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重建
文/谢志浩
引子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乃西学东渐的结晶。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立算起，历经百年风雨。以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先生为代表的教育家，古今贯通、中西汇通、文理融通，确立了蕴涵着“包容的理念、民主的体制、自由的文化”的现代大学精神，形成了中国大学的良风美俗。
1949年以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中国大学传统，便被格式化了。此后，中国大学便走上一条与现代大学精神背道而驰的独特路径。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对大学进行整合，这次“合并”，没有对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来一点必要的反省。前后看似分道扬镳的“调整”与“合并”，实则在同一种思路的支配之下，穿越到一起，对中国大学，必然产生严重后果。
1998年5月4日，主事者出席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大会，希望用不太长的时间，产生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此后，“院校合并”与“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捆绑在一起，成为中国大学“做大做强”的两大助推器。
中国大学的传统精神、制度建设、校庆纪念，凡此种种，都有进行深入思考的必要，下面所列的题目，是大学所必须面对的：目的与功能、激励与约束、调整与合并、路经与选择、教学与研究、一流与底线、重点与普通、校长与书记、国立与私立、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变革、改革与守护、世俗与神圣、独立与依附、包容与褊狭、科学与人文、大楼与大师、校庆与纪念、热闹与寂寞、社团与讲座。
当然，大学值得关注的，不仅是以上这些问题，本文的主旨：回到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等先贤那里，温习大学的传统与精神；阐释『院校合并』的背景与理念；规劝主事者，让『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回到理性轨道。
（一） 传统与精神
中国现代大学，作为晚近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文化单位，自有其世界大学的一般性。欧洲大学以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早，这些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风韵，又都有着共同的大学理念与人文关怀，正如肖雪慧老师在《大学之魂》中指出的：“独立自治、开放、容忍、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禀持理想以及在执守这些传统理念与作为变革前沿之间保持张力，是大学在数世纪中展示出来的形象，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特质。比照比照这些特质，时下中国大学从中可否认出自己？”
学术界公认，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是现代大学的特征。中国现代大学的先驱，都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但，现代中国大学，并不仅仅是西方大学在中国的简单移植。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诸位先生，并没有在留学欧美时把中国文化传统格式化，作为亦新亦旧的一代，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融合得那么好，不露斧痕，水乳交融。
梁治平先生在《法辨》中指出：“虽然中国的进入现代社会不得不以学习西方开始，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完成，又必定是以更新固有传统结束。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只有植根于传统才能够成活，而一种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过程中创新传统的能力，恰又是一种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现。”
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大学中完全可以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为现代大学提供本土经验。中国现代大学的圣人——蔡元培先生是一个具有古典情怀的士人。蔡先生深厚的国学底蕴，不仅不是先生形成现代大学理念的阻力，反倒是一种推动力。百年中国大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三位先贤——蔡元培先生、梅贻琦先生、竺可桢先生，守先待后、文化自觉，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形成了中国大学的文化风格和精神传统。
梅贻琦先生的《大学一解》，就是现代中国大学的绝好注脚，堪称百年中国大学史上的经典篇章。梳理中国百年大学史，惊喜地发现，1949年之前，中国的大学，不论是教会学校，公立大学，或者私立大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定型之后，最不济的，也都达到了大学的底线。在《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史》一书中，伦理学家何怀宏先生，不无沉痛地说：“民国时期的伦理学还是保持了一个较高或较纯粹的学术水准，即便较差的研究也不会太差；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0多年里，伦理学的研究与教学几乎被政治而且是被时政、被政治运动与斗争所淹没，即便较好的研究也无法太好。”这一段话，何怀宏先生，针对的是北京大学伦理学科，其实，放到人文学科或者社会科学领域，大概，除了考古学，概莫能外。意识形态造成的这种断裂或者脱臼，使得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社会科学四大学科，闭门造车，井底之蛙。人文学科，文学、史学、哲学，也是如此。一直到晚近，民国学人的著述，得以重见天日。民国学术著作，往那里一摆，高下立判。当代中国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者，面对老中国的学术著作，感喟不已。
何怀宏先生，保持了可贵的理性和良知，民国学术著作，即使再不怎么样，也保持了一个基本的水准。某种程度上，也从侧面回答了，民国大学，再不怎么样，也有底线。民国大学，风神潇洒，气韵生动，原因在此。
蔡先生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让人感念的地方特别多。老人家在北大的时间并不长，但，蕴育了一种自由的风气。北大百年庆典，自然又引发了对老人家的怀念。这种怀念，仅仅停留在庄严的仪式中，老人家的大学理念和人文关怀，并没有得到重视。
