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政学报 | 景汉朝 数字时代在线诉讼模式特有原则与制度构建

景汉朝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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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所谓在线诉讼的特有原则，是指除了适用或调适适用民事诉讼一般原则，根据其特殊性贯穿于在线诉讼或其中某一形态的整个过程，或者在其主要阶段还起主导作用的其他根本性准则。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经当事人同意，民事诉讼活动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这是既肯定在线诉讼的优势，推动其不断发展，又防止对当事人造成不利影响，而做出的“折中性”选择。所谓线上纠纷线上审原则，简言之，即如果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侵权等行为及纠纷均发生于线上，则应当在线上进行诉讼审理。将来修改法律时可考虑明确规定此原则。

目前，学说上一般将在线诉讼的正当性根据归结为当事人同意。但对于当事人同意的法律性质，又存在“诉讼契约说”“程序选择说”“同意—授权说”，及其反驳等不同见解。此中关键问题之一是，在线诉讼是否会减损当事人的程序利益。而当事人程序利益的核心在于，向法院提供构成判决基础的要件事实及证据等诉讼资料的机会受到保障。在单线诉讼模式中，“线下纠纷线上审”案件的当事人若不掌握或不能熟练操作线上技术；线下证据无法被完全真实清晰且全方位展示，进而造成当事人在线质证的障碍；涉及当事人情感如离婚案件中“感情确已破裂”的表达与判断等，确会导致程序利益减损。因此，“线下纠纷线上审”应当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但是，如果当事人之间是基于纯粹的线上交易、侵权等行为发生纠纷而在同一网络空间进行诉讼审理，则可以认为当事人绝大概率掌握应对在线诉讼的数字技术能力。而且，线上纠纷的证据一般仅存在于线上，不会出现线下证据转化为线上形式后可能产生的真实性“变异”难题。相反，如果将线上证据转化为线下形式，反而有可能造成证据的失真。可见，线上行为纠纷适用在线诉讼更符合“同频共振”下的认知规律，不会造成当事人程序利益的减损。

另者，是否适用在线诉讼，属于职权进行主义的范畴，而并非当事人主义的范畴。民事诉讼兼具“私”与“公”的不同侧面。“私”的侧面主要体现为民事诉讼启动与否以及启动后的审判对象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并且是否提出要件事实和证据等诉讼资料也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民事诉讼“公”的侧面主要体现为诉讼方式的选择和诉讼程序的进程由法院控制。在诉讼程序的进行方面强化职权主 义，可以说是近现代以来各国民事诉讼法发展的普遍趋势。同理，线上发生的纠纷采取在线诉讼方式，也属于法院的程序控制权范畴。因此，确立“线上纠纷线上审”原则，既符合互联网技术的特点和审判实践，也无法理上的障碍。当然，为了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也可以允许当事人对双线诉讼提出异议。但是，当事人提出异议及相关证据只是法院的判断资料，最终还是由法院依职权来决定是否适用在线诉讼。

所谓证伪不证真原则，顾名思义，对定案证据只需要证明其不真实，无须证明其真实性。具体而言是指在在线诉讼模式中，当事人运用区块链技术或其他合法技术手段，收集、存储了客观上没有更改可能的相关证据材料，只要对方当事人不能举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或不能以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主张方当事人无须证明其真实性，法院即可直接认定证据的真实性。

一般而言，线上纠纷发生在网络虚拟空间，当事人主要运用电子数据证明案件事实，这区别于发生在物理现实空间的线下纠纷，当事人主要运用物证、书证证明案件事实。有学者认为，电子数据以非实体性的数字代码的形式存在，有被人为篡改、损毁、无痕修改的风险。然而，区块链、可信时间戳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为我们解决线上纠纷案件中电子证据真实性证明与司法审查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区块链存证技术通过将证据所要保存的信息转化为哈希值写进区块链，储存对上链的电子数据进行加密运算所得的哈希值，从而以核验哈希值的方式来判断数据是否被篡改，为电子数据真实与否提供有力的审查依据。或者说，区块链可以密码学的方式实现数据的可溯性、保真性，以智能合约的方式实现执行的自动化和稳定性。证伪不证真原则正是建立在这类技术基础之上的。

