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按：几年前，我还常常参加一些饭局，在饭局上，我津津乐道于民国的段子，这些段子，不入史学家的法眼，但是在饭桌上以助谈资，却是最合适不过。常常是我说的兴起，大家听得入神。这些段子未加考证，未加评论。未加考证的原因是个人觉得这些风传的段子里面，其实蕴含着某种时代的真精神，未加评论的原因是我期待大家在阅读时能共同思考，若有所得，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大致把这些段子分了一下类，今天继续推出第一部分：世风。
世风（二）
叶企孙的父亲叶景沄早年曾任北平清华学校国文教员。叶先生讲《项羽本纪》，有个学生不用心听讲。当时很多清华的学生看不起国文教员，一味地爱上英文课。叶先生大怒，喝令这个学生出去。这个学生不服处分，靠在墙上不肯出去。先生更加恼怒：“你在那里干什么？”那学生说：“我在这里坐壁上观。
1920年1月底，清华大学校长张煜全被迫辞职，外交部派了另外一名官僚罗忠诒做校长。学生事前派代表去“相面”，回校报告说这个新校长有肺病，从言谈举止不足胜任。学生会决定“拒罗”，动员全体学生每人写了一封信给罗忠诒，劝他不必来校。罗忠诒“校长”就这样在几百封信的敦促下，没有到校就“辞职”了。
陆小曼的前夫王赓，是美国西点军校第一位中国留学生。1920年和陆小曼结婚，仪式隆重，单说女傧相就有九名，除了曹汝霖的小姐、章宗祥的小姐、叶恭绰的小姐之外，还有英国小姐数字。徐志摩是王赓的好朋友，所以在婚礼上担任男傧相。王结婚后，仍然继续他的研究工作，手不释卷。而陆小曼则喜欢交友。其时徐志摩曾经和王夫妇一起去跳舞看戏、游山玩水。有时王赓不参加，还很客气地对徐志摩说：“志摩，我忙，请小曼陪你去玩吧！”1926年，王赓和陆小曼结束了六年的婚姻生活，各奔前程，而徐志摩则和陆小曼结婚，双双南返上海。
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决定在全国招收三十二名研究生。王力对国学研究素有兴趣，此前即有学术论着《老子研究》问世，因此决定报考。但是清华的招生简章规定报考的三个条件是：一、大学毕业生；二、曾在中学任教五年的教员；三、从名师研究有心得者，三者择一即可。但是王力一条也不符合。急中生智，他说自己师从章太炎，以此条件去报名，果然通过了。
孙中山在桂林筹划北伐时，伍廷芳因为有密事，让秘书起函稿，秘书以为伍廷芳与孙公同是民国元老，伍的年纪又大，首句就写：“中山仁兄大鉴。”伍廷芳见了，忙说不对，亲笔改为：“孙大总统钧鉴。”
1928年６月北伐结束后，冯玉祥到南京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有一次他应邀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通知上写明会议时间是下午３点。冯玉祥准时到达会场，可是会场上冷冷清清，他等了２个多小时，与会人员才陆陆续续到齐。当宣布开会后，只见桌子上放满了水果点心，与会人员一会儿吃水果，一会儿品点心，一会儿嗑瓜子，而对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或充耳不闻，或含糊敷衍，不知所云，后来则干脆丢开议题，大谈起不相干的社会新闻与吃喝玩乐来。这样松松垮垮拖了一个多小时，就宣布散了会。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讨论更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却花费了不少会务经费。
冯玉祥回到住处，对此事越想越生气，决定写一副对联对此官场腐败现象加以嘲讽警告。他挥笔写下一副正气凛然、义正词严的对联。文曰：
“三点钟开会，五点钟到齐，是否革命精神；半桌子点心，一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横额是：“官僚旧样”。
民国二十年五月，开国民会议于南京，蒋的主席报告，达数万言，颇为人所称道。该文为罗家伦所作。罗草是文时，居汤山一日，先由陈布雷代为搜集材料，亲送至汤山。陶希圣曾于社会与教育周刊为文讥讽：“使吾辈作文须如此排场，则必将饿死矣。”
据说在30年代的北大，某教师和某学生对一学术问题意见相反，互不相让，直到学期终了也没有争出结果来。不知是教授有意为难还是选择得意之点，反正考题正好出了这个问题，那个同学也不含糊，依然按照自己的观点作答。教授阅卷，也不含糊，判其不及格。按照规定，不及格下学期开学要补考，补考成绩按九折计算，所以补考试卷上照例盖一长条章，上写：“注意，六十分及格。”补考时，教授依样画葫芦，考题照旧，那个同学也是照答如旧，结果教授评分为60分，打九折，仍旧不及格。再补考，双方仍是原题原答案，评分仍是60分，但是这次算及格了，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补考的补考仍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了。
