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刚，《杂种布鲁斯》 ，2014-2015

群体性精神逃亡：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病

贺奕

站在20世纪即将终结的地方往回看，我们的目光屡屡为中国知识分子出没于这段历史的身影所吸引。考察他们近百年来心态演变的历程，我们会发现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不乏对于独立人格的推崇，但其行为方式往往又呈现出群体上的趋同和相近。换句话说，中国知识分子即便强调个人抉择，这种个人抉择也是在潜在的群体模式下展开的。社会变革引发的动荡愈激烈，这一特征就表现得愈明显。
 
必须指出的是，所谓群体概念正是历史为知识分子设下的最大迷障。知识分子群体永远是由殊别的个人组成的，其群体性恰恰应体现在个人对于群体一般规范的疏淡乃至弃绝上。只须将中国知识分子与有着相似命运遭遇的他国（例如俄罗斯）知识分子稍加比较，我们便不能不为前者随波逐流的软弱根性深感羞愧。这是受各种幻念和臆想蛊惑的一群，一支信仰上永远飘无定所的游牧部落。他们不乏稍纵即逝的热情，却没有一以贯之的勇气，偶尔想采取行动，却又惧怕承担后果。一旦人生境遇陡转，外部压力趋近精神所能承荷的极限，那他们势必迅速调整各自的步调和姿态，通过立场的转变来求得从严酷现实中解脱。

正是这种个人向着群体，群体向着群体的群体无休止的精神逃亡过程，折现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上的先天缺陷。在我看来，这种大规模的精神逃亡，在本世纪统共有三次发生。

© 赵刚，《知识分子》，2015

第一次逃亡：五四的降旗仪式

第一次精神逃亡发生在五四以后。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一批文人学者，由于意识到运动的性质已发生由文化而政治的偏斜，对纷纭变幻的时局无力执断，因而纷纷揖别了早年的激进主张，心态日趋消沉落寞。一个极为显彰的事实是，恰恰是五四运动中贬抑和訾责传统文化最激进的那批人，五四后几乎悉数表现出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归和认同。领军人物陈独秀，政坛失意后一度借小学遣怀；极言全盘西化的胡适，开始倡导“整理国政”，倾全力治中国思想史，埋头作《水浒传》、《红楼梦》乃至《水经注》等书的考据；钱玄同转向历史学和音韵学研究；刘半农则转向语言学研究和民歌民谣的搜集整理；周作人初出时的躁厉文风，也渐渐演为后来小品文的迂徐冲淡，品茗谈酒，隐道逃禅。

如果说这一转折仅仅体现在个别人身上，倒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它成了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风尚，成了人人上瘾、并且无法戒除的大麻。五四先锋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晚年的章太炎和康有为辈，二人虽分别在苏沪设坛讲学，但对时政再无从前那般热衷。就连早期曾不遗余力推介西方文化的梁启超，二十年代末游欧归来，也在书中痛陈西方文化的种种缺失，从此革面洗心，主张光大东方固有文明以拯救世界。流风所被，五四以降的文人学者均深受影响。其中不少人虽有留学欧美的身世，然而一俟回国，很快也沉潜到传统文化的静水深流中去了。宗白华、闻一多、冯友兰、金岳霖、钱钟书、汤用彤，无一不因循着这条由西学返归国学的例路。传统文化以近乎奇迹般的效应，展示出它巨大的眩惑力和吸引力。人们不禁要问，是否传统文化当真具有西方文化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呢？

毋庸置疑，本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抱有强烈的社会功利心。他们之所以吁求引进西方文明，正是因为看中后者注重实用功利的一面。即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所言，西方文明“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稗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可见陈独秀等鼓吹西方学说，断不会满足于穷思极解泛文空论，而实是想以此作为起中国社会于沉疴积痛中的速效良方。他们真正的用心不宣而喻，正是希望通过文化颠覆来促动社会的全面革新。

因此，五四运动自始就有着鲜明的社会指向，这使它以不可遏止的势头，迅速向文化领域以外扩张。不幸的是，诡谲多变的现实情形，使得知识分子心目中预先规划的蓝图一次又一次报废。要想将某种思想学说贯彻到可以加以实际运作的社会层面，毕竟还有赖不少为知识分子无法控制的中间环节。他们终于发现要想将西方文化移植到中国，收获的只会是一堆败絮。中国社会有一具远比他们想象中强健的牙口咽喉和肠胃，并且从来没因五千年历史的食量打过一个饱嗝。怀着退出历史舞台的失意萧索，他们开始为从前的冒进和偏至反躬自责。他们认为五四运动误入歧途，正是由于过分强调学术的经世致用，急功近利结果欲速不达。而作为反拨，务必恢复学术理念的纯粹性。由于他们己经饱受过分痴迷西方文明而产生的种种空想的毒害，同时又深切体味到传统文化的浓厚强韧难以动摇，他们不得不作出改弦更张的痛苦抉择。他们努力消弥西方学说的世界观内涵，而将之降为一种单纯的方法论。他们重新奏起用“中体西用”旧辞谱写的新曲，最终回到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思想文化阐幽发微上来。虽然他们期望以此作为在困惑中自守的最后精神据点，但造成的结果却是对于现实的全面逃避。

