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林毅，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第一份工作在检察院。
我主要从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工作之余，我和小伙伴成立了一个内容生产团队——微思客。我们从不同的专业背景关注公共生活，也会举办一些线上线下的沙龙，邀请一些有趣的年轻人分享有趣的议题和他们的生活，也是吸引了很多人关注吧。我本人得空会写一些文章，微思客北京地区的沙龙也是我自己在组织、主持。
从工作量来看，这两份不同事务有时会有冲突，让我觉得疲惫，做本职工作同时，微思客于我也有一些写作要求，组织沙龙活动，团队运营工作都会占用我很多时间、精力。但我不认为这两份工作存在真正冲突，我很认可现在年轻人追求多种不同的身份——所谓“斜杠青年”。
在微思客，我能够接触到不同背景经历的“体制外”朋友，有很深入的交流，使我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更从容自信的姿态，这让我在体制内不至于趋炎附势、卑躬屈膝，不会妥协于权力、潜规则，体制之外的身份，让我有了随时离开体制的能力和自信。而体制内检察官的身份，则让我从容一些。
某种程度上讲，这一身份还是有一定的社会认同，也能给我带来职业尊荣感，可以实现我以平等心态去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学者长辈、年轻人进行思想交流，而不是仅仅以学生的姿态有求于人。两种身份的相互促进不止于此，我在职业以外的写作和公共参与实际上对我的能力亦是不断地提高，也能让我在体制内工作中有更多思考。
初读《走进生命的学问》
我先知其人，才读其书。
在此之前，我参与了周保松老师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读书沙龙，是一次原典阅读。这次沙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周老师带领我们逐字逐句地阅读《正义论》的一个小章节，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只读了一两页，但是确实是把书读得厚了。
我第一次真正领略到了原典阅读的魅力。另外，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周老师只带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正义论》，这两本书他都读到陈旧不堪，有的部分已经脱页了，书上密密麻麻的都是笔记，可以说他对阅读是非常认真和勤勉，之所以有这种态度，他在《走进生命的学问》里也介绍了，《我的哲学之路》里记录了他看见哲学家柯亨的《正义论》也是读到全散了，密密麻麻也都是笔记。可能这些学者的学问和为人对他影响很大。
这本书里也讲到了这些学者对他的影响和他观察到这些学者怎么做学问、怎样为人。他将这些都记录了下来。
周保松的学思历程
在这本书里，周保松老师很坦诚地讲了自己的学思历程，《一个人的移民史》和《我的哲学之路》非常完整地展现了他的经历、他的求学经历、观念养成的历程。
比如说以移民的身份，他以移民的身份经历了内地和香港社会观念的冲突，对其中的身份焦虑和对移民不公平的待遇，让他产生困惑，促使他开始思考一些重要的议题，或者说激发他找到答案的欲望，他希望能找到安生立命的东西，最后他找到了政治哲学，希望能借此解惑。可以说年轻时候的困惑和焦虑会影响一个人未来的身份选择。
周保松老师这本书相比于其他书的优势在于，它写在我们这代年轻人共同经历的时代，而且阐述了他与我们共同面对的困惑和焦虑，更难能可贵的是周老师的思考是不断延续的，他最新出版了两本杂文集《在乎》和《小王子的领悟》，都延续了《走进生命的学问》里强烈地对社会的关怀和个人省思。
从我个人来说，2013年毕业季我刚好面临继续求学还是工作的两难选择。当时我最大的困惑是我连“司法实践”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对要做什么学问、怎么做学问模模糊糊，更遑论有问题意识了。在这样的困惑支撑下，我选择进入检察院，从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从事司法实务工作。四年过去，我很庆幸当时做出的选择。
司法实践中有很多细致的体验，我从每个案件中观察到很多行业的秩序崩溃。官员涉嫌职务犯罪，实际上就是行业里一些标准是失序的、一些秩序是崩塌的。
我从观察过程中，反身去观察行业、观察自我、观察司法体制运行的样貌。对我来讲，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之间是怎样的关系，面对社会不断地演进、组织不断地更迭，个体如何自处等等，可能已经超越了司法实务这类具体的问题，同样会带来非常大的困惑。我为这种困惑感到欣喜，一方面是我觉我还有困惑，我还有问题意识在，一方面是我对生活还保有非常敏锐的触觉。