三四十年代北大有位教党义的先生，大名王宣。学校当局对于这一类的课当然要显示出极大的重视，所以这门课在备有二三百人座位的二院大礼堂上，但是学生们不买账，听课者寥寥无几。经常去听课的只有一个人，据说还是这位王先生的老乡，不好不去捧场。但是这位王宣教授很有“涵养”，只要有人在，不管人多少，他就可以对着空空的大礼堂开讲；如果连一个学生都没有，他就坐在讲台上等着下课钟声敲响后才走。他有一本点名册，照例上堂点名。一个学生可以代十个、二十个学生答“到”，凡有应“到”之声，即以到论，无应声者才算缺课。期末考试，学生蜂拥而至，坐满课堂，课分按“到”多少增减分数，不过凡有答卷的最少也有60分。
30年代，国立暨南大学改组，郑洪年重任校长，当年文学院西洋文学系主任是叶公超，梁实秋也在那里教书，新月社的一群几乎大半都在暨南担任教职。叶公超原来也想把徐志摩拉进去，但是郑洪年说：“徐志摩？此人品行不端！”此事最终未果。
“五四”以后，刘半农一心学术，少问世事，原来那股锐气，大家都以为没有了。大概是1932年或1933年，有一次办《世界日报》的成舍我对他说：“怎么老不给我们写文章？”刘答：“我写文章就骂人，你敢登吗？”成说：“你敢写我就敢登。”刘半农果真就写了一篇，名为《阿弥陀佛戴传贤》，讽刺考试院长戴传贤（季陶）只念佛不干事。《世界日报》收到，也不食言，就在第一版正中将此文发表了。戴传贤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于是将《世界日报》封门数天以作惩罚，但是对于刘半农，因为北大刺多扎手，戴传贤也无可奈何，只好放他一马。1934年，刘半农在西北考察染上回归热病死，主持《论语》月刊的林语堂送给刘半农的挽联中就有“此后谁赞阿弥陀佛，而今你逃狄克推多（即专制、独裁）”之语，说的就是刘半农骂戴一事。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平、津很快沦陷，华北危急。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便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商定在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并组成了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委，杨振声为秘书主任的临大筹备委员会，开始工作。9月10日，教育部又以部令正式宣布成立长沙临大。当时长沙男生住的四十九标营房是清末建筑，破旧潮湿，阴暗漏雨。长沙雨天又多，学生为了高枕无忧，便常常要在被子上蒙上块油布，枕畔支柄雨伞。据说学生刚搬进四十九标营房不久的一天上午，三位常委由秘书主任陪同巡视宿舍。蒋梦麟看到宿舍破败，设备简陋，认为这影响学生身心，不宜居住，表示不满。张伯苓认为国难方殷，国家困难，尚能维持学业已属难能可贵，还讲什么条件。梅贻琦是张伯苓的学生，不便表示态度。蒋梦麟看张答话，又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张伯苓也不推让：“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
1938年冬，为躲飞机，西南联大的教授有家者多移居昆明郊外，闻一多先生也举家前往昆明北郊陈家营。因为人多房少，华罗庚一家行动较晚，一时竟然走投无路，无处落身。这时闻一多先生便热情地让华一家与他们住在一起。房子本来便小，只能用帘子将闻家八口和华家六口隔开，就这样开始了对两家来说都是毕生难忘的隔帘而居的生活，也开始了两位所学不同的学者的特殊友谊。闻先生埋头搞“盘瓠”，华罗庚埋头搞素数，每天晚上在一个屋顶的两盏小油灯下，两位教授时常工作到深夜。后来，华罗庚曾写了这么四句诗，技术这段特殊生活：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后来闻一多为八口之家生活，挂牌治印，许多达官贵人送象牙来刻，闻一多不为金钱所动，一一退回，却悉心精刻了一枚图章赠给华罗庚。许多年以后，华罗庚仍珍藏着这枚图章，该章边款上刻着几行小字：“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赐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那年春节，在一户人家大门上，曾贴出这样的对联：只因介石未中正；非怪张生不学良，既嵌入蒋介石、张学良两人的名字，又含蓄地表达了对蒋介石的谴责。
苏青，是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也是一个大胆的女性解放主义者。她曾经给孔子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断句，标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时间石破天惊，引起极大轰动，赞誉者有之，痛骂者有之。苏青只轻轻移动了一个标点，却使一句话胜过一个女性解放的长篇宣言。
陈远敬启
发起本号最重要的初衷是为了交流，从即日起，本号将在评论区设置“我爱问陈远”栏目，在评论区留言注明“我爱问陈远”并提出您的问题，话题不一定局限于本文，也不一定局限于历史，我会在其中选择一个进行回答，不一定尽如人意，但保证诚意满满，期待诸位交流。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进入拍卖时光小店，您的每一次转发意味可以让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看到这篇小文。