我已经厌听了有关这场精神逃亡的托辞。例如胡适，一直声称当时他曾动过一番愚念，竭力想把五四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却不幸毁于政治救亡的干扰。从胡适一生看去，他并不是一个没有社会抱负的人，只不过当时的事态与发展前景大违他心愿罢了。在我眼中，胡适从来就是一个多重矛盾的奇特混合体，中国知识分子自我迷失的典型。他对政治的眷恋并不下于对学术的嗜迷，然而他远未追从章太炎，近未取法陈独秀，他的内心在对立的两种取向中达成了虚弱的平衡。学术于他成了保持政坛“清流”形象的凭据和资本，政治于他仍然是学术的一面借镜。中国知识分子喜好自欺的通病在他身上暴露无遗。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一代人，从笃信西学拒斥国学，转向以西学方法研究国学材料，正好反映出他们置身新旧历史交接时期的尴尬处境，以及矛盾困惑苦恼的内心。

© 赵刚，《功臣》，2014

第二次逃亡：剧变下的游离术


第二次精神逃亡从四十年代末期开始，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如果说前一次精神逃亡中内省性的成分居多，那么这一次则明显导因于外部环境施加的压力。1949年的政权更迭是一个大转捩点。无数知识分子，一夜间被抛入一个全然陌生的历史境遇当中。种种翻覆变异令他们有种无所适从的迷茫感。一切旧有的思想观念都被倾倒进意识形态的洪炉，成为烧制新文化胚模的燃料。肇始于五十年代中期，一系列旨在清肃思想领域的政治运动，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登峰造极的酷烈程度。这无疑严重扭曲了这批横跨新旧两种政体的知识分子们的精神品格。顽强执守个人一贯立场，置与社会进程脱节乃至相悖于不顾，这类人可说微乎其微，勉强能让人想到的只有梁漱溟、陈寅格、熊十力。而自行调转学术创作方向，以应合现行体制极力营造的文化向心结构，这类人倒为数不少，其代表人物有郭沫若、冯友兰。称第一种倾向为守旧，第二种倾向为顺变，那么更多人表露的倾向却是第三种，我称它为游离。

游离正是逃亡的预备姿式。

这支游离者的队伍，汇聚起大批曾在现代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学者文人。一方面，历史剧变彻底打乱了他们原有的一切准则，使他们几乎丧失了感受生活和表达思想的正常能力；另一方面，写作的自由也受到限制并终被褫夺。即使他们内心有着种种疑虑纠结，即使他们有过因个人理念屡遭剥蚀而感到的痛苦，这一切并未导致他们采取决然的反抗行动。他们只得小心翼翼瞻前顾后，在回避现实与敷衍时事之间闪转往还。他们幻想以对精神的流放来求得一己的苟安，然而心态的消极与时代的热烈氛围对照如此明显，他们并未能够逃脱终将降临的厄运。

放眼当代中国历史，我们看到一个无比惨痛的事实：一大批在三四十年代卓有建树的文人学者，创造力呈直线迅速衰退，不少人迫于无奈，只得转向政治风险相对较小的纯研究性领域，或致力翻译介绍外域作品。茅盾专司文学评论，写些《夜读偶记》之类的东西；叶圣陶流连语文教学，热衷评改作文，纠缠于遣词造句；金岳霖在各种行政会议上作例行的主持人发言；贺麟集全部精力于外国哲学著作的翻译；沈从文搁笔转攻出土文物，以研究古代服饰蹉跎时光；钱钟书为阐释古代名章典籍旁征博引，一任文才荒废；丰子恺译介日本文学；冯至译介德国文学；张天翼转写童话；吴组湘专治明清小说；而自俞平伯、废名以下，更有不少人落得后半生一事无成。即便像巴金，虽然创作力未曾枯竭，但除去晚年的部分散章，成就仍与早期相去甚远。艾青复出后有过瞬时的辉照，但新作无论才力还是构思，都只能使人更怀念他的遥远过去。

在我看来，这种普遍的颓败现象固然首先是他们置身其中的整个时代的悲哀，但同时也是他们每一个人的不幸。大起大落的时代铡锋在腰斩他们时显得如此势不可挡，除了得之于本身的锐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根本没有遭遇到任何真正出于个人良知的反抗。