《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第16条规定：“当事人作为证据提交的电子数据系通过区块链技术存储，并经技术核验一致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电子数据上链后未经篡改，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这赋予了通过区块链存证且经技术核验一致的电子数据以推定真实的法律效力，即为证伪不证真原则中“不证真”之体现。否则，法院不仅需要审查该区块链存证是否在技术上会被簒改，还需要审查证据在法律上是否符合真实性标准，无谓增加司法负累。此外，该规则分别针对当事人对该电子数据上链后、上链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这两种情形，细化了法院的审查因素和判断规则，即为证伪不证真原则中“证伪”之体现。区块链存证涉及“入链前”和“入链后”两个阶段，其中“入链前”证据的真实性问题侧重于考察取证环境的清洁性以及电子数据本身的来源，“入链后”的证据真实性问题侧重于考察存证平台的资质、信息系统是否符合行业标准等内容。故对区块链存证推定证据真实性的异议与审查，应当区分不同阶段进行，存有异议的当事人若提出合理理由，并有相应反证达到足以推翻该推定证明标准的，法院不予确认该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可见，该规则对区块链存证的电子数据真实性“推定”规定，为确立在线诉讼证伪不证真原则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平等原则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其目的在于通过保障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享有平等的诉讼 地位和平等的攻击防御方法，进而实现诉讼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即便适用在线诉讼方式，也不会改变当事人两造对立、法院居中裁判这一民事诉讼的“等腰三角形”结构。因此，平等原则依然适用于在线诉讼的情形。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真正贯彻落实这一原则。在线诉讼的突出特点是，案件中大多涉及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的情况，尤其是网络平台与消费者之间或者网络平台上的销售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各种线上纠纷。类似情形下，当事人双方之间在经济实力、信息渠道、数字技术能力、法律责任承担等方面很可能差距悬殊，进而造成形式上平等的诉讼地位与攻击防御方法，无法保障实质正义的结果。因此，在在线诉讼中有必要从实质上对处于绝对技术能力、法律责任承担等弱势的一方当事人进行适当倾斜性保护，从而防止或矫正这种实质上的不平等。这种基于实质正义而对处于弱势一方当事人的倾斜性保护，乃是数字技术给在线诉讼带来的新的普遍性问题，也对从理论上、实践上和立法上将这种倾斜性保护上升为在线诉讼原则提出了客观要求。从总体来看，它既适用于又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线下诉讼的平等原则，因此有必要专门确立在线诉讼倾斜保护原则。

目前，在线诉讼在法律责任承担方面关于倾斜保护原则的探索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形：一是网络用户侵害第三方权益。网络平台对于该第三方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如果网络平台未采取与其所获利益相适应的侵权预防措施，则构成安全保障这一注意义务的不履行，网络平台与网络用户就相关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二是网络平台的销售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网络平台负有资质资格审查义务，如果网络平台在事先的审核和事中的监测或者接到消费者的通知反映后，未发现销售者的侵权行为，则构成资质资格审核这一注意义务的不履行，网络平台与该网络平台上的销售者就相关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三是网络直播平台根据其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广告经营者或广告发布者的不同身份承担相应的注意义务，如果网络直播平台不履行相关注意义务，则应当就直播带货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四是网络用户因网络虚拟财产被盗而要求网络平台承担违约责任。根据网络平台与用户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通知义务、协助义务、保密义务等各自义务的具体情况，判断网络平台与用户是否存在过错，并衡量双方过错对损害的原因力大小，进而合理地分配责任比例。上述在线诉讼倾斜保护司法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传统民事诉讼平等原则的内涵，具有重大创新意义和特殊价值，应当将其总结升华为在线诉讼特有原则。

公开审判是传统诉讼理论和立法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是诉讼民主的体现。其历经工商文明长期的演变，通过审判活动公开将诉讼活动置于“阳光”之下，对社会大众关心的舆情予以回应和公示，接受社会和民众监督，以保障审判的公正。在信息化背景下，公开审判更是充分回应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体现。同时，“伴随数字化司法信息流转速度的迅猛提升、信息的高度互联互动、多源数据的规模汇聚以及数字记录的永久留存，司法数字公开中个人信息隐私遭受多维度、动态化的风险累积，个人信息隐私受到严峻的挑战冲击”。鉴于此，我国先后颁布了《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结合之前《民法典》专章规定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力图以完备的法律制度回应“保护个人信息 权益”和“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数字社会要求。同时，《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在不公开审理的案件类型中增加了“涉及国家安全”和“涉及未成年人”两类，体现了对“国家安全”和“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重点保护。刚刚发布的《法院六五改革纲要》又强调要在坚持深化司法公开的基础上，完善国家数据安全、公民个人信息和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建立具有规则引领和示范效应的技术应用伦理规则。