周保松老师的这本书支持了我的这些观念和选择，他认为做学问并非要读硕士、读博士，并非要有一段求学的经历才称得上做学问。
做学问是一项思考的事业，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有问题意识就会持续地产生困惑，为了解惑我们就会寻找解决的路径，就会寻求一些社会学科的分析框架，去阅读、观察、自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思考，去攫取一些想法，从而解惑，当然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新的困惑，这就是良性循环了。
这是做学问的最佳状态，而不是仰赖某个学校，或者为了写论文了才寻找问题，寻找困惑。将思考融于生活，这是我从周老师书中得到的启发——持续抱有问题意识，对生活对社会抱有好奇心、求知欲。
求学不是为了学历和学位。学习是为了困惑学，为了解惑学。
有困惑，有问题，推动自己不断学习，不断解决问题，持续阅读，持续与同道交流。有的人会觉得有必要在一段时间内静下心来阅读思考，不受外界的干扰，那就回到校园。这时候可能就要排除功利的思考，全身心投入，也不要受年龄的限制，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要本科硕士博士这么一路读，读到快要三十岁了然后赶紧成家立业等等，像你说的那种解惑的方式更好，如果觉得有必要在校园环境里，那就回去，三十岁也好、四十岁也好都不是问题。
媒体语境里的周保松
阳光下上课 | 周保松微博
大多数读者不是最先了解周老师的书，而是先知道他深度参与香港一些运动并且持续表达看法。我自己是先读书，然后再去认识他。我觉他是一个温和的长辈，一个很好的学者。
特别是这两年，因为一些事件的原因，他可能会给人很强烈的印象，但我一定程度上相信文如其人，特别是他这么长时间大量的写作所展现出来的个人的状态，包括他对自己个人经历的描述，另外，我见过周老师一次，我的一些朋友也是周老师的好友，在我的观察来看，周老师是一位善良正直、勤勉热心的学者，很大程度上也是公民的典范，他通过自己的写作，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来切实推动香港社会的发展。
其实从媒体这个角度来看，我曾经就香港的“七警案”——七警案就是香港的七个警察对示威者实施抓捕后进行报复性袭击，受到香港法律的否定评价——我曾经就这个事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在微思客上，我分析了内地媒体对这件事的强烈偏见，这一系列偏见里也包括了对周老师的偏见。
在我看来，媒体的偏见极不负责任，甚至会加深内地和香港民众之间的误解，产生互相仇恨的情绪，这是在践踏媒体的职业操守。而且，深陷这种垃圾情绪的民众，很难有同理心和平和的心态去理解香港社会正在面临的一些复杂处境，也因此，我们会看到周老师微博下面充斥很多内地民众谩骂、嘲讽甚至威胁的留言，这些现象是非常让人气愤而且觉得可悲的。
两个社会会有一些差异，但我觉得我们最基本的诉求是基于平和的、理性的姿态去互相理解和包容，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实现有效的沟通，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种状态，周老师的文字就在实现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相信很多看周老师文章的年轻人，他们更多也愿意怀着一种平和的、宽容的心态去理解弱势群体，关注社会不公，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抗争，去实现一些共同的诉求和愿景，我非常反感这种谩骂威胁的过激言论，我觉得媒体有责任不去助长这样的对立仇恨情绪。
判断事物的基础
有一种说法：内地的媒体在报道香港时或许会带有内地意识去报道，香港媒体更愿意报道激进的话题，借此去理解现代大陆的社会和这个时代的中国。
这个问题我们要去考证，看看香港媒体是不是真的这样，它所占的比例是多少？同样的关注他们当地社会的报道是多还是少，真正关注内地的多不多，我们要做一个区分，这样我们才能考证香港媒体报道内地社会是只存在一家之言只有一种价值取向，还是多种观念多种取向的舆论竞争。
虽说我们在做完这些事实梳理后，我们再去做一些提问，香港媒体和内地官方媒体在做同样报道时存在的不同和价值取向，那我们如果关注内地媒体的话，对香港社会的报道、包括对台湾的报道是受到强烈的干预的，这种干预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未必对于我们了解香港社会、其他境外社会有帮助。
政见团队创始人方可成之前写过一篇非常棒的文章《我们在粪便般的信息环境里生存》，
大概意思是说内地民众身处在一个垃圾信息的包围之中，以至于我们在对一些事件作出判断时基础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坚实，我们所处的信息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以至于愚蠢而不自知。
