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跨越晚清、北洋、

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而被戏称为“四朝元老”。

他前半生是经济学家，

后又半路出家，研究语言文字，

88岁之后，又试以撰文启蒙思想，

他就是中国的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

1906年1月13日，

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

原名周耀平，“有光”，是他自取的笔名。

说来不可思议，从青果巷走出的大家，

共有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三位。

这三个人，都为中国语言做出巨大贡献。

周家原本是常州的名门望族，

但因曾祖父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家族就此衰败。

在常州读中学时，

学校提倡国语，可老师都用方言，

白话文虽也提倡，可写文章必须用古文，

幸好当时的老师思想很新，

才让周有光有了接触新事物的机会。

17岁那年，

周有光考上上海的圣约翰大学，

却正是家中最穷的光景。

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大学，

学费极贵，在读者非富即贵，

为让周有光上学，家中四处举债。

第一天在大学注册，周有光领到卡片，

不但要写中文，还要写拼音，

可中国当时并没有统一拼音，

学校只好拿上海话来标注。

进入学校后，周有光接触到拉丁文，

兴趣使然，自学了字母管理法，

没想到为今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圣约翰大学

1925年，日本人工厂里，

一个中国女工被打死了。

全社会奋起抗议，

学校不反对学生抗议，

却不允许他们上街游行。

学生与校方产生裂隙，

17名校员和553名学生脱离圣大，

于当年8月重组光华大学。

在这些学生中，就有一腔热血的周有光。

对于中华屈辱，周有光颇为激愤，

毕业后决定深入研学经济学，

希望能够以经济振兴中华。

本来他要在日本留学很长一段时间，

然而日本蚕食中国，他毅然回国，

在光华大学任教，并积极参加反日联盟。

不久后，抗战便爆发了。

为稳定后方经济，

国民党政府在西南成立农本局，

周有光带着妻儿去重庆工作。

山河破碎，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日军频频轰炸，一家人担心受怕。

更叫人痛心的是，1941年，

小女儿小禾因盲肠炎无药医治，

不幸于重庆医院夭折，

对这个家庭造成了终生的创伤。

周有光在万分悲痛中写下祭诗，

此后便再未动笔写过白话诗。

在被炮火撼动的中国大地上，

周有光带着妻儿四处逃亡，

直到抗日的烽火熄灭，

上海的银行业要恢复，周有光被派往美国，

在华尔街1号工作。此时他不到40岁，

每天一身妥帖的西装，

可谓锦玉年华，春风得意。

周有光与连襟沈从文

当时，他有个叫何廉的朋友，

一日寻上门来对他说：

“爱因斯坦现在没事做，

想找个人来陪他聊天，你要不要去？”

周有光一听，当然要去！

于是穿得精神抖擞上门拜访，

却没想到爱因斯坦穿得极为随便，

见了他就像对待老朋友一样。

谈话间，爱因斯坦对他说：

“人的差别在业余，

一个人到60岁，除去吃饭睡觉工作，

还有很多业余的时间，

如果能够好好利用这些时间，

完全可以在一门学科上有所建树。”

一番话将周有光点醒，

此后，他开始钻研语言学，

发誓不让自己的每一天虚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

经受“五四”文化洗礼的周有光，

听说未来将是一个民主国家，

毫不犹豫地带着妻儿回到祖国。

“年轻人根本不了解我们那时的心情，

抗战八年，中华民族受尽了屈辱，

我们这代人永远是把爱国放在第一位的。”

回国后，周有光一边在新华银行做秘书长，

一边在复旦大学经济学任教，

将理论和实际经验结合起来，

写下了备受关注的《新中国金融问题》。

当时上海工资改革，薪水大减，

他一百元工资缩水到五分之一，

他却对此毫无怨言。

但周有光怎么也想不到，

在1955年，他被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

让他速速去往北京，

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当时要建设一个新中国，

可是老百姓85％都是文盲，

文化不提高，国家怎么建设？

我本身是搞经济学的，

研究语言、文字只是我的业余爱好，

可当时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国家领导却让我转行。”