一所好大学，必有好校长。好校长是好大学的灵魂，看看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先生，如何当校长，不知有何感想？一所好大学，必然有出活和好玩的教授，随便翻看一本，老大学的故事，大学教授的神采和个性，跃然纸上。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有趣的教授，多得很。当代大学，有趣的教授，非常稀少。如果有的话，也是苦趣连连。个中原因，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知识分子应该是大学的守护神。人文知识分子在大学有着重大使命和担当。张斌峰先生提出：“中国大学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营建中国新文化”。
郑也夫先生深刻阐释，“大学是知识分子的社区”。“如果说社会上有一个群体可以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它应该是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如果说社会上有一个社区可以超越民族主义的冲突，追求一种更博大的文明，那么这一社区只能是大学的校园。”
当代中国，有一种异己的力量，控制着大学，大学早就不属于知识分子的社区，蔡先生所开创的现代大学传统，突然被『格式化』，也就不是一件令人疑惑不解的事情了。
北京大学法学院，绝大部分教授，对“法学硕士考试模式”向“法律硕士考试模式”靠拢，表示不满。北大法学院座谈会，所有的教授，反对实用化的考试取向，但是，这一切，却改变不了。吐糟归吐槽，却改变不了，该怎么着还怎么着，依然故我。
贺卫方先生愤怒地指出：“即便教师都反对，决策者却依然我行我素，理由是这种研究生入学考试模式乃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意旨。这样的情况表明在有关学术制度的建立方面，大学并没有必要的独立性，教师群体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
（二） 调整与合并
1949年以来，中国大学建立了新的文档，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细细品味这“新”的一页，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有教育行政而无教育事业，有教育政策而无教育理念。于光远先生认为，1949年以后的教育，不是教育思想错了，而是没有教育思想。这种没有教育思想的“教育思想”，与古今中外的教育思想比，确实奇怪：泯灭教育的教育，训练出大量没有节操的“暴民”，一有风吹草动，就打砸抢烧。有时候，主事者，似乎还很享受这种打砸抢烧的“暴行”，因为，这是“奉旨行事”。流风遗韵，不绝如缕，1900年，义和团，1966年文化大革命，2012年，九·一五游行，以至于，2017年到乐天示威。看来，一百多年，一以贯之的是，民气可用啊！主事者看来：“暴民”就“暴民”吧，平常，这都是维护稳定的有生力量——都是“顺民”啊！以前种下某种“因”，现在不收成某种“果”，那才是反常的。
中国大学，摒弃了蔡元培先生所开创的现代大学传统，大学生态系统呈现劣性循环。校长不具备包容的理念，将“大学之道”改换为“政治螺丝钉”或“技校之路”；教授丧失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学生欠缺想象力。
大学校长、教授，没有自由的理念，立志将学生培养成“螺丝钉”或“适销对路的产品”。大学教育的价值理性降格为工具理性。没有包容、民主、自由的空气。
1952年院系调整，是中国大学的一次历史性转型。如果说蔡元培先生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通过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促进了中国现代大学传统的形成；那么，1952年的院系调整，则是对中国大学传统的格式化。
正是1952年的转型，民国大学理念被弃如敝履，形成了今天的大学格局和生态。百年中国大学史可以分成两个时段：1900—1949年，1949年迄今。前一个时期全面向欧美学习，第二个时期向苏联学习。事实并非如此。1949年以后的一个时期，表面上向苏联学习，实际上，蜕化为一种“以吏为师”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全控主义。
理性审视中国的大学，全控主义统辖下的大学，大学精神已经荡然无存，制度安排侵蚀着大学的机体，大学已经成为政治权力和市场经济的双重附庸，并呈现着三个症候：一，大学失去了尊严；二，大学的理念不健全；三，大学的操作僵死。王元化先生指出：“与过去相比，今日大学已成官场，大学不再以学者为荣，举行校庆时，竟以官阶相炫。”
大学与政治、经济之间，欠缺良性互动，大学生态圈呈恶性循环。当代中国大学既是政治的附庸，又是经济的奴仆。出现那么多问题，绝对不是偶然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学合并，依然延续政府干预的传统。当然，在主事者看来，属于正常的管理。既然，大学属于国家事业单位，那么，政府履行职能，进行正常的管理，题中应有之义，再正常不过。
1994年底，“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座谈会”确定了“共建共管、合并学校、合作办学、协作办学、转由地方管理”等五种形式的改革方案。1997年明确提出了“共建、联合、调整、合并”的“八字方针”。
主事者以为，大学小而全，对不起党和人民，就应该扩大规模，只有扩大了规模，才能提高层次。实行了“八字方针”之后，大学动不动两三万人，从规模上，确实，达到了“世界一流”。遗憾的是，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从扩大规模开始的。
关键在于，现代大学理念，还非常陌生。这样合并起来的大学，也就很难做到优势互补。大学没有独立精神，大学的合并，只是政府的行政作为，哪里有大学自身的理性考量？再说，严重政治化、行政化的中国大学校长，谁又愿意自己由“婆婆”变成“媳妇”呢？所以，凡是经历合校的大学，都有体会，磨合的难耐和苦痛。
当代中国大学的生态格局，是20世纪50年代，通过国家的制度安排而形成的。主事者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有名望的综合性大学拆开，分出诸多系科。清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合并到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顿添多位名教授，成一时“盛事”。北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并没有因为名教授的到来而更加繁荣。
1952年，经过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哲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一时间，北大哲学系，成为全国唯一的哲学系，汇集了汤用彤、胡世华、贺麟、郑昕、容肇祖、汪子嵩、任继愈、邓艾民、齐良骥、王太庆、黄楠森、晏成书、杨祖陶、王维诚（北大）；金岳霖、冯友兰、沈有鼎、张岱年、任华、王宪钧、邓以蛰、周礼全、朱伯崑（清华）；洪谦、张东荪、吴允曾、王毅（燕京大学）；汪奠基、李世繁、王锦第（辅仁大学）；许宝骙（中法大学）；黄子通、周辅成、江天骥、张世英、陈修斋、石峻（武汉大学）；宗白华、何兆清、苗力田（南京大学）；朱谦之、马采、李曰华、容汝幌、方书春（中山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