价值中立
周老师在他这本书的《大学》部分里提到一个观点，现在大学常常主张知识产生要保持价值中立，影响到很多学科都不怎么讨论价值，传授的学科也不怎么真正地去传授价值。
这一点我赞同周保松老师的主张，他认为大学应有基本的价值追求，一是追求真理，二是坚持正义，不容忍道德上错的事情。
实际上，这里对“价值中立”有个误解，我们应当进一步追问，你们说的“价值中立”，是真问题吗？还是因为你们刻意回避，或者没有想清楚？比如之前非常火爆的快播案，辩方在庭审中就以“技术中立”作为抗辩理由，从场面以及舆论的反应来看，辩方通过运用这一观念占据上风。
我们都应继续追问，由代码建立的平台，乃至整个网络世界，真的存在技术中立吗？程序员在写代码的时候，真的没有目的？价值取向，有没有可能蕴藏在目的中呢？有关网络世界同样可以带来压迫和控制这一观念，很早就在莱斯格的《代码》一书里揭示了。另一个例子是，如果存在“技术中立”，那么人工智能就不会像今天那样，带来那么多有关人类价值的争论了。
既然如此，我们不能阻止价值或者观念在大学里讨论，大学应当是一个观念池，学生有权力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选择自己认同的观念。而观念选择的多元，不能算是价值中立，价值中立应该是对一些价值的内涵判断。
在大学里，我们对老师会有一些要求，要求他们呈现不同价值的争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自由主义里的左派右派，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为我们完整地呈现有哪些价值，这些价值之间存在哪些冲突和对立点，这是大学对老师在职业素养上的要求。但这种要求，我们不把它叫做价值中立，不能要求老师不能倾向于任何一种价值，我们可以把它解释进对老师的职业素养要求。但是这种要求如果来自公权力，公权力要求偏向任何一种价值，甚至进一步要求老师得讲某一种价值不讲另一种价值，必须宣扬这种价值不宣扬另一种价值，这种过度干预会带来对学术自由的冲击。
我们要相信学生有权利和能力做一些判断的，哪些是好的价值，哪些是对自己有利的价值。同样，我们也要相信学生对老师也有判断，一些老师在宣扬某种价值的时候，他会认为老师的例子、论证说服不了他，他能从其他途径获取补充，找到能“攻击”老师这种价值的论证，在动态过程中形成学生自己的价值认同。
很多人会认为这样观念上的多元，价值选择上的多元，是大学的价值中立。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状态不应用价值中立来形容，应该能够找到其他的词汇。其实周保松老师反倒认为价值中立是不适用于大学的，他认为大学应该确立一些基本的价值取向。
把学术融进生命，把生命融进学术
周老师的整个求学经历，从他移民香港，产生身份认同的冲突，先是选择商学院再到哲学系，包括在中文大学期间参与大量学生工作，对高校、对社会提出很多的反思、批判、质疑，通过办报、办沙龙来实现，他有很强的的社会关怀和热烈的参与意识。他希望通过这些方式一方面解答自己的困惑，一方面尝试改变一些东西。包括最后他到英国系统学习英美分析哲学，希望通过政治哲学这一学科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分析框架来解答自己的疑惑，理解这个社会。这一切的推动都来自生命本源的经历和困苦，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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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不断地对生活有困惑有思考，通过阅读反思再将这些困惑解答。当一个人阅读越多，会对社会方方面面的触角更敏锐，对社会现象和问题会更敏感，会不断激发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是纯粹的思考乐趣，这与事业到达什么阶段，得到多少赞誉没有关系。
延伸阅读
我当然还是推荐周保松老师这两年新近出版的书
，一本是
《小王子的领悟》，这包含了他在阅读《小王子》这本书时的感想。我惊讶于《小王子》这本书有这么多的侧面，有如此之多值得思考的地方，这些地方又与个人有关切。另一本书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在乎》，是周保松老师这几年思考和经历的杂文汇总，它刚好接着《走进生命的学问》，谈论
2013~2017
年他的新思考、新感悟，尤其对香港这几年面临的复杂、剧烈地社会变迁和冲突的观察和思考，对于内地理解香港社会有很大帮助。
—今日话题—
说说你最近的焦虑吧？
采访 | 亦桥
摄影 | 聂喆
剪辑 | 心路
编辑 | 宗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