说起这段经历，周老还哈哈大笑：

“我对领导人说，我是个外行啊，

领导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

大家都是外行嘛！”

说自己是外行，不过是周老的谦辞。

长期以来，周有光名声在外，

素有周百科之称，

精通多门外语，发表出版了许多，

和拼音、文字改革有关的论文，

早在社会上引起重视。

在周老加入之前，

汉语拼音方案讨论了两三年，

但迟迟没有一个结果。

文改会拿出了6个方案，

其中一个斯拉夫字母方案，

4个民族字母方案和1个拉丁字母方案，

到底该用哪一个，大家争论不休。

当时中苏关系尚好，

苏联便想中国用俄文斯拉夫字母。

然而这一点遭到周老的反对，

他认为斯拉夫字母国际并不通用，

不利于以后长期应用与发展。

新中国建立之初，周老写过一本小书，

名字叫做《字母的故事》，

毛泽东曾派专人到周老家中要书，

正是在读完这本书后，

放弃了民族字母的想法，

最终拍板使用拉丁字母。

随后那三年，在周老带领下，

文改会革故鼎新，

在不断的争论和探索中，

创定了汉语拼音。

1958年2月11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讨论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

从此，全国小学生入学第一件事，

就是学习汉语拼音。

它不但能帮助广大国民学说普通话，

还将学龄儿童的阅读能力提前了至少两年。

仅58年一年，全国注音读物高达一千万册，

为推进国民脱盲、文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

想当初，曾有人给中国第一位，

拼音方案先驱卢赣章写过这样的对联：

“卅年用尽心机，特为同胞开慧眼，

一旦创成字母，愿叫吾国尽文明。”

从卢赣章到赵元任、瞿秋白，

一代代语言学家，试图以汉语之变革，

开启明智，引进文明，

终于在周有光的手中得到实现。

困扰中国一百多年辅以汉字的拼音，

总算尘埃落定。

卢赣章

在制定方案期间，

周老从经济学领域转行，

天真的小孙女还笑说：

“爷爷你亏大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

搞语言又是半路出家，哪边都不行，

一半加一半，最后就是个零。”

周老听了哈哈大笑。

可小孙女不知道，正因转行，

周有光幸运地躲开了“反右”。

彼时上海经济学界震荡，

无数学者被风潮席卷而去，

周老的好友和复旦的学生中，

都有自杀弃世的人存在。

不过，周老虽幸运躲过了这一劫，

却没能躲过接下来更大的狂潮。

狂潮波及到文改会，

大家被批为“现行反革命”，

身边同事被打得丢了半条命。

周老虽没有挨打，家却被抄光了，

连家中的的稿纸都被抄走。

可面对如此处境，周老却还笑道：

“不错不错，抄走了也好，

抄走了就没有包袱了，一身轻松！”

多年后，妻子张允和接受采访也笑：

“这些抄家的人吧，说是儿子又小了，

说是孙子又大了，小孩子嘛，

什么都不懂，就是当玩意儿在玩儿。

我不怪这些孩子们。”

一段令人忍俊不禁的话，

却也有三分无奈况味。

周有光和妻子张允和

但不得不说，

周老一生乐观豁达，

于苦难面前，临危不乱，

总把逆境看做是人生额外的乐趣。

1969年，他被派到宁夏参加劳动，

在无比空旷荒凉的地方，很多人叫苦连连，

周老却说很好，“不下放我，

我一辈子也见不到这样的地方啊。”