“后现代主义”：第三次逃亡的一翼


第三次精神逃亡始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那场举世瞩目的政治风波拉开序幕。一夜之间，大批知识分子一度高涨的热情，由迷狂跌至冰点。对现实处境的强烈感受，导致他们开始对自身的思想、行为乃至整个生存方式作出痛苦的反省。他们亟欲摆脱迷惘，在变化的时代背景下确立一种新的应对策略。然而，种种刻骨铭心的经历，使他们的反应沾染上浓厚的情绪化色彩，这最终败坏了理性思考的纯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情绪化色彩，恰恰又是在俨然的冷静和克制姿态中表现出来的。显而易见，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化界的流播，勾勒出这场精神逃亡的一条主要线路。

1985年，劳生柏作品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出，以及杰姆逊在北京大学作的专题演讲，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登陆的两大标志。当然，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多数中国人都仅仅将“后现代”视为描述西方后工业社会文明情境的专用语，不敢奢望它能和经济发达程度远远滞后的中国结缘。但一俟进入九十年代，这一看法很快就被掩埋在一片刺耳的鼓噪声里。许多人不再满足于对“后现代”理论的评介和评述。他们开始极力宣扬“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产生不仅可能，而且正在成为事实。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急剧演变中，他们声称可以抽绎出大量的所谓后现代因子。中心与主体的离析，深度模式的消解，传统与历史意识的失落，大众文化的勃兴等等。他们对上述种种倾向大加推许。由于未能辨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精神文化主流中的堕落和反动本质，他们错误地认为这一思潮代表着西方文明向更高一级形态的嬗递。他们甚至相信，它最终成为主导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新架构，不过是个为时早晚的问题。

“后现代主义”思潮何以能在中国文化界流毒广布，其原因远比我们匆匆作出的判断要复杂。追溯起来，首先我们无法回避文化大革命给所有中国人留下的心理后遗症。那段癫狂的历史，真如一块烧得通红的烙铁。它烫穿了那一整套有着华丽包装，曾使人们痴心迷恋的意识形态神话。在为理想的凋落哀恸之余，人们渐渐滋生出一种近乎偏执的清醒。这种清醒使人们在排斥伪价值原则的同时，为防再度遭受欺骗戏弄和侮辱，索性将世间一切价值原则一并拒之门外。抱定如此决绝的态度，确实让人有种淋漓快感，但快感之下却是一个黑黑黢黢无所依傍．落下去便无以自拔的深渊。

我们看到，一场文化大革命，整个民族的世故圆滑孱弱几达无以复加。而与市场经济体制伴生的唯利是图的风习，更加助长了人们精神上的普遍沦丧。就在那场喧嚣一时的政治风波过去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勉强点燃的理想主义营火，仅存一堆余烬。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之所以突然变为“后现代主义”的趋骛，正是因为这能使他们的潦倒心态得到安抚。必须承认，借用“后现代主义”的一系列原则，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确实具有巨大的冲击和瓦解作用，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这种作用甚至必不可少；然而，由于缺乏某种终极性的价值体系作为依托，这种作用最终将流于短促狭隘和浅薄。

中国后现代论者鼓吹的某些观念，诸如拆除深度，追求瞬间快感，往往包藏着希求与现实中的恶势力达成妥协的潜台词，主张放弃精神维度和历史意识，暗合着他们推委责任和自我宽恕的需要，标榜多元化，也背离了强调反叛和创新的初衷，完全沦为对虚伪和丑恶的认同，对平庸和堕落的骄纵。令人可悲的是，这些观念于他们不仅是文化阐释估评的尺码，更上升为一种与全民的刁滑风气相濡染的人生态度。如果说西方后现代文化中的解构行为，虽以取消精神向度为目的，但置于西方千百年精神文化传统的深远源流中去看，仍然不乏一定的精神意味，有种使其针对性和破坏性得以成立的背景精神；那么反观中国，精神因素的赤贫一直是传统文化的固有禀性，因此后现代论者所倡扬的解构仅仅只能触及文化的表层，终究化为一记空言而已。

新“国学”：第三次逃亡的另一翼


很少有人意识到，对“后现代主义”的宣扬只能代表第三次精神逃亡的一极，与此遥遥相对互为呼应的另一极，则是不久前发源于北京大学，很快波及整个知识界的新“国学”热潮。

这场热潮初起的势头不可不谓猛烈。耄耋之年的学界泰斗，初孚名望的青年学人，纷纷移步出列，站到重新染红的“国学”旗帜下。部分报刊为此辟出专版专栏，展开围绕“国学”价值意义的研讨。以“国学”立意命题的专著丛书不断被列入出版计划。北京不少高校接连举办有关“国学”的讲座。在北京大学，以“国学月”命名的系列活动，成了一场草草赈济年轻的西方文化灾民们的流水宴席。由于参与此项运动的多为国内知名学者，其倡言的煽动力和蛊惑性之强可以想见。

