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最心痛的事情，莫过于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在自己的眼前。
那种全身都在战栗的无力感，芭芭拉体会过。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食品公司》
那本是一个阳光晴好的周末，芭芭拉和丈夫带着两岁半的儿子凯文外出郊游，途中，
芭芭拉用超市买来的牛肉给儿子做了汉堡吃。
没想到，孩子一吃完，就被送进了医院，上吐下泻、便中带血，严重到要做肾透析。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食品公司》
那可能是芭芭拉一生中最绝望的时刻——
在做肾透析期间，凯文被医生要求不能饮水。他睁着双眼，痛楚地向妈妈哀求，想喝一口水。
芭芭拉一边流泪，一边拿着浸满水的海绵，反复给奄奄一息的儿子擦拭着干裂的嘴唇。
12天后，凯文还是走了。一种新式病菌——
0157-H7型艾氏大肠杆菌
，要了他的命。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食品公司》
当芭芭拉得知病菌的源头就是
超市买来的加工牛肉时
，她的愤怒，已经完全超越了悲痛。
她发誓要讨回公道，去质问那些给超市与快餐店供应肉类的食品巨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小男孩凯文死亡的真正原因，也被这部触目惊心的纪录片——《食品公司》所揭露。
这是一部豆瓣评分高达8.6的纪录片，也曾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提名。在片中你会看到，
哪怕是在号称超级大国的美国，所谓“食品安全”，也极有可能是一堆易碎的泡沫。
就在这个月初，
美国刚刚发生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沙门氏菌牛肉召回事件”，
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发布“一级召回令”，召回了1200多万磅（约5485.4吨）被感染的牛肉。
当现实世界与影像世界重合，当现在与历史交叠，有一些真相，人们有权利且应该知晓。
凯文死后，芭芭拉加入了食品安全宣传战，她要代死去的儿子追问，
那一片片鲜嫩多汁的汉堡牛肉，在被吃掉以前，究竟经历了什么？
而它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牛的食物。
每当人们从超市上购买一件肉类商品，幻想中的围栏、绿油油的牧草、粮仓，甚至包括上世纪30年代风格的农舍，
其实都不存在。
在食品生产完全工业化的今天，人们所食用的牛肉根本不是来自于悠闲自得吃着青草的牛，
而是成千上万出生于逼仄饲养工厂的牛犊，那里的牛粪深及脚踝，苍蝇成群飞过。
为了更高效率地产出牛肉，食品供应巨头们则强行改变了牛的饮食方式，训练牛食用可以让它们长得更快、同时成本也更为低廉的玉米。
然而，牛的食谱里原没有这项谷物。
这样做，只是因为玉米受到政府补贴得以大量生产，售价比成本更低，因而被广泛使用。
事实上，除了牛的食谱里被强行加入了玉米，
鸡鸭猪乃至三文鱼都开始被训练着食用玉米。
在食品公司眼中，没有自然天性，唯有利益。
隐患与风险，也在盲目的逐利中悄悄埋藏。
爱荷华州立大学农作物利用研究中心的拉里·约翰逊教授通过研究发现，
常年被迫食用玉米的牛，变得难以抵抗新型大肠杆菌的侵袭。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探照灯打向牛胃，里面泛着脓液，“这里滋生了太多微生物和细菌”。
牛的胃部构造，本就是为了消化草而存在，大自然既然这样安排，必然有其道理。
约翰逊教授表示，只要让牛暂停5天玉米饲料而改换青草，就能从体内排出80%的新型大肠杆菌。
可惜，一个小小研究者的话，无人在意。
带有巨大感染风险的牛，依旧一头接一头地从环境恶劣的饲养工厂被送至屠宰厂。机器轰鸣声过后，出现在超市货架或快餐店菜单上。
最短时间生产最多产品，并将成本降至最低，
不仅体现在牛的养殖方式上，鸡也不例外。
现如今，一只鸡从开始饲养到宰杀，花费的时间仅是50年前的一半，可鸡的体型，却能长到以前的两倍大，尤其是“改良”后的鸡胸，长得更加“丰满”，以迎合人们对鸡胸肉的偏好。
随之而来的，是完全被视作产品的鸡拥挤在脏乱的鸡舍，过大的鸡胸令它无法正常站立。
没走几步，就因无法支撑自身重量而摔倒。
养殖它们的人，对鸡的死活并不关心。
掺杂着抗生素的玉米饲料被大量喂食给鸡，
这些人只需要确保，鸡在被宰杀之前还是活着的就行。
而从一出生就食用抗生素的鸡，也最终会将带有抗药性的细菌传染给人。这个逻辑与牛肉大同小异——
动物被迫作出的牺牲，被改变的天性，终将以更为惨烈的方式报复到人类自身。
随着食物生产链的源头被揭露，小男孩凯文死亡之谜也渐渐清晰
——每一家工业化的食品公司都漫不经心地做着自己的日常工作，将一件件看似精美的加工类食品送到人们身边，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攫取更多利润，却无视风险的一点点累积，最终导致了无辜生命的逝去。
而在凯文死亡之后，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却昭示着——这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