有一天，大家接到紧急通知，

让凌晨5点去开会。出门前，

周老顺手拿了个大草帽，准备防晒。

不料到了中午，一大群大雁从队伍头顶飞过，

哗啦啦下起了大便雨，淋得众人浑身恶臭，

周老却觉得这是人间奇景，

万年难得一遇，乐得哈哈大笑。

关键是别人头上都是鸟粪，

他却戴了顶帽子，

自然更是乐得合不拢嘴。

当年在宁夏，

不少老干部自杀或精神崩溃，

可在周老回忆起来却满是趣味。

“你碰到倒霉的事，

不要老想到坏的一面，

要想到好的一面。”

周老说，自己去宁夏前用脑过度，

晚上睡不好觉。结果从事体力劳动后，

脑袋得到休息，失眠症就没了。

“这就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在那个十年动荡的岁月里，

即便是面对朝不保夕的生活，

周老依然温文尔雅，遇事不惊，

在痛苦中想办法提炼乐趣。

这与妻子的处世哲学不谋而合：

“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

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家，

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

说起周老和张允和的姻缘，

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中国文化界有两条著名的巷子，

一是常州走出诸多大家才子的青果巷，

还有就是住着张家四姐妹的九如巷。

而周有光和张允和的爱情，

正好将这两条巷子联系了起来。

叶圣陶曾经歆羡地说过：

“谁娶了九如巷的姑娘，

谁就会幸福一辈子。”

张允和读中学时，曾是周老妹妹的同学，

因两家走得近，便常在一起玩耍。

后来张允和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

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惊艳四邻，

当时被人形容为：

“美得怎么想象都不过分。”

九如巷张家四姐妹

再次见到张允和时，

大方幽默的周有光大胆追求，

以无比温柔的姿态展开攻势。

他经常到学校门外去接她，

带着她到各个景区去玩耍。

倾吐爱慕之情时，周有光从怀中，

取出一本英文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并将书签夹在其中的一页。

张允和翻开书，一句，

“我要在你的一吻中来洗清我的罪恶”，

闯入她的眼帘，搅动心湖。

张允和便在心里嘀咕：

“这人真坏，以为我不懂啊。”

随后周有光鼓起勇气牵起她的手，

两人紧张得手心一直冒汗。

她虽然没有允许他“洗清罪恶”，

却把自己的心都给了他。

张允和（左一）和大姐

经历了一系列甜蜜后，

到了谈婚论嫁时，

周有光却迟疑起来：

“我这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

但张允和并不介意，

“幸福不是你给我的，

是我们两人一起去创造的。”

1933年，两人举行婚礼，

风风雨雨，一路扶持，

从抗战到解放，从建国到内乱，

70年恩爱如初，患难与共。

尤其是在动荡的年代和内乱狂潮中，

两人总会站出来保护对方，

并同样以豁达、乐观的精神，

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和荒诞。

在性格上，两人截然不同，

张允和性格直率，还有些急脾气，

周有光则温文尔雅，大气沉稳，

按理说生活中将有诸多龃龉，

可事实上两人很少争嘴，

反而从对方身上学得了优点。

用周老自己的话来说，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仅仅是爱还不够的，

当然爱是第一位的，但除了爱，

彼此之间还要懂得尊重。”

直到晚年，两人蜗居在一个小房子里，

每天都会喝两次红茶，

每次喝茶前，都要拿起杯子敬对方，

周有光老人说：“古代有举案齐眉，

我们这里没有案，有的是杯子，

每一次喝茶之前，

都要碰杯，这叫举杯齐眉。”

1988年，周老离休了，

日本一家公司，按照他制定的拼音理论，

研制出了汉字拼音输入软件，

并赠送给老人第一代产品。

正是用那部打字机，周老打出了，

20多部专著和上百篇的论文。

这些还都是他83岁后的成果。

86岁那年，张允和也开始学习打字，

每次遇到什么字打不出来，

老人就会娇嗔着向周老“求救”，

周老会第一时间赶来教她。

有一次，她想给大姐张元和写信，

写到“亲爱的大姐”那个“爱”字，

怎么都打不出来，于是娇滴滴喊：

“周有光，这个‘爱’字打不出来，

我爱不了了怎么办啊？”

