义定义纳入给警察、司法部门、教育部门等等的参考文本（textes de reference）中，即将反犹主义的定义扩展至反锡安主义（antisionisme）的某些层面：将以色列的国家行为归罪给全体犹太人、否认犹太人的自决权力等，都将被视作反犹主义。同时，他不寻求修改刑法，以免“妨碍对以色列政治的批评”。

事实上，新千年以来，以芬基尔克劳为代表的一些犹太知识分子便不断警示“新反犹主义”的兴起，其最主要的特征，便是反锡安主义与反犹主义两者之间意义的滑动与交叠。而马克龙也曾在2017年对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yamin Netanyahou）说道：“我们不会对反锡安主义有任何让步，因为它是反犹主义的一种重塑形式”。上述言论遭到了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抨击，在他们看来，混淆反犹主义与反锡安主义是在为以色列愈发极端的政治政策竖挡箭牌。

马克龙与内塔尼亚胡

为梳理反犹主义与反锡安主义的错综关系，本文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将追溯反犹主义在法国的演化史，看到反犹主义如何与不同的意识形态嫁接并被不断重塑；在第二部分，我们将关注新千年后的“新反犹主义”，我们要强调的是，新反犹主义自然基于事实，但也是亲以色列的知识分子在媒体与知识分子场域的话语权争夺中所建构的产物。以及，虽然反犹话语始终以中东问题为动力，但它最终都会化为法国自身社会文化冲突的有机组成部分。

历史学家沃尔科夫（Shulamit Volkov）曾在研究19世纪末德国犹太主义时提出“文化代码”一说。她认为，反犹主义属于当时公共话语中的次要议题，多数时候，它是一整套更宏大的意识形态“套餐”（package deal）或价值取向所给出的代码或暗号。以她的理论为依据，我们可以看到，二战前与二战后，反犹主义在法国经历了一次意义转换。

法国大革命后，法国成为最早解放犹太人的现代国家。然而，正如阿伦特所言，现代的反犹主义却诞生于犹太人与其他一切民族群体间日益平等之时。这时反犹主义的主导方无疑是右翼阵营。首先，种族主义为其提供助力：人种学与语言学等新科学的兴起，雅利安/闪族间的对立被不断传播，古代以宗教为基础的反犹太主义（antijudaïsme）转变成了以种族为基础的“反闪族主义”（antisémitisme，一般被译为“反犹主义”）。其次，通过政治组织的创立（在法国最早的代表，便是记者德鲁蒙[Edouard Drumont]和他建立的“反犹太主义国民联盟”），反犹主义化作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右翼反犹主义在20世纪初的顶峰，便是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围绕一位名叫德雷福斯的犹太军官是否叛国这一问题，法国分裂成两派，争议了十余年之久。反德雷福斯派多为右翼，在他们口中，反犹主义往往与支持国家最高利益与民族维护等话语体系相连，背后是学者维诺克（Michel Winock）所称的“封闭式民族主义”（以身份焦虑与历史悲观主义为基础，与法国大革命式的“开放式民族主义”相对）。

值得一提的是，反犹主义在法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布朗基等）与工人运动中也不鲜见，但与右翼不同，他们是出于反资本、反宗教的立场：犹太人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罪恶化身，或是笃信宗教的保守分子。只是，当反犹主义变成了右翼意识形态的一个标志后，左翼阵营才在德雷福斯事件时与此切割。

30年代开始，右翼反犹主义再度肆虐，此后的纳粹占领与维希政府已众所周知。二战后，反犹主义被长期压制，却在六七十年代，在极左派中，作为另一套左翼意识形态——第三世界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代码被激活。而这又与锡安主义和巴以冲突密切相关。

作为对德雷福斯事件与同时期俄国排犹骚乱（pogroms）的回应，奥匈帝国的一名犹太记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在1896提出锡安主义（或称“犹太复国主义”），认为犹太人必须聚集起来去往一处应许之地生存。之后，锡安主义者们选定了如今叫作以色列的土地。二战前，锡安主义在法国鲜为人知；二战后，气氛完全改变。1948年，以色列成立，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法国社会几乎一边倒支持犹太一方。那时，人们还不知道，以色列借用战争实施内部清洗，80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