如果你去仔细研究相关报道，就会发现，凯文之死，不过是巨大安全隐患的一个缩影。
1993年，一名2岁儿童死于被污染的汉堡肉；
食品工业巨头所习惯的日常，不愿轻易改变的生产方式，
最终危害的，将是只能去超市买加工类食品或去快餐店吃汉堡的普通大多数。
尤其是那些常年依靠食品工业产物，而无力购买昂贵有机食材的工薪阶层，最容易受害。
片中出现的一个普通家庭，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是一个四口之家，做着货车司机工作的父亲与没有工作的母亲，养着一双十几岁的儿女。
在给孩子吃什么这个问题上，他们很一致。
“当你有1美元，当然是会给孩子买两个芝士汉堡吃，而不是买那些贵得要死的牛油果。”
收入一般的他们本应该感谢食品工业的发达，批量规模的生产链，让快餐类、加工类食品的价格不断降低。
但选择此类食品，在承担着某种细菌感染的风险之外，也意味着越来越肥胖的身躯，以及越来越糟糕的健康状态。
在美国，越是贫穷的人反而可能越是肥胖，这话并非空穴来风。这家人的父亲即是如此，因为
常年依赖价格低廉的快餐食品和超市里买来的加工类肉制品，他早早地患上了糖尿病。
大女儿黯然地说，自己很担心父亲的糖尿病，毕竟是家里的顶梁柱与唯一的收入来源，一旦父亲倒下，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
——因为没有钱，所以吃快餐食品，患上各种病症，从而需要花更多钱看病买药，结果医药费占了家庭开支的大半，于是更加没钱来买那些健康的有机食品以改善生活，垃圾食品，依旧与他们为伴。
更糟糕的是，这种现象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普遍。大女儿在参加课堂活动时，有老师对班级同学的家庭成员患糖尿病的情况进行调查。
在问到
“有多少人家里有一个患糖尿病的成员”
，所有人都举起了手。在问到“两个”乃至“三个”时，学生们举起的手仍没有放下。
这是一个典型的低收入社区，在这里，汉堡比新鲜蔬果更常见，糖尿病家家户户都有。
说起来确实很残酷，正是那些最穷的人，默默吞咽着食品工业产生的副作用。
你处于什么阶层，就注定了你吃什么。
而食品工业给人带来的伤害还不仅仅在于普通消费者，
被卷入其中的工人，同样如动物那般被冷漠对待，连基本权益都得不到保障。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食品公司》
这种天天与血肉荤腥打交道的重复性工作，经常由生活在底层的穷人甚至非法移民来做，在食品工业巨头眼中，这些人就是他们赚钱的机器，学历低，可替代性高，随时可以牺牲掉。
这些工人的健康状况并不容乐观，
许多人由于每天都做着处理肉类的工作而未得到及时的防护，皮肤多处被感染，连指甲都已脱落。
对于非法移民而言，最大的噩梦则是被移民局抓获。
神奇的是，移民局抓人的工作一直在进行，可从未影响过食品工业的正常运作。
纪录片中提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表示，某些食品巨头与移民局有协定，
会将抓捕的非法移民人数控制在一个比例，
既方便移民局完成抓人“KPI”，又不影响商业利益。
如此，一举两得，只有无权无势的工人成为牺牲品。他们的诉求与痛苦，又有谁在乎呢？
每当芭芭拉日益接近食品工业背后的内幕与真相，她就日益痛苦，可更让她痛苦的，是普通人在对抗巨头公司之时的无力与无奈。
她面向镜头，随口说出几个关键的职务和名字，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这里面的利益纠葛。
比如，在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农业部长一直由牛肉业派驻华盛顿的主要政客来担任。
而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某一届局长，曾经是全国食品加工业协会的副会长。
当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产生某种巧妙的重叠，我们知道，权力的天平极有可能发生倾斜。
纪录片中的一组数据似乎印证了这个令人担忧的事实——
1972年，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出面调查了50000起食品安全事件，到了2006年，被调查的事件数量下降为9164。
这种“巧合”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与政府权力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还让食品巨头公司能够得到某些特殊法案的庇护。
比如适用于13个州的《食品诋毁法案》规定，普通人不可随意批评食品公司所生产的产品是有问题的，除非你可以拿到切实的证据。
否则，将以诽谤罪被相关食品公司起诉。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食品公司》
知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莉，就曾因在节目上质疑食用牛肉可能增加患疯牛病的风险，开玩笑地说了一句“大家都别吃汉堡了”而被起诉。
虽然最终胜诉，但这也耗掉了她六年的诉讼时间与超过100万美元的诉讼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