传统诉讼模式下，开庭旁听是公开审判最重要的环节。但在线诉讼模式下，在线旁听开庭的人数是不是越多越好，则需要认真研究。在线公开庭审面临着一定的技术难题，例如如何保障庭审不被非法转录、传播、任意剪辑断章取义，如何保障网民正确行使舆论监督权，如何防止旁听人员利用信息技术扰乱庭审秩序等，这些问题仍待进一步解决。此外，考虑到互联网社会中信息资讯的广泛传播性，在线公开庭审可能使得当事人负担较重的舆论压力和个人信息泄露风险，需要考虑当事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优化在线公开庭审的机制和规则。除从案件类型和开庭环节拓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之外，还应当重视在审判过程中以及审理结束后相关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注意防止海量当事人信息泄露之后被“不法商用”，或者通过年龄、职业、住址、纠纷类型等信息，形成当事人的“用户画像”，利用算法对当事人的生活和工作或企业的生产经营，形成全方位的精准监管和行为预测，危及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就明确规定了对在线庭审过程的音视频、图文资料的保护义务以及违反上述义务的相关法律责任。

总之，“在数智化的新纪元里，现实社会与虚拟世界纵深融合、时空转换、新旧交替，社会迅速而全方位地去边界化，具有人身依附性的个人隐私也与信息载体相互靠近、缠绕、交融，直至隐私和信息的传统边界隐褪，一切隐私都可以转化为信息化的存在，一切信息都可以在关联识别下指向隐私”。公开审判的目的在于司法公正，但是在线诉讼模式下，同时应当注意防止和克服不适当的过度公开导致过犹不及，反而使其成为妨碍司法公正的桎梏。因此，有必要将公开审判与信息保护并重确立为在线诉讼的一项特有原则。

采用在线诉讼方式，不可避免地需要将当事人的信息及相关数据交由在线诉讼平台收集和处理。实践中，在线诉讼平台也有基于利益而违法处理数据的冲动。另外，各方面的司法公开与在线技术叠加，客观上使得在线诉讼平台的各种数据相较于其他数据处理者的情形更容易被不法爬取、存储、分析、预测，一定程度上会威胁国家和社会的数据安全。加之，目前在线诉讼相关数据安全技术标准的缺失，有可能导致人们只注重追求在线诉讼方式所带来的诉讼效率和便利，而忽视数据安全问题。考虑到数据安全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面临着许多现实和潜在的风险，因此应当确立在线诉讼必须遵循数据安全优先原则，并在理念、技术以及适用中全面贯彻落实。

首先，在开展理念上应当优先数据安全。引入在线诉讼的出发点是运用数字技术回应数字时代的审判需求，归根结底是通过这一新型诉讼模式更加公正高效地解决民事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高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其前提是要保障数据安全，它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无疑 更加重要。正因如此，《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明确规定，开展在线诉讼应当遵循安全可靠原则，“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有效保障在线诉讼数据信息安全”。《法院六五改革纲要》进一步强调，要健全网络和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全国法院网络和数据安全运营机制建设，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落实和加强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构建数字法院密码支撑体系，落实数据安全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完善司法数据安全保护工作机制。这是传统诉讼模式所不具备而在线诉讼模式必须具备的意识和实践创新。其次，在运行技术上应当确保数据安全。开展在线诉讼应当建设完备的数据安全保障系统，为在线诉讼运行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安全保障系统包括身份认证平台、边界防护系统、安全隔离交换系统、权限管理系统、安全管控系统和安全运维系统等等，应当具备为各类信息基础设施、应用系统和数据资源提供主机安全、身份认证、访问控制、分类分级、密码加密、防火墙、安全审计和安全管理等安全服务的功能。另外，在数据安全保障系统建成后，还应当定期维护和升级系统，从而适应数字技术的最新发展状况。最后，在适用过程中应当落实数据安全。开展在线诉讼应当对在线诉讼中收集和产生的数据及数据安全负责，具体措施包括：确定在线诉讼平台的安全保护等级，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确定网络安全责任人，落实网络安全保护责任；确保在线诉讼相关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制定数据分类分级保护、数据安全应急处理和数据安全审查等制度；建立相关信息系统数据权限管理和数据安全风险信息获取、分析、研判和预警机制等；制订应急计划，及时有效处理在线诉讼过程中出现的停电、断线、技术故障、遭受网络攻击、数据安全漏洞等突发事件；等等。

总之，数据安全是数字时代涉及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十分重大且无法回避的问题，更是在线诉讼应当优先考虑高度重视的大问题，确立数据安全优先原则十分必要和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