经历50年代法以关系的黄金期后，第五共和成立、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戴高乐开始缓和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随后，1967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萨特主持的《现代》杂志发表了一期广为人知的以色列特刊，Maxime Robinson在其中写道，以色列的建立，是欧美扩张、殖民运动的组成部分。对以色列殖民问题的讨论自此而起；两周后，以色列发动六日战争，大挫阿拉伯国家，趁机扩张领土，法国政府转而批评以色列的战争行径。几个月后，戴高乐在一次讲话中称犹太人“精英、自信、善于支配”，引发巨大的争议，重新激活了“犹太问题”。

左翼与极左翼对以色列的批评总以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尤其与仇美情绪相连）为框架，例如，当时的一份请愿书揭露了以色列的“兼并主义野心”，其行动“客观上加入了美帝国主义发动的总攻势”。这种反锡安主义中的一部分也走向极端，与反犹主义产生交叠。根据学者塔基耶夫（Pierre André Taguieff）的研究，他们时常将以色列的锡安主义幻想成一种“世界锡安主义”（sionisme mondial）”，即一种认为分布各地的犹太人正团结一心密谋统治世界的世俗神话，其中的大量参照，来自对20世纪初流传甚广的犹太阴谋论（以《锡安长老会纪要》为代表）的再度挪用。

不过，这时的反锡安主义对大众影响甚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70年代的恐怖袭击（尤其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以色列运动员被袭击的惨案），也使原本支持它的许多极左派产生摇摆。这种情况在80年代有了转变。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阿拉法特被围困在贝鲁特（Beyrouth），后被法国总统密特朗派兵救出。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intifada）爆发，阿拉伯平民用石块对抗犹太军队，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同情。以色列的暴行，加上阿拉法特的外交攻势，使得以色列在主流舆论中的形象，从二战的受害者与英勇的反抗者，转变成了侵略者。

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中，巴勒斯坦平民向以色列军队丢石头。

反锡安主义日益主流，其中极端的反犹话语也逐渐渗入公共话语空间。极左翼中的一小部分极端反锡安主义者，从70年代开始发展出了一条新的反犹思路：否认大屠杀存在的“否定主义”（négationisme）。其代表人物佛里松（Robert Faurrisson）认为，大屠杀是以色列为获取同情心进而称霸世界而造出的阴谋。佛里松吸引了不少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在他被告上法庭后，他还得到了乔姆斯基对其言论自由的支持。许多否定主义者随后都转向了极右阵营。

在极右翼，国民阵线（FN）领导者老勒庞（Jean-Marie Le Pen）也一直以用各种曲折的方式表达对犹太人的仇恨而闻名。1985年，他指责几个犹太记者为“这个行业的耻辱”，1987年又称“毒气室是一个二战历史中的一个小细节”。应该说，二战后，对维希政府的集体记忆进入了一段压抑期，政府出于不愿民心分裂的态度，在战后采取安抚和大赦政策；法国历史学家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回避维希政府与犹太屠杀问题，这种暧昧的气氛为反犹话语再度进入公共空间提供了机会。不过，反犹话语也引发了反弹。历史学家推出详实的论作，也推动并参与了政府对二战战犯迟来的审判。1995年，希拉克总统终于承认，法国政府对二战期间抓捕、遣送犹太人的巴黎冬季自行车馆大抓捕行动承担责任。总体而言，反犹主义在2000年之前并不兴盛。

