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16，展望2017：司法如何让人民信赖？

（2016年12月17日在环球时报年会上的即席发言）

今年人大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获得赞成2600票，反对 208 票，弃权 46 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获得赞成 2560 票，反对 239 票，弃权 51 票。过去 10 年来，两高工作报告反对票数一直居高不下，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反对票数在 2013 年达到“峰值” 605 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反对票数在 2008 年达到“峰值” 514 票。总体来说，这几年两高的赞成票在增加，但比起政府工作报告来说，两高的反对票还是偏多的，赞成率最低到过百分之七十多。这反映了人大代表对司法的焦虑。

司法公正是社会最关切的问题之一。2016年司法界最重大的事件可能是聂树斌案，但聂树斌案的伸冤是从 2005 年就开始的，拖了这么多年。我们回顾媒体关注的类似的案件， 2000 年的杜培武案也好， 2005 年的佘祥林案也好， 2010 年的赵作海案也好，平冤的模式都是真凶出现或者“亡者归来”，所以他们被宣告无罪是事实上的无罪。但 2013 年以后，这种模式改变了，无论是 2013 年的张高平叔侄案， 2015 年的呼格案，还是今年的陈满案和聂树斌案，都没有真凶，都没有亡者归来，是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有人说王书金是真凶，但河北省高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没有认定王书金是真凶，因为证据不足，很多细节不符合，所以康某遇害案，实际上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真凶。但最高人民法院还是判了无罪。这传递了一个信号，在价值取向上，以牺牲程序公正性打击犯罪的政策要调整，在人权保障和安全秩序上的冲突和取舍上也需要重新考虑，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意义是重大的。

2013年发生了什么？一是新刑诉法的实施，而是周永康的落马。新刑诉法确定了比较严谨的证据规则，比如非法证据排除，比如严格证明标准，这带来了整个刑事诉讼操作层面上的变化。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代表了在司法层面上对定罪的证据要求，会传导到侦查和审查起诉。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亟待改革，侦查过程中的未决羁押制度，使得大多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定罪以前处于羁押候审状态，不能取保，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高的羁押率。侦查讯问过程的合法性问题颇受争议，需要引入监督，比如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审查起诉制度也需要改革，这个阶段应该发挥真正的纠错功能，而不能只是对侦查笔录的确认。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既要监督侦查合法性，也要监督审判的公正性，而不能只是配合打击犯罪。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庭审的实质化问题，这也是司法改革的重点。我们现在很多案件，法官庭审决定不了，合议庭决定不了，要上审委会，还要向政法委汇报。后周永康时代，还在走行政干预的老路，司法怎么取得人民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