回瞻中国学术百余年来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求是”与“致用”的矛盾贯穿始终。这一矛盾在章太炎那里是“真”“俗”之辩，到了五四则为“启蒙”与“救亡”的错综缠结。中国知识分子过分炽烈的现世情怀，使得他们往往比照政治功用来为学术进行价值定位，模糊学理探究与政治批评的界限，最终导致以政论僭取学术，以学术包纳政论的恶果。有鉴于此，九十年代不少学者力主确保“求是”大端，摒弃“致用”末节，维护学术研究的纯正品质。平心而论，他们的主张本身并无任何偏颇失当，况且对于中国数十年来意识形态统辖学术研究的积弊，也算一次难能可贵的矫正。然而，透析隐藏于这一流行论调下的心态，我却不能不感到疑虑重重。五四先驱者们走下运动前台后返归国学的旧例，为什么会在七十余年过去之后，居然再度降临在新一代学者身上呢？

两种现象的惊人相似之处，提醒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时代变迁施加于学者心理的影响。很显然，两代知识分子最终转向所谓纯学术研究，均是在其社会理想遭受重创，对现实处境备感失望的情形下，因心理失衡而采取的一种最低限度的续存方式。对于九十年代的学者说来，太多的翻覆流变起落沉浮，已使他们对各种宣谕说教产生厌倦和鄙薄。而在向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和外围加速滑落的过程中，他们又担心惯性的力量最终将使他们失去自控。和五四一代一样，他们的困惑也体现在如何确立一种超乎现实功利之上的个人立场。表面看来，回归“国学”似乎正是这种立场的奠基式，但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一种备受辗轧下产生的心理扭曲。强调学术的纯粹自足，这一认识与其说源于观念上的自明性，不如说更多代表着外部因素作用下产生的反激效果。至于标举政学分途，其真正导因也不在学术而在政治，不在对学术研究的本质产生了洞识，而在对政治锋争的前景失去了信心。这种行为，正如一个人走路跌了一跤，却责怪起脚上穿的鞋子，决定从此以后改成赤足，以为这样就能保证永远不再跌跤一样荒谬。

更可惋叹的是，国学论者的学术主张与实际做法严重脱节。他们研究的重心早已不在传统国学的范畴，更多倒是用社会历史背景分析的方法，对学术史上的学派人物或思潮倾向作出阐发评价，并且字里行间仍未消弥一己的訾誉褒贬。这就是说，他们所标榜的纯学术连他们自己也未达到。

我想，“国学”在今天的回潮，正好暴露出一批知识精英价值取向上的迷惘和精神建构上的消极。而且，这批人一方面口口声声号召回到书斋中潜心向学，一方面又并未真正淡泊个人的得失取予，世间的冷暧炎凉。看似是不甘心“国学”长久遭人冷落的命运，实则是对自己投身的职业产生了动摇和犹疑。制造一场所谓的“国学”热潮，无异于以商业的促销手段来抬高自己身价。处身商品经济的滔天浊浪中，他们自诩清高脱俗，然而“国学”热恰是他们不甘寂寞不忘市纷心境的返照。

今天，正是由于国学论者的推波助澜，一种泯灭性灵散发着腐尸气息的学风弥漫于整个知识界。这种学风名为对80年代普遍存在的空疏浮噪风气的矫正，实则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消褪和创造精神的枯竭。无数人沦为方法论的奴隶，材料的仆从，热衷从古今中外典籍中寻章摘句窃为已有，却全然丧失了个人的独特见识和真切感悟。在他们那里，方法论成了僵死教条的代名词，材料成了自我封闭的牢狱。至于无论多么浅显的道理，也非得借前人之口说出才能成立，这只能引为他们智商低下的最好证明。即便是在被称为中国最高精神堡垒的北京大学，对创造力的贬抑和压制也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学风固然其来有自，但它一个极为重要的源头，不是旁人，恰恰是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家钱钟书。钱氏以《谈艺录》、《管锥篇》等书，展示了一种“观赏学术”的极品。钱氏自恃其无以伦比的天资，学术上不乏新人耳目之处，甚至堪称自成一格，但总的说来，终不免流于琐屑浮华，陶醉在个人渊博学识的陈列中，与真正大器相去甚远。可以说，钱氏以其在当代中国学界享有的万人膜拜的地位，引发了一股引经据典炫文取宠的歪风。虽然绝大多数学人，纵使心智耗尽也连钱氏的只鳞片爪不可或得，但他们毕竟都将钱氏视为隐逸的典范和以学术自娱的魁首，私心倾羡不已，以至深受其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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