以上便是对20世纪法国反犹主义的回顾。值得提醒的有三点：首先，左翼与右翼反犹主义是相当粗略的分法，无法穷尽反犹主义的多样形式；其次，虽然在历时性上，我们说反犹主义有一次意义转换，但不代表先前的反犹主义消失不见，相反，在共时性的任意时刻，反犹主义都是处于混杂的共生状态，后出现的类型通常也在先前的反犹主义中吸取资源和养分。左翼反犹主义并非法国的孤例，比如近年来围绕着英国工党以反资本主义阴谋论为基调的反犹主义争议、美国索马里裔穆斯林议员奥马尔指控犹太人操纵美国政坛等，都是其在各个国家不同发展的例子。

2018年巴勒斯坦示威者的照片被国际左翼拿来与法国大革命时期象征“自由”的著名油画对比，在西方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广为传播

英国新布尔丁斯，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的边界附近的景象。目前两地边界并未设立哨卡。 来源：视觉中国

随着第二波巴勒斯坦起义、911事件与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法国反犹事件在新千年飙升，其巅峰在2000年与2002年，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CNCDH）的调查显示，1995至1999年，反犹案件不超过100起，却在2000年飙升至743起、在2002年有932起。芬基尔克劳不无夸张地将2002年称为“水晶之年”，与第三帝国的“水晶之夜”对应。社会学家威维沃卡（Michel Wieviorka）将反犹行为分为“反犹严重案件”——2000-2004年，数十座犹太教堂被纵火、十几个学校和犹太社群被袭击——与“反犹总体氛围”，即透过言语、涂鸦、恐吓等散发出的仇恨，和社会各领域某种程度上对仇恨言论的容忍。除了将这些反犹事件归咎于国际形式，威维沃卡还提到大屠杀回忆的进一步衰落，尤其出现了一种“受害者竞争”，犹太人被指责“垄断历史中的受害者地位”。

之后，反犹事件在起伏中呈下降趋势（至2017年），但依旧发生过许多被媒体大量报道的严重案件，如几位犹太人（如上文提到的Ilan Halimi）被杀案件、2012年图卢兹一所犹太学校的袭击事件、2015年巴黎恐袭时一家犹太商店被恐怖分子袭击的事件等等。同时，在大大小小的游行中，我们都能偶尔听到“犹太人去死”的口号。黄背心运动也未能避免。这证明“反犹总体氛围”的持续存在。

法国举行全国集会对抗反犹主义

特别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后，法国渐渐陷入政治和制度危机，常常与对精英与体制的仇恨挂钩的反犹言论因此很容易冒头。若以黄马甲运动为例，虽然它绝非一场反犹运动，它的核心诉求，与种族问题毫无关联，但是，黄马甲运动高度的混杂性和去中心化，导致它很容易成为仇恨言论和阴谋论发酵的空间。比如，游行的积极分子们拒绝国家的合法性，将政府视为富人的代言人，便很容易因一直以来的将犹太人与金钱挂钩的文化偏见，将法国视作犹太人国家，将马克龙视为犹太总统（而且马克龙曾在罗斯查尔德银行供职）。

这些反犹事件的肇事者，要么是光头党（skinhead）等极右派，要么是年轻的郊区北非移民。因此，以塔基耶夫与芬基尔克劳为首的许多知识分子声称，一股“新反犹主义”（这一词语应是从美国传来）横空出世，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反犹主义与反锡安主义的进一步交叠，这一交叠体现在反犹话语的“伊斯兰极端化”之中。他们指责穆斯林群体，认为他们深受阿拉伯国家的宣传影响，体现出一种“救世反锡安主义”（antisionisme rédempteur），即将以色列视为国家与国际上所有罪恶的来源，通过摧毁以色列国，世界将变得更好；他们进而指责左派和极左派，认为后者创造出一种“伊斯兰-左翼主义”的氛围，从而包容对犹太的仇恨言论。

