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推行干预经济的所谓的经济发展计划,主要是通过市场预测为垄断资本提供信息,通过增减税收、高速利率和信贷,实行补贴等办法进而影响垄断资本的决策,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但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自2000年新经济繁荣时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仍然相对频繁的发生,甚至在2008年出现了一次大爆发。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虽然如失业率、劳动参与率等指标正在逐步接近历史最好水平,但是这也正意味着美国经济即将到达顶点然后进入另一次衰退期。
2018年第一季度,作为美国经济增长最主要支柱的个人消费支出的下降就是一个标志,因为个人消费支出对增长的拉动下滑到1个百分点以下的现象上次是出现在遭受欧债危机冲击的2016年,而2018年则是美国经济连续稳定增长的时期;同时,从2017年第三季度到2018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一直处于窄幅徘状态,收缩幅度达到478亿美元;以企业每小时产量计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速相比2004-2008的1.96%,2011年到现在的数值已经大幅下降到了0.74%,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司的估算。2010-2018年,美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从二战后的3.42%下降到了1.47%。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现象都显示出美国经济增长即将到达周期性的顶点,然后进入衰退期。因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同社会主义中国依据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和按发展规律要求制定的规划相比是根本不同的。
也就是说,对社会经济进行有意识的调节,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做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决定的,即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掌握在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的现实,从根本上消除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间的矛盾,这就为由一个社会中心在全社会范围对社会生产实行统一的规划创造了前提。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有计划的发展。这是因为只有计划性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正确比例关系,保证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按比例发展,是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要求。马克思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绝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1]社会主义生产是典型的社会化生产形式,同时,生产发展的状况关系到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因此按比例发展极其重要,同时,正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从总的方面看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所以能够取得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
第二,加强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的计划性才能够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国民经济最急需、最重要的地方,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比如此次事件中涉及到的芯片问题。我们认为,我们不能总是把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归结到历史原因,必须正视有一些不平衡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而新形成的。
但是,总的来说,只要我们保持重大比例的基本平衡,国民经济就可以顺利发展,比如我们事先科学的分析不平衡的状况和制约的因素,再制定由不平衡达到相对平衡的办法,再统筹兼顾,区分轻重,集中主要力量,先发展那些亟待发展又有条件发展的领域,同时抑制那些不需要发展或暂时没有条件发展的领域,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性和科学性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三,只有加强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的计划性才能在生产和分配中实现各方面利益的正确结合。目前,我国的国情十分复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有自己特点和需求,但是在考虑各方面的特点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对于我们又是十分急迫的,因此,我们就只能依靠党的领导,并通过“五年规划”和全国性的专项计划和规划进行统筹安排和布局才能做到这一点。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从总体上讲的,不能盲目绝对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是既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些带有战略性的能源资源,政府要牢牢掌控……”。[2]
坚持国家的宏观调控,激发市场的微观调整是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贯主张,在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就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原则向全党和全国提出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计划性是发展整个社会生产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指标和措施的综合要求,而这些指标和措施又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们保证劳动者协调一致的工作,保证以最少的劳动耗费达到所指定的任务。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利用是计划的科学依据。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华为事件和贸易战中我方所遇到的情况也要求我们必须迅速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而加强计划性就是我们的抓手,并且由于我国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因此我们甚至可以得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所需的相当准确的时间。正如列宁在针对十月革命后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时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历史上相当稀有的机会,来确定进行根本的社会改革所需的期限,我们现在也清楚的看到,什么可以在五年内做到,什么需要更长的时期。”[3]我们应当对此充满信心。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
[2]习近平2014年3月14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