到了晚年，两人都是孩童脾性。

周有光91岁时，收到一张贺卡，

上面写着“祝11岁的周有光爷爷生日快乐！”

原来过他自认为人活到80岁，

已算“尽数”，后面要从头算起。

张允和看到老伴儿的头发秃了，

就会拿这件事来开他玩笑，

周老摸了摸自己的脑门一笑，

“我这是头发还没长出来呢！”

然而，2002年8月14日，

张允和老人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这对周老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时代的动荡、内乱的冲击，

他都可以笑着面对。

唯独对失去一生挚爱，

他感到整个天空都垮了下来。

“允和的离去是个晴天霹雳，

我们相依相偎走过了70年，

我从没想过两人中会少了一个，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透不过气。”

在经历了半年的伤痛后，

周老才好不容易挺了过来。

此后，他的生活越来越简单，

但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

每天上下午，都要喝一杯红茶。

与周老同时代的人，

都走得差不多了。能说上话的，

周围已经一个也没有。

妻子去世后，儿子周晓平照顾起父亲。

两人亲近数十载，被称作“兄弟父子”。

每个礼拜，周晓平都要回去看望父亲，

报纸上的各种东西拿去给老人看，

还会花很长时间进行讨论。

周老尤其喜欢看批评自己的言论，

还一一摘抄下来和儿子讨论。

儿子为此打坏了三台打印机。

2014年，周晓平动了两次大手术，

来见父亲时，两人如久别重逢的老友，

不但一起唱了圣约翰大学的校歌，

还唱了《马赛曲》。

110岁的父亲和80岁的儿子，

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亲朋。

万万没想到，就在一周后，

周晓平离开了世界…

周有光和儿子

儿子的离去，

再一次将周老推向孤独和悲伤。

他在医院住了几个月，

收到了好多次病危通知，

可最终还是挺了过来。

后来亲人从美国赶回来，

周老让大家放心，“我还是健康的，

年纪老了，思想不老，

年纪越老，思想越新，这样才好。”

谁能想到，年过百岁，

周老依然坚持博览群书、笔耕不辍，

出版了无数启蒙之作：

100岁《百岁新稿》、104岁《朝闻道集》、

105岁《拾贝集》、108岁《周有光文集》、

110岁时《逝年如水》。

每天坚持读书、看报，了解时事，

难怪大家都说，从周老身上，

得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

是如何从“传统”成功向“现代”过渡的。

这份“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值得每个人敬重与学习。

当别人问，

现在的年轻人需要的是什么，

时常乐哈哈的周老一脸严肃说道：

“要了解过去，要开创现代。

不能只讲四海之内，要讲四海之外，

今天，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只看本国，

还要看世界，更重要的是，

要从世界来看本国。”

对于周老对年轻人的寄托，

在庆祝周老111岁的宴会上，

著名历史学家资中筠也曾说：

“我们希望周老活得越久越好，

但我们同时也知道，人是有一定规律的，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现象，

似乎寄希望于一些老人出来说话，

但这个世界后退还是前进，

在于年轻人，不在于老人。”

之所以于今日重述历史，

摊开周老一生的灿烂画卷，

就是希望大家能从中得到几分启示，

如何求知、做人，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

如何与自己的生活相处，

年青一代该从大家身上，

习得怎样的脚踏实地、

不断求知进取的精神。

提及长寿的秘诀，

周老的经历已经给出了答案。

第一是心胸豁达，处乱不惊，

第二是于苦难中取乐，积极面对，

第三是勤于思考，不断汲取新知，

第四是以爱情滋润，互相敬重，

第五，周老一生奉行“三不主义”，

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

生活简朴，素茶淡饭。

周老常说：“人的病都是吃出来的，

求知要越多越好，生活要越简单越好！”

这不仅是对年轻人的启示，

也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