在他们对反犹主义与反锡安主义关系的论述中，我们很容易找出一个缺陷 : “对以色列政治的严肃批评”与“极端反锡安主义”之间的界线十分含糊。在塔基耶夫的定义里，将以色列描述成“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类似南非的“种族隔离国家”等等，都被视为以色列的极端反锡安主义，即反犹言论。然而，锡安主义从源头开始，便是一种分离主义：赫茨尔不相信犹太人可与其他民族共存。虽也存在马丁·布伯（Martin Buber）这样的人道主义锡安主义者，但在以色列建国后，其政策完全是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与隔离，早期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左翼锡安主义也被后来的右翼锡安主义收编。2018年内塔尼亚胡治下，议会所通过的犹太民族国家法案，是对这一分离主义的极端表达。以国际法而言，以色列当然属于非法侵占土地的一方，加上其国内对待阿拉伯民族的不平等政策，为何不可批评以色列在进行殖民运动？要知道，以色列的“新历史学家”们早就对以色列的殖民和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有了详尽的研究。这一定义，完全是在为杜绝对以色列政治的一切批评而设的挡箭牌。他也将“彻底否定以色列的存在基础”作为反犹言论的表现之一，然而，一方面，Shlomo Sand等犹太学者指出，作为以色列建国底基的“回归故土”全然是虚构的神话，那这算不算彻底否认以色列的存在基础？另一方面，否认现在的以色列，不代表否认犹太国家不应该存在，而是应该彻底改变锡安主义长久以来的分离主义模式，寻求各民族共存的新模式。

当地时间2018年10月22日，加沙，巴勒斯坦示威者在海滩地带挥舞国旗并焚烧轮胎，示威抗议以色列军方的封锁。

事实是，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知识分子们，通常会将反犹主义工具化，借此攻击与他们政见不合的知识分子。比如，社会学家莫兰（Edgar Morin，神奇的是，他是犹太人）因其“以色列的犹太人作为隔离制度受害者的后裔，却在隔离巴勒斯坦人”言论、中东专家Boniface因其“我们不能一边反抗反犹主义，一边合法化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压迫”言论，都受到一帮亲以色列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攻击，甚至被告上法庭。吊诡的是，这些以反犹主义为武器的人陷入了自己所挖的陷阱：他们也与他们所反对的反犹主义者一样，把全体犹太人与以色列划上了等号。

浏览塔基耶夫的著作时，我们发现，他不断抱怨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妖魔化，却对以色列的政治缺陷一字不提，并且不断陷入亨廷顿式的“文明的冲突”的思维模式中。“文明的冲突”在芬基尔克劳处更为明显。从他的代表作《思想的失利》（La Défaite de la pensée）开始，他便处于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抗拒与对法国自身文化价值衰落的恐惧中，他宣扬法国大革命的普世主义，而把以赫尔德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作为将“文化”变成“我的文化”的相对主义的元凶。但新近，他却将这一切怪在新的替罪羊——穆斯林族群——身上。他将穆斯林文化本质化，认为其与法兰西不可相容。在2013年的《不幸的身份》（L'Identité malheureuse）中，他写道：“当网吧叫作Bled.com（bled是阿拉伯语“国家”的意思），当肉铺与速食店做起了清真食物，居民仿佛经历着让人发慌的流亡；当他们看到信仰伊斯兰人数的增多，他们疑惑自己身居何处”。不知道这与19世纪瓦格纳所恐惧的欧洲社会“犹太化”（Verdujung）相差甚几。2005年，他称法国足球队“黑黑黑”，是“全欧洲的笑柄”，更是引起轩然大波。况且，法国的去殖民化过程不仅带来了大量北非的穆斯林移民，也让原住阿尔及利亚的12万多犹太人进入法国，他们多为虔诚的教徒。法国原先的强势同化政策的减弱，也使得犹太移民比以往更容易社群化，并拥有更多的犹太意识。芬基尔克劳为何不抱怨他们呢？如许多批评者所言，芬基尔克劳维护犹太国，是在怀旧中维护一种单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拒绝混合型社会的既成现实。当他说“反犹主义”时，他说的是“民族国家的覆灭、边界的废除、人种与文化的混杂、对失去身份的执念”。我们或许可追溯到柏拉图对“单一的既定形式”的偏爱和对混合政体的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